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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8-06-16》 |
| 本期內容 | |
| ◎世界傳真：讓子女學好英文 南韓家庭分隔兩地 | |
| ◎四海同心 從同志開始同理心 | |
| 世界傳真：讓子女學好英文 南韓家庭分隔兩地 | |
| 譯寫■葉興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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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台灣家庭為了讓子女有更好的成長環境，由母親帶子女移民到美國、加拿大等外國，父親則留在台灣打拚，每年出國探親的時間只有兩、三次。南韓家庭為了讓子女學好英文，也出現類似台灣家庭成員分隔兩地的情況，而且人數不斷上升。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由於不滿南韓僵化的教育體系，愈來愈多南韓家長希望幫子女取得競爭優勢，由母親帶著子女到紐西蘭、美國等英語系國家留學幾年，以讓子女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父親則留在南韓工作，這些家庭被稱作「候鳥」（wild geese，原意野雁），根據統計，目前有4萬多名南韓學童與母親住在海外。 這是南韓家庭首度因為子女教育問題，而出現家庭成員分隔兩地的情況，與過去父親暫時赴海外工作、母親和子女留在國內，扭曲婚姻關係和儒家倫常的情況相異。為了維持兩個家庭的開銷，不少南韓家庭已經千金散盡，因為陪伴子女赴海外留學的母親，基於簽證問題，無法在當地工作。 根據南韓教育發展中心的數據，2006年有2萬9,511名小學到中學學生赴海外留學，為2004年的近一倍，為2000年的近7倍，這些數據不包括跟隨父母赴海外工作或移民的學童，這些家長有不少也是基於子女教育因素而離開南韓。 而根據美國和紐西蘭政府的統計，美國的海外留學生中，南韓學生人數居第一，超過10萬3千人，紐西蘭的海外中，南韓學生人數居第二多，僅次於中國學生。然而，與其他海外留學生不同的是，南韓學生多半在小學階段就赴海外留學，認為愈小學英文愈好。 去年有6,579名南韓學童在紐西蘭留學的中小學就讀，佔海外留學生人數的38％。16個月前，帶兩個兒子來到奧克蘭就讀瑞穆拉小學的母親金順伊表示：「我們討論送小孩到紐西蘭留學，已經討論了兩年，最後才下定決心，這不是做不做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做，我們知道必須在某個時間點做這件事。」 送子女赴海外求學的家長，一開始都算很有錢，而且多半會送子女到美國，但最近幾年，愈來愈多南韓中產階級家庭送子女到費用較便宜的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等國家。時間較多且較為富裕，每年能赴海外探親的南韓父親被稱作「老鷹父親」（eagle father），沒錢又沒時間赴海外探親的南韓父親則被稱作「企鵝父親」（penguin father）。 這種現象已衍生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引發南韓總統李明博的關切，他最近表示將聘請1萬名英語教師。李明博指出：「這是個史無前例的現象，南韓是全球唯一擁有如此現象的國家，讓人感到相當遺憾。」 南韓學生經常在國際性學科測驗中名列前茅，但學生的不快樂，也使教育的財務成本和心理成本大幅增加，這也是南韓出生率低的原因；去年南韓的出生率僅1.26，為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 南韓家長表示，南韓學校不僅沒有教好學生英文，也沒教好全球化時代必需的關鍵能力，例如創意思考。很多南韓人認為法，南韓經濟在歷經數十年的高成長後，現在已經開始放緩，而且還被中國和日本等經濟大國夾殺。 這批海外留學生可能要等幾年以後才會返回南韓，因為他們多半是在小學階段就出國留學。但在2000年初，很多南韓學生是在中學階段出國留學，且多半改善了英文成績，最後順利就讀美國或其他英語系國家的大學。對有些南韓留學生而言，他們到海外留學幾年，只是為了就讀南韓一流大學而做準備，如位於首爾的延世大學，開始提供更多英語授課課程。 對紐西蘭公立中小學而言，南韓學生是他們重要的經費來源，海外學生就讀紐西蘭公立中小學每年的費用為8千7百美元。經濟上的好處有助於化解紐西蘭人對龐大亞洲移民的憎恨，這些亞洲移民已重塑奧克蘭市的面貌，並且讓若干郊區的房價大漲。 金順伊表示，她相信兒子若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可提高他們就讀南韓菁英中學的機會，最後更能就讀首爾一流的大學，她先生朴日梁畢業於知名度不高的南韓某大學，使他的就業過程很不順遂。 在來到奧克蘭之前，金順伊夫婦曾讓10歲的大兒子朴俊成上課後的英語補習班，也讓8歲的小兒子朴俊宇上英語教學的幼稚園，住同棟公寓的家長經常會聊到子女的教育問題。 即便如此，金順伊兩個兒子的英語進步幅度有限，他們還聘請英語家教。金順伊表示：「我們不認為補習班會教好英文，不送兒子出國留學，我們又很不安心，因為其他家長都這麼做。」 金順伊的兩個兒子在最近的一個下午，從客廳的百葉窗瞥看鄰居的小男孩普來斯是否到室外玩耍，他們一下子就光著腳，拿著樂高生化戰士衝到外面。 金順伊很高興兒子能順利融入社區和學校的生活，而且可以用英語交談，但她擔心小兒子的韓文很破，很可能形成韓國認同危機。在英語和韓文之間求取適當的平衡，在兩兄弟回到南韓時非常重要，因為要擠進南韓一流學校，競爭相當激烈。 梨花女子大學（Ehwa womans University）教授吳郁惠表示，南韓婦女的社會地位提高和經濟大權增加，加快了這股「候鳥」移民潮。保守派人士抨擊這群候鳥媽媽執著於子女的教育，卻冒著摧毀婚姻的風險，他們表示，這些婦女的真正用意是儘可能遠離自己的婆婆。 這些候鳥媽媽表示，她們是東亞最偉大母親孟子之母的現代接班人，孟母經過三遷之後，才為孟子找到適當的教育環境，這個故事廣為南韓、日本和中國社會熟知。 近兩年前與兩個小孩來到奧克蘭的家長張素晶表示：「我不知道為何孟母受到尊敬，我們卻被罵得要死，我們來到紐西蘭，用意與孟母三遷相同。」張素晶6歲女兒艾咪的英語能力已大幅改善，目前的月讀能力已達到八年級水準。 張素晶的先生朴凱文並不完全相信家人分隔兩地所帶來的好處，他是勉為其難的同意妻子帶兩個小孩到紐西蘭留學，並且前後去了兩次。在妻子和小孩前往紐西蘭後，擔任工程師的朴凱文搬進南韓人稱之為officetel的大樓，大樓裡的房間可用作辦公室或公寓，聽到候鳥父親在獨居後容易放縱自己，他戒了酒。朴凱文在首爾接受訪問時表示：「我很孤獨，想念我的家人，家人應該住在一起。」 教育專家和心理學家表示，夫婦分隔兩地多年，不僅扭曲婚姻關係，也會傷害父親的角色，而父親向來是南韓儒家文化的重心，若干分隔兩地的夫妻甚至有了外遇，有些婚姻最後以離婚收場。 研究候鳥家庭的延世大學心理學教授崔陽石表示：「即便出現了問題，很多夫婦也基於小孩的教育而選擇忽視。」 攜子到紐西蘭留學的朴珍媛說，她與擔任眼科醫生的先生金允石的感情變得更緊密，因為他們已經分隔兩地長達4年半，每次團圓就像是度蜜月。 朴珍媛表示，她每天與先生用電話聊幾個小時，但一雙兒女從未要求與父親講話，先生也從未要求與兒女講話。朴珍媛表示：「也許我們是個奇怪的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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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四海同心 從同志開始同理心 | |
| ■建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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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想從教育這個遠一點的項目說起。每當我們說世風日下或國人觀念有待改進這類對社會失望的言語時，教育一直都是深受期待的解藥。確實如此，有很多好的理念、觀念，都試圖透過座談、研習、演講這類活動來傳播，特別是比社會教育更早紮根的國民義務教育，更是各方倡議團體想要接觸的對象。 作為受社會歧視的族群之一，同志族群也有許多心聲想傳達給教育現場的人知道。遠一點像葉永鋕事件；近一點的，比方性少數討論區常常提到的，女同志T不接受裙裝，或老師不以為意地透露同性交往的情事給家人知道等等，都是同志學生有苦難言的巨大困擾。在互不理解的情況下，學生輕則對師長口出惡言，重則自我放棄、成為問題青少年。很多老師大概很難想像，在看似稀鬆平常的叛逆行為背後，在被簡化成所謂的不乖、壞學生的背後，會隱藏著這樣的原因。 類似這樣不易從表面查覺的逾矩因素，不只同志會有，其他不同的身分背景亦同。就我接觸過的幾位優秀老師，他們在談班級經營時，不約而同地有個心得：碰到學生拒不配合或屢勸不聽時，往往存在著不欲人知或難以表達的主客觀因素；每每在循循善誘、抽絲剝繭之後，都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比方有的憂心家裡經濟狀況而變得易怒，有的怕被歸類成智能不足而拒寫功課（當事人覺得寫不好比不寫更糟糕），林林總總原因不盡相同，可能是社經弱勢，也可能是社會污名。 解決這些問題的前提是，教師願意接受「潛伏原因很可能是學生失序關鍵」的概念；願意「暫時」放下對秩序、規定的要求，花時間去磨合。但如果教師對於上課就是要講這類常規，有著天經地義不可侵犯的絕對堅持時，事情往往就很難處理了。當然，在台灣，這對一般老師並不容易，甚至，即便是具有弱勢身分的老師也不容易。 簡單地說，如果班級經營問題傾向為個人設想，或者換句常見的話說，傾向人權立場，那對性少數、對任何少數族群都有利，很多事情也不必花太多工夫去爭一個正當性，比方老師可不可以把同志學生的戀情告訴家人──有些老師大概很難想像這個問題可以嚴重到逼當事人去死的程度。我身邊的教師朋友，如果是平時就傾向尊重學生的，遇到同志學生或同性戀情也不會特別在意，反過來說，如果一個老師連異性戀學生的戀情都趕盡殺絕，那他在學校碰到同志愛侶時，免不了要扮演一下白蛇傳裡的法海和尚。 包括教育現場的處理方向在內，普遍的人權思想基礎，在任何場域，對每一種弱勢的發展都有好處，且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日本同志運動者元滿真紀說：「在日本民主社會同性戀是不可能遭受嚴厲攻擊，因為那會被視為違反人權而受人唾棄。」這話說得不錯，難怪日本把性少數問題搬上檯面談的時候，不管醫生律師或政治人物，幫助的力道都似乎比台灣強很多；甚至在沒有特別為性少數制定反歧視法律的狀況下，用普遍的勞動法律就能為相關的職場歧視受害者平反。同樣情形在其他弱勢的身上更是如此，否則《讀賣新聞》不會以全版專欄詳細介紹台灣的樂生療養院。 然而，在台灣，人權兩字似乎是票房毒藥，常常會有人說台灣就是太講人權了以致於如何如何。你很難直接以「這是他個人權利」來為當事人爭取某種尊重，往往要加上一堆理由跟說明才能獲得些許空間，即便對質疑者提出各種證明也不見得被認同。 面對這種困境，筆者對於性少數及各種弱勢有個建議，一個比什麼透過教育來改變觀念還要老套10倍的好建議：從自己做起，從自己開始提升國內的人權思想水準。畢竟少數族群在自己的弱勢身分之外，往往身兼其他相對上的強勢地位，有許多推己及人的機會。 今年，日本同志團體出了一本書《Coming-Out Letters」，顧名思義，是許多同志對於出櫃問題的書信集，不少人看了之後衍生許多心得，其中網友、同時也是在日韓國人的yejin，寫了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話：「說到身為社會少數族群的掙扎，我發現很多關於在日韓國人的挑戰與問題與此類似，因此對他們產生深刻的同情。」這段話的背景是因為日本人甚至韓國人都看不起韓裔日本人，他們有的甚至隱去韓國名字，處境和有著出櫃問題的同志類似。 雖然這是在日韓國人看同志的例子，但反過來說，同志也可以從自己熟悉的處境開始，如性的污名也好、疾病的污名也好，去洞察其他人的委屈。與其等待主流族群改風易俗，不如弱勢族群先帶頭做起，不但容易得多，也理應如此。 再者，熟知其他弱勢的處境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就是爭取平權時，能夠從各種立場切入，把問題一般化，不被誤解成自己過度敏感。如先前立報的投書「台灣歧視廣告猖獗」中，對於歧視廣告問題，能舉出同志、新移民、原住民等不同弱勢的案例，並舉出包納這三者以上的國外媒體法規及本國傳播學者的見解。如此一來，在任何一種弱勢的要求就不會被孤立，不致於被個體化、被形容成超出常理的特殊要求，而能產生一種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強烈正當性。 當然，最好的狀況還是，主流族群能主動地為同志想想。舉個最近的反例：房貸政策相對上優惠兼具異性戀、已婚、會生小孩這三種身分的人。先不說單身比夫妻更不利的問題；同志既要面對社會歧視帶來的心理壓力，又要承受福利政策上的差別待遇，簡直就是「人財兩失」。行行好，主事者就算不懂什麼出櫃，也該知道年輕人財務負擔的困難吧？所以啊，同理心，雖是每個人對教育都有的一種憧憬、對孩子都有的期許，卻不知被多少大人遺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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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長期徵稿啟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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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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