兩岸氣氛融冰，連大專院校也感受得到。報載，南部的私立和春技術學院將簡體字教學納入國文必修，而且這個創舉還頗獲同學歡迎，覺得受用。

有趣的是，當這則新聞被披露後，線上民調的正反意見差不多是五五波。此外，當記者問其他學校是否有意跟進時，學校之間的態度則顯得分歧。例如萬能科大、聯合大學是以「選修」形式開辦簡體字課程，其他如東海、交大則是認為只要有簡體字的閱讀經驗，便無必要開設課程。

歷史地看，我們對於學習簡體字的需求與依賴早就形成，但主要是與特定群體有關。我們看到，90年代的兩岸經貿、文教等交流活動的蓬勃，讓台商與大學生成為最先與簡體字接軌的兩群人。以台商為例，簡體字的熟悉，猶如台灣學童接觸ABC，不過是工具性的入門。至於長期目的，則是要使其營利企業能鑲嵌於當地環境。在這種情況下，台商的簡體字需求不但高，而且經常是以一種「無師自通」的方式獲得識字能力。

至於文教領域與簡體字的交會則更早發生。在戒嚴的80年代，許多「禁書」便是簡體字版，或是將簡體字改換成繁體字後再盜版發行。在那個年代，讀懂簡體字可以說是少數學院秀異者的特權。到了90年代，簡體字在大專院校則變得更為普及，一來因為原文書貴，二來中國中譯本幾乎應有盡有，故成為台灣學子的最愛。

以目前的環境來看，台灣對於簡體字的認字需求，應該是有增無減。只是在簡體字教學這個議題上，我們卻也看到一個有趣的校際差異：愈是技職體系大專院校，對於簡體字課程的需求便愈殷切。

之所以如此，合理解釋是，在80、90年代的簡體字初交會時期，技職體系與之聯繫薄弱，特別是沒有工具性的需要。例如，台商、台幹很少是學院培養出來的產物；再者，所謂簡體字禁書或中譯書的閱讀與流傳，也罕與他們有所牽連。也因此，技職體系學生對於簡體字的陌生與隔離程度相對較高。

真正重要的是，兩岸關係正出現新改變。過去的簡體字是由擁有經濟資本（台商）與文化資本（老大學）者所需要，但現在則出現了改變。例如技職體系的觀光休閒系所，簡體字的讀寫，已愈來愈可能成為他們求職履歷表的要件之一。因此，簡體字的普及化，並且向其他階層的擴散，已是不可避免。

綜合言之，簡體字是學定了，而且是愈來愈多人都得學，理由無他，因為工具價值愈來愈高。但至於是否列為學校課程？是否列為必修？或許得視各校情形不同，而因地制宜了。

「512」四川大地震激發台灣官民的善心善行，頗讓大陸官民震動，話說是感激，其實是感到幾分意外。倘若我們自己不健忘的話，也當記得最後一次西行救災係1992年安徽水淹時，慈濟人廣建房舍安置災民，招致此間「愛台」人士大聲誅討，結果連證嚴上人都得低頭，轉向他方做功德，當然，其他林林總總的善人、善團也視大陸人若棄民。當2001年長江中游發生特大洪水時，台灣人是鐵了心腸罔顧罔視。所以，事隔16年的今天，竟然重視良知良能，各方略無異詞，任誰都驚奇。

而驚奇中尤讓人驚喜的是，此番熱血還有理性的思辨、深度的自省，翹楚人物即年輕學者陳嘉銘，他揭櫫「公道援助」（Fair Air），指出四川地震非僅天災，也是人禍，因內陸是北京傾斜發展的政策犧牲者，其中下層更是吏治貪腐下豆腐渣工程的受害人；另一方面台灣得以仰仗巨額貿易順差，無非是從內陸農民出走到沿海打工的血汗貢獻，由於台商帶動發展，支撐了中共的統治，也把人民被剝削的慘況正當化了。

這位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的結論令動容：「台灣對中國中下層人民有一定的『公道援助』義務。這不是基於我們的人道情感，而是我們『虧欠』他們的。」

對中國大陸施予悲憐與照顧，稱為「人道援助」，實在不足以凸顯台灣以德報怨、仇將恩報的嶔錡胸懷，乃今竟有台灣人不自認為委屈，還自認為理虧，顛倒講台灣有義務補償所欠等云，這是極荒謬、極危險的言論，不能不予駁斥。

須知，台灣與中國的貿易盈虧形成一面倒，哪能說台灣仰賴中國呢？類此的台日貿易，難道是日本仰賴台灣嗎？上世紀末學界一度流行依賴論，指謂貿易赤字的國家依賴貿易黑字的國家，因為貿易係自由選擇對手，要是雙邊買賣而輸錢，即表示有求於人，非他不可，此即依賴的意義，絕不能反過來說，賺錢的依賴輸錢的，從結構看，兩岸貿易造成台灣年賺4、5百億美元，主要是台商投資大陸，帶動了出口，出給大陸生產設備及關鍵零組件，從而利用其廉價的勞動力及原料進行加工製造，將成品銷往美國及全世界，終而累積中國1兆5千億的外匯存底，這種三角貿易清清楚楚呈現台灣倘得利，是助益中國得大利，誰又欠誰？

倘若算政治帳，是則中國自千島湖事件以後犯行累累不一而足；文攻武嚇再加外交封鎖，又是誰欠誰了？今逢四川地震，台人第一秒鐘即捐出5億人民幣，傲視海內外，而不念舊惡更遠逾金錢的意義，欲求公道，該向北京當局求。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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