腸病毒病例已經超過衛生署長所設定的馬奇諾防線，而逾3百例。對此，中研院院士何曼德批評國內竟在10年內無任何疫苗的進展，簡直是「羞恥」。然而，疫苗究竟是否為腸病毒的最佳處理方式，或許還有討論空間。

歷史地看，疫苗的問世可謂公共衛生防疫的大進展，但與此同時，反疫苗陣營的集結、質疑卻也始終未絕。何院士認為腸病毒疫苗可以「先求有，再求好」，但實際上反疫苗人士亙古不變的質疑也在此：「任何新疫苗潛在的風險如何被消弭？」我們不認為腸病毒疫苗可以免於同樣的質疑，並且「先求有，再求好」所傳遞的公共意象，恐怕反而強化反疫苗人士的原先疑慮。

正因新疫苗的應用總伴隨風險疑慮的質疑與公共說服的必要，故歷史上的疫苗從研發到應用之所以會有時間差，也就不難理解。

國衛院臨床研究組主任蘇益仁其實也點出了類似的癥結：歐美並無腸病毒事例，而台灣腸病毒71型在10年前有較多病例，但之後卻幾乎都只有零星個案，連最基本的臨床實驗人數都不夠。若然，則腸病毒疫苗的公共說服將更憑添難度。連臨床實驗人數都不夠的疫苗，一旦付諸全面施打，難免會有「白老鼠」的爭議。畢竟疫苗是施打在健康者，而非病患的身上。

再者，疫苗之所以必須，前提之一是在於具有「公共效益」，故疫苗的研發與全面強制注射的執行遂被視為重要配套。據此，正當化疫苗公衛效果而必須全面強制注射的說法，係基於某種功利主義的預設，即傳染性疾病不只是病人的健康受害，也讓其他的健康者暴露在被傳染的風險之下，引導出施打的強制性。

腸病毒是傳染性疾病固無殆言，但除此之外，略多於3百例的病例數是否構成全面強制施打的正當性？以後果論，腸病毒雖有傳染性，但病例數如此之「少」（當然，這並不意味每個生命的獨特性與神聖性因此「犧牲有理」）。但除非疫苗強制注射的既有公衛倫理預設發生改變，而捨棄傳統的功利主義哲學，否則這樣的全面強制是否逾越所謂「比例原則」，而形成機關槍打鳥？不無疑問。

倘若腸病毒疫苗的全面強制施打爭議無可避免，則退而求其次，或許我們該從今年的腸病毒憾事裡得到教訓，尤其醫療照護的基礎設施已經徹底暴露了它的不足，例如兒科病床的嚴重短缺與忽視，以致於轉院過程的延宕犧牲了原本有機會被挽救的生命。或許相較於疫苗的可預見爭議，醫療照護的基礎設施如何完備，恐怕是短期立即可為之事，而重點僅在於主事者是否有足夠、堅強的政治意志補漏罷了。

報載，上海最大的台灣水果進口商「吉谷食品」在虧損近1億新台幣後，決定退出市場。至此，3年前國共論壇所促成的來滬台灣水果進口商已全部陣亡。

事實上，本欄早已指出，由於保鮮手段與方式闕如，台灣水果難以出遠門，即使近如大陸，也必須預留採後20天的存放期，否則水份多、甜度高、表皮多微生物的熱帶水果絕無可能成為貿易商品。而今不幸言中，殊非什麼真知灼見，凡做過水果生意的人皆無不知，又何以有台商竟在大陸做起這種不可能的生意呢？只能說，許是半路出家的外行人，信把政治當經濟，宜其大虧倒閉；也有另一種可能，他們可是有能力把政治兌現為經濟，在商行之外，卻在官府之內，享盡3年補貼，期滿就走避，而非倒閉。

再如廈門為台灣水果進大陸的轉運中心，特別明顯是賺共產黨的錢，一則該地人口不夠多，再則風土也跟台灣差不多，根本不是台灣水果的市場，上海、北京才是，兩地直放貨櫃就得了，何勞先登廈再陸運北送，運費騰貴不說，沿途冷藏大成問題，似此偏離行業常識的謬舉，註定把水果登陸的一線生機都爛掉，徒讓冒牌的台灣水果在廈門濫竽充數了。

上海方面傳出台灣水果退出市場的消息，在知情人士聽來，一點都不意外，甚至對於同一消息指稱廈門因而成為進口台灣水果的最大集散地一節，也深表懷疑。

必須刨根問，3年來台灣究竟出了多少水果到大陸？此一究詰的答案決非引據海關統計就可取信於人，因為這邊出口照例是草草驗貨放行，那邊進口係免稅免檢，也不會嚴加盤查，倒是涉及統戰目的，檯面下有補貼，以致摻水造假的情事肯定層出不窮，所以水果貿易實況如何，毋寧要回看島內水果價格有無明顯提升。如大家所感覺，或說沒感覺的，這3年果價沒啥變動，以台灣這麼蕞爾大的果園及其產量，只要一種果品出口10貨櫃，即150公噸，勢必驚動全盤果價行情，何以3年來無風無浪呢？分明是出口寥少，假使不是沒有的話。像現在正值盛產期，理當是熱銷時，怎麼上海進口商不趁當令撈上一票，反而收手撤市呢？旁證了從來就沒什麼買賣。

竟有這麼大的騙局？若謂予不信，那就麻煩尊駕移步廈門，檢視那座90天完工，號稱最大的台灣水果倉庫，幾時進來幾多的台灣水果？哈！見鬼嘍！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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