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與教育電子報第二期─智邦公益電子報─台灣最大公益電子報發行中心

「傳媒與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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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25／報主．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本期內容：
‧新聞公評人不死，只是凋零？／胡元輝
‧郭力昕：電視媒體儘是媚俗，何不看公視／張春炎
‧921經驗　廣播社會功能大／嚴玉霜

新聞公評人不死，只是凋零？／胡元輝

新聞公評人( news ombudsman )制度近來再度受到台灣傳播界的重視，對於關心台灣媒體改革的人而言，此一發展當然是件好事。不過，知情者均明瞭，這件好事並非源自新聞界的自省，而是來自正在研擬中的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

　　受到若干媒改與公民團體的督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目前已於通傳法草案中規定，製播新聞之頻道事業「應設置公評人制度，獨立受理視聽眾有關播送內容正確、平衡及品味之申訴及調查，並提出建議與回應，定期向該事業董事會及主管機關提出具體報告，該報告應列為公開資訊。」此項規定若獲通過，不僅牽動國內媒體生態，亦成世界首例，允值關注。

　　其實，全球建置新聞公評人的媒體並不多見，廣電媒體設立公評人者更屬鳳毛麟角。以各國新聞公評人所組成的協會ONO(Organization of News Ombudsmen)為例，屬於電子媒體的會員亦僅美國、加拿大、澳洲、哥倫比亞、丹麥、愛沙尼亞、瑞典等國之十餘個媒體而已。

　　精神源自瑞典，制度發端於日本，卻在美國發展較為興盛的新聞公評人制度，的確從一開始就是新聞自律的途徑之一。包括新聞評議機制、新聞產製規範以及新聞從業人員的在職教育訓練等，都是媒體主被動追求自律的產物。但是，新聞公評人具有其它自律機制所不及的功能，加上許多受到肯定的質報，如美國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與英國衛報等均採納此項制度，因此，亟待「撥亂反正」的台灣媒體生態，確有予以重視及研究的必要。

　　有意思的是，新聞公評人在各國的發展正出現新的轉折點。更精確的說，乃是面臨重大的挑戰。它的挑戰主要來自兩處，其一為媒體經營環境的惡化，其二為數位傳播科技的衝擊。ONO月前（5月28－31日）召開的年度研討會，正充分反映了全球新聞公評人對兩大挑戰的憂思與回應。

　　這項研討會的舉辦地點別具意義地選在新聞公評人的發源地－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主題也意味深長的設定為「新聞公評人的現在與未來」（The News Ombudsman today and tomorrow），在在印證公評人制度已邁入新階段。對有意建立此一機制的台灣而言，相關討論委實具有參考價值。而ONO也將此一研討會的書面報告與影像紀錄完整置於其官網(http://www.newsombudsmen.org/conf.html)，便利有心人士使用。

　　根據ONO及研討會所提供的資料顯示，全球目前約有100位新聞公評人，其中美國占了34位，大部份是報紙所聘，僅美國公共電視PBS、公共廣播電台NPR、體育電視台ESPN及位於羅德島的地方電視台WJAR－TV等四家設置公評人。就全球新聞媒體總數而言，100人當然是極小的數目，即使就美國來說，34位公評人在大約1500家日報，以及數千個全國性與地方性電視台與廣播電台中，亦只是滄海一栗。

　　不幸的是，一些地區的新聞公評人數量猶在萎縮之中。再以美國為例，幾年前尚有40個新聞機構聘請公評人，去年卻有4家報紙取消此一建制，主要理由就是預算的考慮。其實，設置新聞公評人所需經費不可謂多，但是在報紙經營益形艱困的情況下，報社還是把節約的腦筋動到公評人頭上。

　　不僅經營環境對新聞公評人形成衝擊，數位化的新聞環境亦使公評人的功能與價值變得模糊。到底新興媒體如網路、手機等，需不需要公評人？特別是在新聞製作者與消費者已不再涇渭分明，人人可以是記者，新聞形成於分享的時代，原本作為閱聽眾與新聞工作者橋樑的公評人，如今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對此，ONO在今年研討會中有相當份量的討論。來自美國愛荷華大學的教授Jane Singer認為，當快速變遷的媒體地景面對透明度、倫理與使用者關係等課題時，反而提供公評人肥沃的土壤。然而，協助傳統媒體轉型的瑞典專家Joakim Jardenberg則請大家重新考慮公評人的工作內涵，甚至放棄使用公評人此一名稱。Jardenberg認為，閱聽眾與新聞工作者間的距離已經瓦解，所有人都生活在群眾（the crowd）之中，因此，公評人必須讓自己成為「社群經理人」（community manager），而且扮演「內部傳道人」（internal evangelist）的角色，鼓舞新聞工作者加入與其工作有關的各種對話（conversation）。

　　許多人或許不知，除了報紙、電視或廣播電台會設立新聞公評人，全球已有網站加入建置公評人的行列。巴西的iG（Internet Group）與UOL（Universe online）是開先鋒的兩例。而全球第一個純網站的新聞公評人，也就是iG的Mario Vitor Santos，此次亦特別受邀於ONO年度研討會中報告他的獨特經驗。

　　去年（2007）6月正式擔任iG網站公評人的Santos，事實上曾任巴西報紙的公評人。因此，公評人角色對他而言雖不陌生，但是網站公評人則是初體驗。有意思的是，在他以「新媒體與新方法」為題的報告中，竟然開宗明義就自陳：「作為iG的公評人，我並無機會運用任何真正的新方法。…我在iG所作的，就如同我學習自『老』媒體的作法。」

　　儘管如此，Santos還是在他的報告中分析了屬於網路的特殊生態。基於新聞原理的共通性，他認為公評人的工作在網路世界或許比傳統媒體還要有價值。甚至就商業目的而言，公評人還可以被視為網站品牌策略的一環。自稱適應現職並不容易的Santos，並在結論中以面對新環境的恐龍自喻，雖然常常感到困惑，卻又相信吾道不孤，充分顯露出一個開拓者的心靈處境。

　　觀諸全球形勢，新聞公評人確實已處於發展新階段，無論是經濟環境的壓力，或是數位傳播的衝擊，都使公評人制度必須重新定位其功能與價值。但是，屬於公評人的好消息同樣存在。ONO的主席Pam Platt便指出，「在世界上自由媒體開始施展身手的部分地區，公評人制度正在成長。」

　　確乎如此，中、東歐原為共黨統治的國家，民主化後已成為發展公評人的潛力地區，例如愛沙尼亞政府去年即為其公共電視及公共廣播電台創設公評人。美國NPR的公評人Alicia Shepard亦指出，非洲的媒體集團Nation Media Group，正計畫在它位於肯亞、坦桑尼亞、烏干達和兩個東非國家的報紙建置公評人。足見公評人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媒體民主化的表徵。

　　從某個角度而言，台灣仍處於民主鞏固的階段，許多成熟的媒體自律機制猶付諸闕如；但台灣在民主上的快速發展，又早已使媒體的自由度位居世界前茅，遠非東歐、非洲等地區可比。面對公評人制度的變局，美國Fort Worth Star-Telegram的公評人David House堅定主張：「欲終結公評人的人並不瞭解此一角色的價值，…在搶救（新聞）信譽上，與讀者認真周到的對話從未像此時般重要。」究竟公評人制度是否為台灣現階段媒體改革的有效藥方，我們即使不必遽下斷語，卻不能不瞭解此一制度的國際動態，並以之作為思考與運用的基點。

郭力昕：電視媒體儘是媚俗，何不看公視／張春炎

自從新政府上路以來，面臨外界諸多期待與檢驗。行政院內閣針對油價問題，引發各方討論。然而在5月28日臨時提早宣布油價上漲，受到各方撻伐。有趣的是，素以砲火強烈著名的各個政論節目媒體名嘴，紛紛捨棄藍綠立場，對於政府的油價施政提出嚴厲的批評。

　　文茜小妹大（第976集）受邀來賓沈富雄對此現象，指出：「聽說每個談話節目，罵越兇收視率越高……….。」主持人陳文茜微笑回應：「這是一個媚俗的問題。」

　　上述對話內容正可以作為一個具體例子，引人進一步思考，何以長期受到學者、媒體改革團體批評，被指為政治偏見製造者的政論節目，公然違反媒體專業，卻還能夠長期存在、收視長紅？長久以來政論節目問題的癥結，又跟陳文茜所謂的「政論節目的媚俗問題」有何干係？

　　
政論節目的理想與現實

　　1990年代開始，談話性及叩應節目在美國成為政治傳播新媒介。最初，傳播界將政論節目定位為一個公共論壇的媒體空間，藉由深入、多元的受邀來賓（包括專家、學者、政治人物、民眾）對談，使閱聽眾可以透過這類節目，對於討論的議題「一窺究竟」，獲得較為深入、客觀且全面的訊息知識；晚近在科技與傳播技術的進步下，更透過Call-in、簡訊傳送等方式，使閱聽眾得以加入議題討論，表達自己的意見、抒發自己的心情，讓平凡人也得以和專家、學者空中接觸；更重要的是，實現民眾媒體近用（access）的傳播權，以及民主對話的精神。

然而，過去對談話性節目所抱持的理想，落在現實上，卻面臨了諸多挑戰。過去國內外學者專家，觀察政論節目所牽涉的相關問題包括：

一、深度喪失：電視上的談話節目，基本上是以娛樂的形式出現，因此往往會使得深度容易喪失。

二、利益導向：政論節目提供舞台，給於政治人物來「表演」，兩者一搭一唱，政治人物贏得曝光率、電視台則獲得收視率上升和廣告收益。

三、Call-in互動換得節目民粹化：為了能夠吸引觀眾call-in和收視，主持人和而對談話節目製作單位便製作接近大眾興趣的議題以及內容，如此也使得節目變得更為民粹。

四、議題製造對立：在議題上，不強調公正客觀與平衡報導，主要功能僅止於娛樂性與說服力。爭議議題的設定或討論對話的方式，甚至被視為是製造社會衝突對立，而有「社會亂源」的封號。

五、政治議題娛樂化：以記者為主要來賓評論時事的談話性節目，無法促進健康的政治辯論，反而讓政治成為娛樂事業，製造了更多的混亂。

競逐收視率　政論節目媚俗

　　觀察國內既有的各大談話節目，如大話新聞、2100全民開講等等，都不同程度的反應出上述的問題。最為人詬病的部分，便是在節目內容上呈現高度的政黨偏頗。既有研究指出，台灣政論節目往往從主持人到來賓，從討論議題到發言，在在都呈現明顯的政黨傾向。長期對國內傳播生態有深入觀察的政治大學廣電系郭力昕老師指出：「特別是主持人或來賓以國、台語的使用，表現藍綠對立的政黨傾向，不論是被視為簡化粗鄙的台語論述或者流暢、看似具邏輯的偽理性的國語論述，都讓本應是多元、理性的節目對話，輕易成為意識形態的鬥爭場所。」

　　有趣的是儘管諸多人士都對於政論節目的亂象深表不滿，各大新聞頻道的談話性節目依然存在，偏執政治立場的複製者依然以名嘴之姿出入各談話節目，仍然以違背政治專業，與出賣媒體倫理餵養其荷包。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答案也許在「利益」二字上，特別是以收視率作為象徵的利益。世新大學傳播管理系教授林富美便發現：政論節目的公共論壇期望，在收視率為目的的壓力下，為應付整周多天開播的產製壓力，主題便多數追逐當天發燒新聞，並且為了養成收視群的持續收視習慣，在節目的製作方面，往往以強化論述文本之衝突、懸疑、語不驚人死不休、詼諧逗趣等元素作為「必勝」絕技，卻也使得政論節目逐漸失去了它應有的公共論壇功能。

　　而受邀來賓則透過主持人編派發言與交叉論述的引導，使得參與電視談話性節目的「名嘴」，即便不是主動，也很難不被動配合製作單位的「企製」(企劃製作)，說特定立場的收視群眾想聽的話、罵特定立場想要罵的事、宣洩特定群眾想要宣洩的情緒。

輕鬆看待名嘴的謾罵與挑激　發揮阿Q精神

　　同樣的邏輯，當油價、物價上漲，民眾心中不滿，對市場敏銳的電視台及名嘴們，當然也就不分藍綠，全體激憤，為民眾出一口氣，以贏得節目的收視率，及為民喉舌的名嘴威望。

　　儘管政論節目這種沒有人願意客觀、理性、不帶己私地談論公共議題的媚俗現象，違反了新聞專業倫理，以及許多人對公共論壇的期待；儘管這樣的節目製作方式，背後邏輯如同陳文茜所言：是媚俗的。然而，這種雙重媚俗的運作卻是今日以消費者為導向的行銷市場中，最能夠獲利的基本法則。那怕它是民粹的。

　　假使無法立即改變政論節目的媚俗問題，閱聽眾應該如何反思，以避免受政論節目的媚俗引導，導致基本判斷力的減弱或喪失？

　　郭力昕認為：「看公視啦，如果一定要看電視的話。雖然公視還不能像BBC（英國廣播公司），但是相對是好的，至少不搞煽色腥、八卦。否則，就是像我自己，根本拒看電視。」當然這是消極的，如果要積極的話，郭力昕建議大家，要有行動。給政府壓力，要求給我們一個好的閱聽環境。對公廣集團，則應該給予資源及期待。」

　　台灣師範大學大傳系陳炳宏教授則指出，除了不看政論節目，另一個辦法就是拋開過去將政論節目視為公共論壇的期待，把它當「全民大悶鍋」一樣的娛樂節目來看。輕鬆以對、無須當真，自然「臨危不亂」。

921經驗　廣播社會功能大／嚴玉霜

各眷戶注意、各眷戶注意．．．

　　提到『廣播的功能性』我想多數眷村人的共同意記憶莫過於：「各眷戶注意、各眷戶注意；今日咱們影劇三村即將邀請到愛國歌女鄧麗君小姐來演唱．．各眷戶注意．．各眷戶注意」亦或是大家最喜愛的廣播劇：「林仔內；忽然間吹起了一陣冷風，原來是林投姐仔來囉．．．．義賊廖添丁、西螺七崁等民間傳奇故事乃至於中國廣播公司的午夜奇譚－司馬中原講鬼．．」無一不是伴隨許多朋友五、六年級生的的成長歲月。廣播除了「陪伴」的功能外；「告知」也是項社會責任。「舉凡：棒球轉播、股市行情、毛豬金價還有即時的新聞訊息也是重要的節目內容」。所以；廣播，為何如此深受聽友的依賴，究其原因──廣播她充份的發揮其功能性及社會責任。

廣播的起源與功能──放送台

　　臺灣廣播業起始於1925年6月17日，當時為紀念日本統治臺灣30週年在總督府舊廳內設置播音室，在慶典之日進行臨時播音。1930年正式設立10千瓦電力（10K）的廣播電臺。1931年總督府在台北成立「財團法人臺灣放送協會」(台灣第一個廣播電台「台北放送局」)。其後陸續成立臺灣電臺、板橋台、臺中台【註一】、台南台（前中廣台南台）【註二】、嘉義台和花蓮臺【註三】六家電臺。日本戰敗後，1945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派林忠接收臺灣放送協會，並改組其為臺灣廣播協會，隸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下轄臺灣台、臺中、台南、嘉義、高雄和花蓮六個電臺與九座發射台。1961年7月1日，臺灣廣播電臺合併到中國廣播公司【註四】。

　　廣播的功能性在『廣播電視法』總則第一條下清楚的明白定義著：「闡揚國策、宣導政令、報導新聞、評論時事、推廣社會教育、發揚中華文化、提供高尚娛樂、增進公共福利。」但，現今能完全製播符合法規的電台又剩幾多呢？

　　廣播電台每二年就要換照一次，新電台在設立之初必須寫「營運計劃書」。都詳實述記、規劃電台現在、未來所將擔負的社會責任。例如，「培育地方廣播電台專業人才，製播地方文化性節目；建立雙向溝通管道，滿足民眾之需求；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盡力成就地方廣播電台之職責；增進地方生活情趣，提供充足之生活資訊；增進民眾對公共事物的瞭解；因應地方民眾需求，採取區域化、專業化經營方式」等等。

　　如果所有的廣播電台都能以此大纛來規範及自我要求，那NCC就毋需每月發文公告哪個電台、哪個節目又違反哪項法規！NCC每月公佈「違反衛生相關法規核處」一覽表，廣播電台最常被罰的是「主持人跨大不實、節目廣告化、產品標示不明．．．」，讓人不禁要問，每月接到罰單的電台經營者們，真實現況和設台初衷(書面上看來)的距離有多遙遠？

九二一的深刻經驗

　　在長期從事廣播工作的經驗中，我經歷過許多重大傷慟事件，其中最印象深刻的莫過於「921大地震」。那陣子，電台一直籠罩在哀傷的情緒中，每天每位主持人都自願停休，輪流上場，報導到聲音沙啞、痛哭失聲；還有人悲慟過度，陷入極度憂鬱。還記得是在半夜，我當時住在車籠埔附近的太平市，被天搖地動的強震震醒後，剎那間，除了感恩慶幸自己還活著，立刻就被拉回現實。起身穿衣，即刻奔向電台。電台中，值大夜班的同事阿全，在獲悉霧峰家裡房雖半倒但人員平安後，堅守電台崗位沒有回家，並立刻開出現場節目，開放聽眾call in，撫慰災民情緒，提供災情，並讓災民向遠方親人報平安。

　　921震後，各界立即成立「九二一民間賑災聯盟」，參與的機構包括電視台、報社、廣播電台，乃至於快遞公司。接力發送災民亟需的雨衣、帳棚、睡袋、感冒藥、嬰兒食品、衛生用品等。三天下來，總計運送物資專車超過六百部，全都是透過廣播電台等管道呼籲各界踴躍捐輸的成果。愛心民眾及新竹貨運所組成的物資運送車隊，不斷將全省各地民眾的愛心送到中部災區現場。此過程中，廣播媒體發揮了極大功能，除了呼籲捐助救災，開放call in互報平安、幫助協尋，持續播放安定情緒的歌曲、災後重建消息，及相關補助款事宜；九二一的經驗，讓我深深體會到，廣播所可以發揮的社會公器功能。

　　廣播電台也可以不只是賣藥，但它的強大社會功能為何沒有發揮？是不被「廣告主」所青睞？還是沒有「收聽市場」？許多廣播節目主持人深獲聽友喜愛，廣播電台是不是應更珍惜和聽友間的這份情誼和每一分關係，而不只是利用和聽友間「互存互信」的關係來賺錢！？
從節目中的call in game玩到手機簡訊、再到成立生活事業(直銷)…我們不禁又想問廣播電台的台長們──這與設台初衷一致嗎？傳播學者徐佳士曾經說：「追求快樂並非享受美食與華服，而是要活得心安理得」，這句話或許可以供電台經營者們參考。

【註一】：財團法人臺灣放送協會台中台－台中放送局
　　何謂放送台？嚴格來講『放送』二個字是日文的意思。只是漢字書寫的日文；後來台語也習慣用這二個字；而「放送局」也就是廣播電台的意思。日本總督府於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選擇台中市水源地公園為基地，開始進行台中放送局的建設，並於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五月十一日啟用，台灣放送協會台中支部也隨之成立。台中放送局在交通局及財團法人台灣放送協會的監督下正式成立，從事傳播業務。

　　台灣光復後，台中放送局被中央廣播公司接收，成為該公司的「台中台」。民國八十七年，中廣台中台搬遷，將土地與其上建築物歸還台中市政府，作為市府工務局拆除大隊的臨時辦公室使用。於92年修復其損壞結構之後，94年4月由台中市文化局正式委託大千廣播電台經營。設址於：台中市北區電台街1號。

　　台中放送局建物分前後棟，前棟入口大廳設計一座古董收音機意象，凸顯廣播的主題性。大廳左側是藝文空間，開幕期間展示各地代表性的文化空間圖文資料，未來亦可當作藝文展演、演講的空間。大廳右側是廣播主題特展室，開幕期間推出「聽聲音看歷史特展」，從歷史上記錄下來的重要聲音，引導參觀者回顧歷史事件；這個空間也將展出骨董留聲機、收音機迷-大千電台董事長賴茂州及同好的珍貴收藏品。

【註二】：財團法人臺灣放送協會台南台－台南放送局。台南放送局(前中廣台南台)現為市定古蹟。局址：台南市南門路三十八號；目前則作為台南市文化基金會辦公室。

【註三】：財團法人臺灣放送協會嘉義台、花蓮台放送局。1943年設立的嘉義放送台和1944設立的花蓮台已拆除現不知所蹤。

【註四】：參見《臺灣媒體史－廣播》。1949年，中廣隨國民政府遷至台灣。中廣在臺灣廣播電臺的基礎上，又增建10個地方性電臺與7座調頻電臺。同時遷台的還有軍中廣播電台（漢聲電台）、空軍之聲（空軍廣播電台）、益世、民本、鳳鳴等電臺。1954年，臺灣省政府成立警察廣播電台，並開放少量地方廣播電臺。1959年，政府凍結民營廣播電臺的開放。據交通部郵電司在1961年底的統計，臺灣廣播電臺數量共計有33家。當時，廣播也是國民黨政府「反攻大陸」的重要工具。蔣中正曾說「在任何情況下，對大陸廣播不容中斷」。中廣、復興、正聲、漢聲等廣播電臺都有對大陸的廣播，節目有《自由中國報導》、《今日世界》、《祖國的召喚》等。1949年10月10日，中央廣播電台以「自由中國之聲」台呼復播，使用中國語、日語及英語向國際播音；1979年，中廣成立「亞洲之聲」，對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播音。由於電視的興起，臺灣廣播業一度面臨危機，後來政府大量開放頻道，使得廣播業生機再現。

報主的話：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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