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政黨輪替迄今，景氣走疲困境益發嚴重。固然停滯性通膨問題國際皆然，不獨台灣，但各國政府卻也都沒有理由坐困愁城，必須盡可能用所有的政策工具減緩民生痛苦、甚至縮短衰退週期。

從「九萬兆」政權上台後，國內最有意義的政治辯論，恐怕也是環繞在如何抗通膨與衰退。國民黨政府的立場很清楚，透過擴大內需的公共投資彌補民間投資的不足，進而帶動就業機會，並對已受損的民間購買力予以支持。

相反地，民進黨提出的對案則是退稅於民。其理由在於，台灣的擴大內需向來與政治綁樁牽扯不清，若計入中間的回扣陋習，則每百元的擴大內需金額大約僅剩7成能夠落實。更何況，先前報載各縣市政府提報的擴大內需項目被詬病者眾，如果把錢花在不該花的地方，倒不如直接退稅給民眾，訴諸私人自行消費的方式還來得妥當。

究竟是公共投資優先？還是退稅於民？無疑是個嚴肅的財政爭議，在政策優先性上究竟孰優孰劣？其實相關研究也莫衷一是。原則上，偏好公共投資優先者，大多傾向凱因斯主義，並將財政工具視為調節投資與消費失衡的重要手段；惟至198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抬頭，視財政干預為市場扭曲，故退稅一方面節制了政府的干預程度與範圍，另一方面則寄望藉退稅手段讓個人能在市場自行消費。

依我們之見，在台灣的脈絡下，擴大內需絕難如凱因斯主義學理般地完美，其理由業已經民進黨做過充分闡述。但幸運的是，我們逐漸對此有所警覺，倘若內部治理如現之立院、之後的監察院，以及外部公民團體與媒體能廣泛地參與監督，則現實與學理的差距似有可能進一步縮小，也未嘗不是台灣民主再次深化的契機。

相較之下，新自由主義的退稅於民主張，則有不小的後遺症。首先，當弱勢民眾在衰退期間拿到退稅稅款後，往往會有較強烈的儲蓄或償債動機，故實際用於消費的比例不但難測，甚至可能與活絡民間消費的預期相左。畢竟政府預算有執行強制力，私人消費則否。其次，政府的財政手段無論是擴大內需或補貼，若處理得當尚有扶助弱勢的再分配功能，但退稅則難以顧及公平性問題。也因此，政府保留賦稅籌碼針對標的群體補貼，應是較理想的狀況。第三，除非是超徵或盈餘，否則退稅的正當性都不大，反而惡化赤字。雷根執政時期減、退稅所造成的鉅額財政赤字，堪為殷鑑。

承上分析，我們認為退稅固然易於理解，但效果容易適得其反。我們樂見民進黨提出有意義的對案進行政策辯論，然若能堅守反對黨角色，嚴厲監督、審查擴大內需的用途，則更恰如其份，也助益於台灣民主。

故事是這樣說的：台中市經發處長黃晴曉出差喝花酒，經媒體披露後照例喊冤，然而「證據確鑿」，辯無可辯，本該下台道歉，就此結束。怎料，市長胡志強力挺下屬查明真相，才發現有徵信社設局偷拍，而委託人是國內某知名建設公司高層。頓時，官員自稱是受傷的小蝦米；徵信業者聲稱拿錢辦事，反嗆官員不檢點；建設公司高層則立刻辭職，公司極力撇清，甚至揚言提告回擊。

一場各說各話、各懷鬼胎的典型羅生門戲碼真實上演，果然引人入勝，已在各大報連載一週有餘。故事要能成局，必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這則新聞一直被當成只是充滿腥羶色的陳腔濫調而已，足見土地、房地產的開發案中，黑影幢幢，有力人士威脅利誘，一般民眾似乎司空見慣，即使政府官員淪為「受害者」亦不足為奇。

土地炒作的利益驚人，是龐大過剩資本的去處，而且又常涉及地目變更或開發政策影響，因此常有官商勾結、利益分配的爭議，連政府官員都不免受害，小市民更是血淚斑斑。當某處地價大漲，蓋起富麗堂皇的豪宅華廈之時，背後總有相似的故事，豪宅林立，意謂著這是個大欺小、強凌弱的血淚城市。

《中庸》有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即表示越處於幽暗隱微之中，越要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在獨處時，更加要謹言慎行，小心行事。看來，台中市經發處長也同民進黨執行「去中國化」得非常成功，將這些話完全拋到腦後，更進一步把台灣的酒家文化發揚光大，一「攤」喝完又一「攤」，據說現在還有「房間版」的影像未曝光，即使被「設局」，也是情何以堪啊？

台灣人對政府官員──特別是男性官員──的容忍度超高，從早年許信良說「沒上過酒家的不算男人」，和張俊雄的雙人枕頭，結果太太出來下跪道歉，到後來立院三寶的乳房工具說等等，無一不是嚴重缺乏性別意識的言行，但我們卻一再包容。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大庭廣眾下都如此肆無忌憚了，出了國，進了包廂，當然更加放浪形骸，有心人士要設圈套，才會易如反掌。

因土地開發利益委託徵信社設局偷拍的幕後「藏鏡人」固然可惡，但官員涉足不良場所而惹出事端已非第一回了，新政府要給人新氣象，不能只靠馬總統一人的不沾鍋形象，該讓「君子慎獨」成為官員的共同價值。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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