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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暖化，經濟與道德的兩難
▌文／布魯姆（John Broome）
▌翻譯／鍾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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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氣候變遷，我們應該怎麼做？這是一個道德問題。科學（包括經濟學在內）能協助我們找出氣候變遷的成因與影響，也能協助我們發掘因應氣候變遷的辦法。不過關於我們「應該」怎麼做，卻是道德問題。
不是所有與「應該」有關的問題，全都關乎道德，舉例來說，「你應該怎麼經營一家高爾夫球俱樂部？」就不是道德問題。但氣候問題攸關道德，因為任何經過深思熟慮的答案，都得考慮到不同人們之間的利益衝突。如果這個世界真的要對氣候變遷做些什麼，有些人（主要是目前富裕的一代）就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免未來的世代可能得悲慘的在一個更熱的世界中求生存。而當利益發生衝突時，關於「應該」的問題一向攸關道德。
氣候變遷引發了若干道德問題。當未來世代擁有的物質生活可能比我們更多時，生存在今日的我們，應該如何評估他們的福祉？許多活著的人以及其他未出世的人，可能死於氣候變遷的效應，每一樁死亡都同樣不幸嗎？所有的死亡事件加總起來又有多麼不幸？許多人可能在孕育後代之前就面臨死亡，所以原本可能出世的孩子將因為氣候變遷而無緣來到人間，這些孩子的消失是件壞事嗎？富人是否因為排放溫室氣體，而對世界的窮人造成不公？氣候變遷造成世界性大災難的機會雖然微小卻真實，我們應該如何因應？
許多道德問題單憑常識就能解決，不太需要動用到複雜的哲學。每個人多少都有能力面對氣候變遷所引發的道德問題，舉例來說，幾乎任何人都會認同這項基本的道德原則（只有少數人例外）：我們不應為了個人利益，而做出傷害他人的行為。沒錯，傷害他人有時是無法避免的，有時也可能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意外造成傷害，但每當你造成了傷害，通常都應該補償受害者。
他人受害，你也有責任
氣候變遷將造成傷害。熱浪、風暴和水災會造成許多人死亡，同時傷害其他人；熱帶疾病疫區會因為氣候變暖而擴大，奪去更多人命；降雨模式改變將造成有些地區的糧食與安全飲用水的短缺；海平面上升與其他因氣候而引發的壓力，將造成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使得許多人變得貧窮。目前，很少有專家能提出明確的預測數字，但我們根據統計數字已看得出，氣候變遷可能造成多大規模的傷害。據估計，2003年發生在歐洲的熱浪，奪去了3萬5000條人命；1998年中國的水災使2億4000萬人生活不便。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早在2000年，氣候變遷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數，就已經超過了15萬。
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斷排放溫室氣體，開車、用電，購買任何在製造和運輸過程中會消耗能量的物品，這些活動都會製造溫室氣體，導致氣候變遷。這麼說來，我們每一個人都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在傷害他人。也許此時此刻，我們無能為力，甚至在過去，我們根本毫無意識，但是根據我剛才提出的基本道德原則，我們應該試著停止這件事，並且補償我們所傷害的人。
關於氣候變遷我們應該做什麼，絕不只是利益與成本之間的權衡（雖然這也是其中一部份），相同的原則也告訴我們，假設你打算和朋友宴客到天明，這會使得鄰居徹夜無法入眠，就算你計算自己和朋友所得到的利益，大於鄰居所受的傷害，也並不表示你應該舉辦派對。又例如，有個工業計畫可在不久的未來帶來利益，但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卻會危害數十年之後的人們，同樣基於利益大於成本的假設，也不表示這個計畫就應該進行，的確，這在道德上可能是錯的，獲益的人不應該把成本強加在未受益的人身上。
衡量成本與效益
關於應該如何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雖然衡量成本與效益無法徹底解答，但仍不失為解答的重要一部份。為了減緩氣候變遷所花的成本，就是現代人為了減少溫室氣體所做的犧牲，我們必須少去旅行，讓房子更能隔熱；我們必須少吃一點肉，生活少一點浪費。效益則是未來的人類會有較好的生活，不必因為土地沙漠化而吃那麼多苦頭，也不會因為海平面上升而失去家園，或承受那麼多的洪水、饑荒及大自然的貧瘠。
把某些人的利益與其他人的成本放在一起比較，是一項道德議題。但減緩氣候變遷的成本與效益，卻常常以經濟學的術語呈現，而且經濟學能提供有效的方法，權衡複雜狀況下的成本與效益，因此，經濟學在這裡可以為倫理學效勞。
成本效益經濟學的道德基礎，最近出現在一份重大報告中，那就是英國財政部的史登（Nicholas Stern）與同事合著的《論氣候變遷經濟學之史登評論》（簡稱《史登報告》）。《史登報告》把重心放在成本與效益的比較，並於結論中指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帶來的效益，遠大於除去這些氣體所花的成本。史登的報告引發經濟學家強烈的反應，原因有二：第一，部份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結論不該以道德前提做為基礎；第二，這項評論主張立即採取強烈的行動，控制排放，但其他的經濟學研究，好比美國耶魯大學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的報告，卻認為如此急迫的行動並非必要。
這兩項爭議是彼此相關的。史登與諾德豪斯的結論之所以不同，從道德基礎上來看，主要是因為史登的「折現率」較低。一般來說，經濟學家認為商品的價值在未來會比現在低，也就是說，他們會對未來商品的價值打折。不僅如此，商品可取得的時間離現在越遠，這項商品的現值就會打折得越厲害，折現率所測量的是商品現值隨時間降低的速度。諾德豪斯設定的折現率約為每年6%；史登為每年1.4%。結果，舉例來說，在一世紀之後價格一兆美元的商品，史登所認定的現值是2470億美元，但以諾德豪斯的標準來看，在2108年價格一兆美元的相同商品，在今天只價值25億美元。因此，對於發生在100年後的成本與效益，史登所認定的現值幾乎是諾德豪斯的100倍。
這兩位經濟學家對折現率的不同見解，足以解釋兩人結論的差異。為了控制氣候變遷而投注的成本，大多會發生在不遠的將來，所以當代的人必須犧牲部份的消費，但所帶來的效益卻大多會發生在一、兩百年之後。由於史登對這些效益所認定的現值比諾德豪斯來得高，因此他認為目前應該花在氣候變遷上的成本，也高於諾德豪斯的判斷。
窮人與富人的競爭
到底為什麼要把未來的商品折現呢？我們所討論的商品，是人們消費的商品或服務，例如自行車、食物、銀行服務等。在大多數有關氣候變遷的預期場景中，世界經濟都會繼續成長，因此平均而言，未來的人們會擁有比現在更多的商品。而你擁有的商品越多，未來商品的價值就越低，因此就經濟學來說，對未來商品打折似乎相當合理。一個房子裡有一間衛浴，對生活會是重大的改善；擁有第二間衛浴雖然不錯，但對生活的影響已經不是那麼大，經濟學家如此形容：商品的「邊際效應會遞減」。
不過，還有另一個純粹道德上的理由，使得較富有的人所擁有的商品價值打了折扣。根據一種名為「優先主義」的道德理論，相同的效益（我指的是個人福祉的增加）發生在富人身上所具有的社會價值，會比在窮人身上低，優先主義認為窮人應具有優先權。然而根據另一種名為「功利主義」的道德理論，效益不論發生在誰身上，都具有一樣的價值，社會應該單純追求人類總福祉的最大值，而無需顧慮福祉在人口當中的分佈狀況。
那麼折現率應該設為多少？隨著時間越來越久遠，在未來擁有商品的價值也跟著遞減，但影響價值遞減速度的因素是什麼？首先，是一些非道德因素，其中包括經濟成長率，一般而言，這項因素可測出未來的人們比今日優渥多少，也因此可測出今日人們多得到一項物質商品所增加的幸福感，會比未來人們得到同樣商品時高出多少。高經濟成長率所造成的折現率是比較高的。
折現率也受道德因素影響。相較於我們自己現在的福祉，對於未來那些更富有的人們的福祉，我們該認定有多少的價值？假設優先主義是對的，未來人們福祉的價值就會比我們現在的低，因為未來的人會比我們更為優渥。但假設功利主義是對的，未來人們福祉的價值會和我們現在的一樣。因此優先主義下的折現率相對而言較高；功利主義較低。
優先主義與功利主義之間的爭端，讓事情產生一種奇怪、甚至可說是強烈的變化。有關不平等的爭議，原本大多發生在比較富有的人之間──他們會思考自己應該犧牲些什麼，以補償相對貧窮的人。但是當我們在顧慮後代時，所想的卻是我們這些比較貧窮的人，應該為富有的後代犧牲些什麼。通常，優先主義對已開發國家的要求會大於功利主義，但在本文的例子中，優先主義的要求卻比較低。
還有另一項道德因素會影響折現率。有些哲學家認為，我們應該花比較多的心思關心近代未來的人，而不是關心遙遠未來的人，因為兩者與我們之間的時間距離不同。如果這些哲學家是對的，那麼未來福祉單只因為它發生在未來，就應該打折扣了。這種理論稱為「純折現」，意味著100年後10歲孩童的死亡，比不上今天10歲孩童的死亡來得重要。相反的看法則是，我們應該採取時間上的中立，傷害發生的時刻並不會影響傷害本身的價值。純折現之下的折現率較高；時間中立之下的折現率較低。
為了找出正確的折現率，經濟學家至少必須回答兩個道德問題。我們應該接受哪一個：優先主義或功利主義？以及，我們應該採取純折現或是時間中立？
這些問題牽涉的不是基本道德，而是道德哲學裡艱深的議題。道德哲學家在處理這類問題時，會結合嚴格的分析論證與道德直覺的感受。道德哲學裡的論證很少能提出定論，原因之一在於每個人的直覺都不太一樣。身為哲學家，我只能盡其所能地判辨事實，並且提出最好的論證來支撐我的判斷。受限於篇幅所致，我無法列出所有的論證，但我的結論是，優先主義是一種誤解，而且我們應該採取時間中立。想了解更多細節，請參考拙作《權衡財貨》（Weighing Goods）第10章，及《權衡生活》（Weighing Lives）4.3章。
道德高、效率低？
史登也得出一樣的道德結論，而既然兩者都擁有較低的折現率，綜合史登的經濟模型後，得出1.4%的折現率，接著他便提出這樣的實用結論：全世界必須趕快採取強烈的措施，控制氣候變遷。
持反對意見的經濟學家並不否認，史登依據他的道德立場確實會得出這樣的實際結論，他們反對的是他的道德立場。大部份反對者偏好的折現率都比史登的高，但他們卻拒絕提出自己的道德立場。就像我剛剛解釋的，正確的折現率有賴於道德考量，那麼經濟學家既不採取道德立場，又如何得出他們的折現率？
他們的做法是由貨幣市場取得較高的折現率，也就是人們把未來貨幣折為現金，或把現金換成未來貨幣的市場。他們把貨幣市場的利率拿來做為自己的利率，這怎麼合理化呢？
首先，有些價值取決於人們的喜好，這確實可透過市場機制得出。蘋果與柳橙的相對價值由口味決定，並且透過水果市場決定出來。不過，蘋果與柳橙對未來世代的福祉有何價值，卻不是由口味來決定，而是一種道德判斷。
因此，貨幣市場能夠揭露人們對於未來福祉價值的道德判斷嗎？我深感懷疑。證據顯示，當人們借貸時，常常比較重視自己現在的福祉而不是未來的福祉。但大部份人應該不至於愚蠢到認為，老年時的福祉價值比不上年輕時的價值。反之，我們的行為不過反映了我們迫不及待想要現在就享受，這種心情勝過了我們對未來生活的價值判斷。而不可避免的，這種迫不及待的心情，也會勝過任何以未來世代福祉為重的高尚論證。
但為了論證之故，姑且假設人們的市場行為可真實反映他們的價值判斷，但如此一來，經濟學家又如何一方面宣稱道德中立，另一方面卻從市場借用折現率呢？他們這麼做的基礎，據稱是民主，其實就是把道德判斷交付大眾，而非自己決定。批判史登的這些經濟學家主張高度民主，他們控訴史登過於自大，把個人的道德理念強加在他人身上。
他們誤解民主了。民主需要辯論與深思，而不僅是投票。經濟學家──即使是史登，都不能把個人理念加在任何人身上。他們能做的只有建議，以及為自己的建議辯論。正確的折現率需要複雜的理論來決定，而我們這些社會大眾，在缺少專家建議的狀況下並無法達成這件事。經濟學家在民主過程裡的角色，就是提出那樣的理論。他們應該提出個人最棒的建議，並為這些建議做出最佳論證，樂意為了個人結論裡的道德基礎而與他人辯論。然後，我們這些社會大眾才能在專家的協助之下，做出我們自己的決定。少了他們的協助，我們就只能在缺少訊息的狀況下，做出幾乎毫無價值可言的選擇。
一旦經由民主過程做出決定，社會就能行動了。這並非經濟學家的工作，他們的建議只是過程的一部份，而非結果。真正的自大，是自以為是民主過程的最終仲裁者。
決定折現率的過程裡，少不了道德思考。而且氣候變遷還引發了其他許多的道德議題。所提到的災難後果，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項。我們應該犧牲些什麼來減緩氣候變遷？這是極需要道德參與才能做出的決定。氣候變遷的倫理學就和氣候變遷的科學一樣困難，有待解決之處仍然很多。我們所面對的不只是科學問題，還有道德議題，而我們必須努力去面對解決。
（本文原載於科學人2008年第77期7月號）
| ▌科學小視窗
▌北極今夏可能無冰
▌文╱科科報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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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科學家預言，受到全球暖化影響，今年夏天北極冰層可能完全融解，船隻將可自由通行，此奇景將是人類有史以來首見。
美國國家冰雪中心研究員Mark Serreze對媒體說，幾年前科學家還認為，北極點夏季無冰要到2050或2100年時才會發生，沒想到來得這麼快，「從科學角度來看，北極只是一個點，但這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北極應該是冰天雪地而非汪洋一片。」
有科學家憂心當地生態會有改變、北極熊將無立足之地。不過也有人認為，北極冰層消失也會帶來好處，例如縮短北太平洋與北大西洋間航程、油田、天然氣田和漁場也將更容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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