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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8-07-01》 |
| 本期內容 | |
| ◎環境前線：讓NGO成為社會常態性部門 | |
| ◎論糧食安全 | |
| ◎甘蔗田變國家公園 佛州大手筆購地復育 | |
| 環境前線：讓NGO成為社會常態性部門 | |
| ■陳威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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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來，台灣社會存在著詭譎多變的氛圍。早先，人們以為隨著政治制度的改革、言論空間的開放，社會議題的空間就會變大、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廣度及頻率會增加，社會運動連同著政治（民主）運動一齊發展，將開出芬芳的花蕊。台灣人迎接著政治改革運動的高峰，並樂見其成於政黨輪替的到來，以為老朽僵化的國民黨被輪替，將能帶來重大進步：包括從上而下的政策翻轉，抑或人民得以由下而上地掌握更多決策權。 然而，有識者早已嗅出夾雜在人民奮起芬芳中的「異味」，民進黨對於社會議題的許多承諾後來都跳票了，這時另外一種聲音出現：民進黨收割了社會運動的果實、阻擋了運動的發展。但，現實真能如此簡單地理解嗎？是否民進黨下台，社會運動就會自然地蓬勃而穩健發展？ 為了釐清這些觀點，綠盟接連舉辦兩場演講：「環運在中國：不可能的任務？！」、「環運在台灣：未竟的使命？！」；分別藉由外國人士綠色和平中國分部的盧思騁分析該國環運狀況，以及本國人士地球公民的李根政分享自身觀察，勾勒出台灣環境運動的圖像與處境。這樣的課題看似稍嫌大膽，況且，誰又能夠自稱為環保運動代言人呢？綠盟並非不自量力的團體，更非要評斷環運的成敗，反而希望藉此大膽的企圖與假設，引來更豐富的對話與思考，進而找到繼續前進的「方向感」。 台灣社會的環境問題 中國和台灣兩個社會毋寧是無法比較的，雙方的歷史、社會等等條件不同，無法置於同一個槓桿上衡量；從綠色和平項目總監（campaign director）盧思騁對中國現況的報告中，可以了解其身處的「位置」，也能對照思索台灣環運的處境。 盧思騁說，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空氣、食物、水」的安全，這讓人不禁想起早年台灣的鎘米、戴奧辛、綠牡犡、飲用含砷井水以致引起烏腳病等污染事件，而今，台灣的食物空氣水雖不是全然沒有問題，甚且有些仍隱身在非媒體焦點的其他城鎮或光鮮亮麗的產業下，但至少整體水準有提升，沒有繼續惡化下去。 舉例而言，台北河邊垃圾山的移除、台灣垃圾處理方式的改變等，至少使居住環境撐起還過得去的外觀；但台灣的產業轉型則仍處於十字路口，工業重鎮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依舊影響著人們的生活。這當中指出的是環保運動的普世價值：人類發展的模式難道只能複製西方的工業文明？然後當未開發的社會成為已開發的國家後，再把害人的廢料轉載到開發中或未開發地區？我們不禁要自省，若台商的高污染產業外移可算是印證的話，那台灣的民間與官方應該盡到怎樣的國際責任？ 但，若單純地將中國視為未開發國家、而台灣為已開發國家，我們豈不「輸人忝忝」（thiam-thiam）？中國官方已成立台灣團體要求已久的環境部，其立法部門也已通過幾項連台灣都未有的法，如環境訊息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等。相對於民主社會眾多利益團體等等糾葛，要在中國訂法顯然容易許多，只要獲得中央同意；然而，「執行面」才最需要檢驗。 在台灣，同樣有「執行面」的問題，於今各團體主張的幾些理念，甚且拆解「經濟發展與環保衝突」的良方，已然藏在2002年的環境基本法中。第一章第三條寫道：「基於國家長期利益，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均應兼顧環境保護；但，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應環境保護優先。」也許你仍以中國是專制國家而為「法」的不被彰顯找到藉口；那麼，試問民主台灣，除了人民對法的觀念仍嫌不足的老生常談，是否有其他因素得以解釋「法」依舊不被重視而遭冰封的境遇？ 與企業談判及商業邏輯戰術 這兩年來，綠盟與台灣環境行動網以及綠色和平中國分部合作，促使宏碁對外承諾禁用比歐盟清潔指令RoHS更多項的有毒事業廢棄物，這當中運用的戰術是進入企業的形象與市場之爭的邏輯裡頭，因為事先知道與宏碁競爭的其他大廠已準備轉向，所以拉A打B得以奏效。 但我們也別妄自菲薄，這類的國際大廠在台灣雖然比較少，絢麗的跨國行動因此較為稀少，而許多與官方周旋的戰術，如以垃圾掩埋場來打焚化爐，再以垃圾分類來打垃圾掩埋，推到「垃圾處理最好不要經過化學變化，燃燒的過程將產生原本並沒有的有毒物質；因此垃圾掩埋是比焚化爐好的作法，但是若垃圾能完全分類，則能達到零廢棄」等等，我們也成功地阻擋許多不必要的焚化爐興建，並引導出更妥善的垃圾處理方向。 但是，綠色和平帶來一個啟發：把交手對象直接轉向企業、並且視自己為經濟發展的事主之一，而不再只是單向地面對政府。李根政也提供直接到台塑林園三輕廠溝通協調的經驗，這是目前台灣較罕見的行動。當民間團體與企業實體均向政府部份施壓，究竟誰的力量較大？誰的社會關係較雄厚？當環保團體亦自稱不是反商、反經濟，而是對永續經濟發展的追求，那麼，是否有更進一步展開與企業談判對話的可能？否則，以「國家」利益作為緩衝的前提、寄望政治領袖的友善發言，但選舉鋒頭的「流行」一過，翻臉不認人的戲碼將又不斷上演。 複合性的群眾及組織拓展 也許過去那風起雲湧的街頭運動時代，當社會的矛盾夠大，國家壓迫愈趨明顯，「群眾」不需被組織就能形成力量，待時機成熟，群眾就會自主地出現。然而至今，隨著政治民主運動的推衍，「群眾」被導引到政治部門、議題愈來愈分殊化，環保運動團體的社會影響力是否存續，顯然要被無情地檢視著。 綠盟2005年曾至韓國做環保團交流，當時雙方互相介紹團體時，擁有多少「會員」是必要的開場白內容，象徵著該團體是否有獨立自主的經濟力以及具體的群眾實力；盧思騁說中國本土的NGO猶無法令可募款招募會員，綠色和平的會員招募也只在香港；準此，台灣的「社會原野」能夠合法馳騁，現在不奔，另待何時？ 讓NGO成為社會的常態性部門 所謂「民主制度」，在實行人民權利時是透過「代議制度」，但當「代議制度」遇到「文化性」的難解問題，比如民代淪為花費大量精力從事「紅白帖」的「走攤」，其對於議題推動，又往往侷限於有政治發展的可能性，於是，更多無形細瑣的環境文化及民生議題，豈不又要被打入冷宮？ 事實上，環保團體正是一個人民可信任委託的部門，並且多年來一直在從事這樣的工作。早期台灣的環保工作者多是醫生、律師、老師，在心有餘且力足的狀況下，充滿熱誠地投入社會運動，造就了一般人對社運工作是「義工」的刻板印象，有些甚至拿著社會運動累積的資源及個人光環而直接參與政治，也讓一般人對於環保團體缺乏信心。這些基於當時代背景的投入和付出，為台灣帶來許多改變，卻也因為內部組織層面不夠健全的緣故，往往造成工作者在短時間過度消耗，又加上NGO猶非一般人認可的常態性部門，親友不了解這個工作性質，燃燒熱情就顯得有限，更造成傳承斷層的問題，也讓事工的成果無法累積，人民對於環保團體的樣貌無法清楚敘述，當然難以將NGO視為一個「正常頭路」。 回溯文章伊始所提，台灣是否存在著好的社運發展要件？若有，恐怕不能寄望於已下台的「收割社運的民進黨」之創造性空間；「法」為何冰封不動？企業談判無法展開的盲點又在哪？這些問題在在點出，目前環保團體缺乏強大的群眾基礎與社會力，甚至是一個可持續性發展的團體。 正如李根政的結語所言：「捐款，捐款是現在見到人就講的事。」的確如此。既非偷拐搶騙，而是行大路做正事，要有影響力就要有健全的組織，要有好的監督及持續的議題推動需要穩定組織及行政團團隊。不妨從現在開始，開始走向群眾，到公園、到車站以各種方式開始募款，讓社會明瞭環保團體存在的意義，並從中尋得支持以邁向經濟獨立，使NGO成為社會裡的一個常態部門，具有社會公信力的團體才得以持續地推動讓國家資源可以做出對弱勢階級及環境比較友善的分配。 當有一天台灣社會不只是由認同某個人的名字來認識環境議題及運動，而是開始認同某個招牌和團體所做的行動時，那時候芬芳的花朵才正要開出來。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執行秘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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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論糧食安全 | |
| ■倪世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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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起，北美養蜂場開始報告他們的蜂群不是減少了就是死掉了，科學家至今仍解不開當中緣由。對千年以來依靠蜂群在花際間飛舞受粉的農民而言，這的確是件恐怖的消息，某些開花植物只要不授粉，就不會開花結果，農民就無果可收，糧價就會飆漲，對民眾與國家而言，糧食安全在21世紀已經成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1996年11月，世界糧食會議（World Food Summit)在義大利羅馬聯合國糧農組織總部舉行。會中通過《世界糧食安全羅馬宣言》，宣言中界定的「糧食安全」是每個人在任何時候都擁有獲得充足食物和享有免於饑餓的基本權利，人人有權獲得安全而富有營養的糧食。但在當前生質能源當道、氣候變化引發的糧食減產的大環境下，糧食危機有增無減。回顧過去50餘年來，農業生產體系約略出現以下幾個重要的變化： 一、農業生產的集約化與產出的集中化，大農場的興起，農僱工大量出現取代了小農帶來農業生產關係的轉變，大規模農場的出現對水資源的需求加深，同時化肥的大量使用更帶來環境污染問題，這同時也帶來更多能源的投入。 二、農產品的商品化造成過多資源的投入。對農產品的過度包裝將增加紙類與塑膠類的消耗，此種商業化的行為大量增加，給予大型農企業向上向下擴張生產鏈的空間。 三、接續第二點，商品化的農業著重產銷體系的流通與整合。不僅是農產品運輸距離的加大增加能源的耗損，大型超市、賣場也日漸取代傳統市場的角色，增加資本對農業產銷甚至生產面的的控制。 四、已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人均所得的提高亦改變了飲食習慣。首先是對肉類消費的增加、穀類消費的下降。但在企業化肉品生產下，無論是家畜還是家禽，都消費更多以穀類為基礎的飼料，無形中消費了更多的穀類，也讓穀類價格不斷上漲。因此形成世界上有一群人營養過剩需要減重，另一群人卻因購買力不足而營養不良的狀況。 針對糧食安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在1980年代即已提出他的看法：我們不能只將問題放在如何食物獲取（availability）上，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是如何接近並使用（access）食物。如果銀兩足夠，的確可以買到各式各樣新奇的食品，Sen的觀點是，獲取食物不是只有金錢那麼簡單而已，這同時還是政治問題。比如說，遭遇美國禁運的古巴民眾，在艱困的1990年代初期，就難以擁有足夠的糧食維持健康；開放外國米糧與蔬菜進口將打擊國內的農產品生產；商業性作物的種植將排擠傳統糧食的生產與供應；更不消說，所得分配不均對社會底層民眾飲食的影響。最後，英國劍橋大學研究人員Polly J. Ericksen認為糧食安全還必須加入運用（utilization）層面。基本上可獲得層面包括糧食的生產、分配與交易；接近與使用層面包括民眾的支付能力、糧食的配置以及社會習俗的偏好；運用層面則包含食品的營養價值、社會價值以及食品安全問題。 如以地方性的自產自銷體系與商業生產在各方面比較，都顯示出不同的特性。比如說在食物獲取的生產與分配層面，地方性的產量也許較少，售價也較高，但卻可能較為環保，並耗費較少的資源生產與運送，但進口糧食則擁有價格較低的優勢，因此連結到第二個層面上，進口糧食反而是一般民眾較消費得起的糧食，且透過超市系統便利都市民眾的消費。因此，在當前農業跨國化之下，農業在地化經營是具備一些優勢，我們也必須權衡當中的得與失。透過下圖我們大致上可以理解是否存在在地化農業對糧食安全地具體影響。 因此，在顧及糧食安全問題時，也必須將糧食市場地全球化此一基本現實納入考量，在大力倡導地方農業的同時，也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配套，比如說維持一個所得平均的社會，才較能消費得起在地生產的糧食，同時政府也須更賣力的維持合理的農產價格，才得以平衡消費者與在地生產者之間的利益，讓在地農業能夠生存，方能達成糧食安全。 （政治大學政治所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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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甘蔗田變國家公園 佛州大手筆購地復育 | |
| 編譯■劉仲恩、陳維婷 審校■蔡麗伶、禾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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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佛羅里達州州長與美國糖業公司日前聯手一項重大保育購地計畫：全美最大的蔗糖製造商「美國糖業」以17億5千萬美元的代價，將292平方英里的土地釋出，以供佛州政府復育大沼澤（Everglades）。 這項購地案讓佛州政府買下歐克秋比湖（Lake Okeechobee）以南的土地，而該處正是溼地生態系的中心。這個案子的談判仍持續進行中，官員希望在年底可以正式達成協議。一旦計畫生效，美國糖業公司在完全搬遷之前，仍保有其中18萬7千畝地為期6年的使用權。 這新聞為佛州一項氣候變遷會議揭開了序幕。 南佛州水利區（SFWMD）希望能夠得到其中18萬7千畝農地，這是奧蘭多市（Orlando）面積的3倍大。這些土地將讓歐克秋比湖與大沼澤重新連結，連結用的水利設施也能同時保護附近的河川與河口生態。 美國糖業的總裁布克（Robert Buker）承認，該公司在大沼澤區的產業讓州政府近年的保育工作遭受某種程度的阻礙。除了土地之外，佛州政府也將接收該公司的其他財產，包括兩百英里長的鐵路、一座新式的製造工廠、糖廠和果汁廠。 大沼澤是一條淺緩的沼澤河流，曾經有1萬1千平方英里大，在一個世紀之前，凱西米河（Kissimmee River）流入了歐克秋比湖，然後從佛羅里達灣出海。大沼澤在1934年成為保育區，這個美國最大的亞熱帶生態系涵蓋各種不同的棲地，包括廣大的鋸齒草原（sawgrass）、溼地、針葉林與紅樹林，許多珍貴的動植物都棲息於此，包括佛羅里達美洲豹（Florida panther）、美洲鱷（American crocodile）、凱鹿（Key deer）等。 因為都市與農業開發，原屬於大沼澤地的溼地有35％消失，加上水流被取做農業灌溉，其餘的溼地也逐漸乾涸，或被農業廢水嚴重污染。再加上這些溼地排水後也提供開發與防洪等用途，以致於今天大沼澤僅剩下一百年前的一半面積。之前一直不斷有各種保育行動，希望將蔗田恢復成溼地與河道，這項購地計畫提供了一劑強心針，希望有朝一日能讓沼澤地的水流乾乾淨淨地往南注入佛羅里達灣。 水利官員表示，依照聯邦政府30年期的大沼澤復育計畫與佛州的北大沼澤計畫，復育更多大沼澤農業用地，能夠保護歐克秋比湖與周圍的聖露西河與Caloosahatchee河。這項購地案將會大幅增加儲水能力，減少當歐克秋比湖高水位時的有害排放。它也能夠增加乾旱時期的潔淨供水，在豐水年經由更大的儲水能力保護生態系統。 購地案也能防止一年上萬噸的磷排放，以前磷被用作糖業生產的肥料，每年的排放超過承載量的20倍，危及當地的野生動物。磷能夠改變水的化學成分且毀滅微生物生態，而微生物是許多水生動物的食物，這些生物的數量也因此下降。大沼澤區90％的涉禽類已經消失，另外有68種動植物已經瀕危或是受威脅。 購地案之後，水利機關再也不用為了供水，將水從農業區打回歐克秋比湖。今年主管機關為了維持湖水的品質，即使面臨水資源短缺，也決定不這麼做。 此案也提供了一個儲水的備案，減輕了整修胡佛壩（Herbert Hoover Dike）所造成的供水壓力。 對於這項佛州史上最大規模的保育購地行動，環保團體自然雀躍不已，州長克里斯特（Charlie Christ）也感到相當自豪，認為「重要性可比美當年黃石成為全美第一個國家公園」。 （綜合參考路透社、衛報、ENS）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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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長期徵稿啟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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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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