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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8-07-28》 |
| 本期內容 | |
| ◎世界傳真：美元貶值 外國學生湧進美國 | |
| ◎國籍 分裂澳洲學生 | |
| ◎回應「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論──高教政策的迷思系列之二 | |
| 世界傳真：美元貶值 外國學生湧進美國 | |
| 譯寫■葉興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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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波士頓環球報報導，美元對世界主要貨幣大幅貶值，給海外留學生和招收外國學生的美國大專院校，帶來了一線希望。 波士頓地區的大專院校校行政主管、顧問和高等教育專家表示，由於美元匯率下跌，很多外國留學生的留學費用有所減少，因此波士頓地區的大專院校入學申請需求大增。 現在留美 划算多了 薩福克大學（Suffolk University）負責招生和國際教育的副校長瑪格麗特‧丹尼斯（Marguerite Dennis）表示：「很多人想接受美國教育，但是對很多家庭而言，美國大學教育的費用之高，令他們望而卻步。如今美元貶值，導致來美求學非常具有吸引力，而且非常可行。我們認為，外國學生人數大幅增加的原因在於匯率下跌。」 美國高等教育被視為全世界的最高標準，隨著美元對日圓、印度盧比、英鎊等貨幣貶值，美國大專院校突然成為外國學生的熱門留學地點，外國學生大舉湧入，預計將扭轉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後，外國學生驟減的趨勢。 美洲國際教育者協會（NAFSA）公共政策資深顧問維克多‧強森（Victor Johnson）表示：「我們都知道全球經濟趨勢會影響學生流動，很多人來美國好幾天，就是為了買一個衣櫥，如果匯率沒有影響外國學生的留學意願，那才是怪事。」 麻塞諸塞州和美國各地的多所大專院校表示，下學年外國學生的入學申請和實際錄取數都大幅增加，尤其是來自印度、中國和歐洲等國家的學生。 麻州大學安赫斯特分校預估，今年秋天外國學生人數約增加20％。東北大學下學年錄取的外國學生比前一學年增加17％。巴布森學院（Babson College）下學年招收的外國學生，幾乎占總招收人數的4分之1，該校大學部招生主管葛蘭特‧戈塞林（Grant Gosselin）表示：「我們加快了招生速度，美元貶值當然是一個因素，由於美元貶值，美國大專院校的吸引力大大增加。」 每年有很多外國觀光客湧入哈佛大學和區域內其他大專院校參觀，波士頓地區一直是外國學生留學的首選。根據統計，波士頓地區共有近2萬4千名外國學生，居美國第三，僅次於紐約和洛杉磯。哈佛大學、波士頓學院、麻省理工學院和東北大學等大專院校，都在世界赫赫有名。 外籍生為美國帶來豐厚收入 教育專家表示，外國學生人數急增，可能對這個地區的經濟產生很大影響。麻州獨立大專院校協會（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Massachusetts）主席理查‧道赫提（Richard Doherty）表示：「外國學生認為美元貶值有利於他們，但也有利於我們，高等教育在麻州是個重要的出口商品，這使得麻州與眾不同。」 根據麻州獨立大專院校協會新公布的數據，去年麻州的2萬9千名外國學生，一共為該州創造了近10億美元的收入。 就美國全國而言，今年秋天的外國學生錄取人數已出現反彈，並達到先前創下的高峰。根據國際教育中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數據，去年有近58萬3千名外國學生就讀美國大專院校，為2002年以來最高，當時美國瀰漫反恐氣氛，並限發外國學生簽證，導致外國學生留學意願降低。 印度成為美國外國學生的最大來源地，而且連續6年高居第一，中國和南韓分居二、三名。 匯率下跌 吸引中產階級 但很多大專院校主管懷疑美元貶值是造成外國學生人數增加的主要原因，哈佛大學、安赫斯特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的主管表示，外國學生錄取人數的確有所增加，但也指出，由於外國學生可申請獎助學金，使他們不必太顧慮費用問題。 有些大專院校主管則認為，由於多數大專院校提供給外國學生的獎助金有限，因此這些外國生原本就比較富有。他們也指出，美國大專院校加強了海外招生策略，提高全球學生對這些大專院校的認識，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學生。 但美國很多大專院校的招生主管表示，他們深信美元貶值，基本上已提振很多外國中產階級家庭的財務狀況。西蒙斯學院（Simmons College）藝術科學院院招生主管克麗絲汀‧哈克（Kristen Haack）表示：「看到外國學生不尋常地增加，很多主管不禁要問：『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那就是美元貶值。」 在迪恩學院（Dean College），過去幾個月很多外國學生都在上英文課，因為費用相當便宜。目前在迪恩學院遊學，來自捷克的18歲學生馬丁‧普洛查卡，在談到自己遠赴美國留學的決定時表示：「美元貶值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是重要因素，我從倫敦搭機，發現英鎊匯價多美元一倍。」 也在迪恩學院遊學，來自巴西的23歲學生莉維亞‧畢比恩表示，最近幾年巴西里爾對美元升值，使她在美國遊學5個月相當划算，不僅上課費用便宜，而且還省下1千5百美元買筆記型電腦和數位相機，更不要說是各色衣服了。 莉維亞‧畢比恩說：「我花了799美元買一台筆記型電腦，螢幕很寬，實在太棒了！」 國際教育中心的佩姬‧布魯曼薩（Peggy Blumenthal）表示，沙烏地阿拉伯和智利等外國政府，已利用本國貨幣對美元升值的機會，擴大國際獎助學金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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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國籍 分裂澳洲學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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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雪梨晨驅報報導，澳洲本地學生和外國學生之間的巨大鴻溝，造就了一些種族隔離的班級，來自相同國家或相同宗教信仰的學生，組成了一個個小團體，引發若干學者的擔憂。 澳洲的國際教育是一個高達125億元的巨大產業，澳洲各大專院校平均15％的經費來自於外國學生繳交的學雜費，但專家警告，澳洲各大專院校目前已出現種族隔離的問題。 墨爾本大學高等教育中心教授西蒙‧馬吉森（Simon Marginson）認為，澳洲本地學生往往不在校園活動，對參與學生生活也不夠積極，而外國學生大部分時間會待在校園，尤其是圖書館。 澳洲各大專院校大力支持外國學生，但西蒙‧馬吉森表示：「本地學生卻出現一種『事不關己』的狀態，這種現象以前從未出現過，外國及本地學生本應建立健康的關係，這是澳洲各大專院校最喜歡的行銷重點，但現在的狀況讓我非常擔心，兩個學生群體間會出現隔閡和憎恨。」 澳洲3分之2的外國學生都來自亞洲，但多數與本地學生沒有接觸。澳洲外國學生聯誼會主席艾瑞克‧彭（Eric Pang）說：「外國學生不能享受澳洲的福利體系，不得不依靠與自己處境類似的同學，然而他們卻因此被認為不夠合群。就文化而言，外國學生很難從澳洲學到什麼，就英語而言，亦是如此，因為澳洲學生的英語標準不是很高。」 在雪梨大學攻讀商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康妮‧張（Connie Zhang）表示：「我不常與本地學生出去閒晃，最初兩年，我試圖和本地學生一起活動，但發現有很多困難，到了第三年，我就只和留學生在一起。」康妮‧張的朋友方華（Hua Feng）則說，一些外國學生缺乏講英語的自信，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澳洲學生會主席安格斯‧麥克法蘭（Angus McFarland）表示，澳洲各大專院校長曾和他討論如何克服這種現象，但如果把學生硬生生湊在一起，可能會引起兩方的抱怨，外國學生會認為他們被邊緣化，而本地學生則抱怨外國學生的語言能力阻礙了彼此建立緊密關係。 但澳洲各大專院校都認為，校園的融合非常重要。雪梨大學設有外國學生支持單位，而外國學生占23％的新南威爾斯大學則明定，要求實驗室和小組作業能夠納入不同國家的學生。 西蒙‧馬吉森表示，學生來源國際化本應強化校園內不同文化的融合，現在看來卻沒有達成這個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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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回應「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論──高教政策的迷思系列之二 | |
| ■林柏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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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次的高教政策的迷思系列之一中，我們討論到應當是讓「高教公共化」，增加「公共補貼」，或者以「辦學好壞」來有限地「調整補貼」（而採低學費、或無學費政策），都會比以「辦學好壞」決定「學費調整與否」（很可能導致高學費，以及促成「教育私有化」）來得更好。 但是，前述我倡議的這種「公共化、低學費」政策，卻被部份人士指稱為「有違社會正義」的政策。相對地，他們提出了一種「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的說法，而甚至批評公共化、高補貼的高教政策將強化「階級再製」、有違「資源重分配」的原則。我認為，這些說法雖然探究到了「社會正義」的核心問題，但其提出的概念有其偏誤和不足，卻又一定地影響了公眾的思想與討論，值得我們和「反高學費運動」支持者一齊積極面對。 解析「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論 「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論主要的論述主要包含了兩個邏輯： 第一、補助高等教育的錢來自於「全民」的稅金，但有機會受高等教育的人只是「一部分」的人而已（根據內政部統計，儘管到現在，20歲到24歲的人口中，也僅有45％的人取得大學畢業的教育程度而已；也就是大約只有半數的學齡人口能接受高等教育），他們認為，用「全民」的稅金補貼「一部分」人的高教經費，是不合理的，特別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未來往往相對「高收入」，還不讓他們支付「合理的教育成本」（也就是「高學費」），是有違社會公平的。 第二、除此之外，他們指出目前台灣的教育資源在「學校之間」也是不平等的分配。在台灣，只有3成的大學生是就讀公立大學，這些「公校生」享受好的教育資源、卻只需負擔低學費，而且普遍來說這些人的家庭社經背景都較好；而另外的7成大學生是「私校生」，幾乎沒取得公共補貼，整體資源較不足，卻得要負擔高學費，卻多半來自社經地位較差的家庭。他們指出，這是一種公共資源的「反向補貼」，有違社會公平，所以，特別是公立大學應當調漲學費，讓社經地位較佳的學生負擔較高的成本。 這兩個論述過去從部份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可參閱台大經濟系吳聰敏、駱明慶教授等人的相關論文）開始流傳，而在今年6月台大校長李嗣涔對「台大是否要調漲學費」的發言中引爆。李嗣涔公開說到：「台大學生享受一流教育資源，且平均來自社經地位較佳的家庭，如果不漲學費根本是『不公不義』！」一時之間，「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正式成為了「高學費政策」的主要支持論述。自此我們時常觀察到一種「不該用全民的錢補助『少數人』、特別是『有錢人』，而應該對他們採取『使用者付費』的邏輯」，影響公共意見，來反對對高等教育的公共補貼，使「公共化」更加無法排上公眾支持的改革議程。 什麼才是合乎「社會正義」的高教政策？ 「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論並非完全沒有道理，部份回應僅以「教育不是商品，不該市場化」為由反駁，可能不足以清晰說明問題所在。容我在此試著一一分析辯論，究竟什麼才是合乎「社會正義」的高教政策？ 「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論說到：「公立的高等教育」多半由「高社經地位者」取得，而且未來多半收入較高，所以低學費政策的教育補貼有違社會正義，應當讓公校學生依「使用者付費」邏輯多付費，才是合理的「重分配政策」。但是，我的反問是：為什麼不是採取「普遍公共化的低學費高教體系」，讓高等教育的進入門檻與「財務能力」脫勾，頂多與「學術能力」相連，而在未來「稅收」上，再採取強化的「累進稅制」，向富有的人多課稅、作為窮人的社會福利及整體的教育支援，以達成更好的「重分配」效果？我認為，這種透過「稅收重分配」的作法，與「使用者付費」比較起來，效果更好、而且能避免其可能的壞處，這些理由包括： 第一、有機會接受（公立）高等教育的人們，雖然的確「平均」社經地位與未來收入都較高，但並非代表「每個人」社經地位與未來收入都較高。站在「劫富濟貧」的重分配角度來看，依「實際所得」課稅的「稅收重分配」模式，必然效果比依「平均未來所得」收取不同學費的「使用者付費」模式來得好，也來得準確，避免「辛苦考上台大的窮學生」（但又還沒窮到符合減免學費的標準），必須因為反映成本的「高學費」而讀不起。 第二、雖然公共化的高教政策是用「稅收」來支付「部份人」才享受得到的高教資源。但「稅收」不一定是要如其表面的來自「全民」。實際上，只要進行積極重分配的稅改，例如更強化「累進稅制」，稅收過程的本身就是一個重分配（有錢的人多繳稅、沒錢的人甚至可退稅）的過程，而拿「有錢人的稅金」來辦高等教育。 第三、在現實經驗中，「使用者付費」模式搭配的實際上不是「劫富濟貧」、並非透過收高學費來設立更多弱勢獎助學金的重分配政策；相反地，「使用者付費」背後隱藏的往往是「教育私有化」：透過增加來自私人的學費收入，而減少公部門過去挹注的教育資源。這在台灣過去十多年來的「調漲學費」經驗中可為例證：儘管公立學校十多年來調漲了將近一倍的學費，但公部門對其補貼卻逐年減少，導致平均每生能取得的教育資源反而減少，弱勢學生的獎助學金也未有任何明顯增加。 第四、「使用者付費」模式透過「反映成本」導致的「高學費狀況」，將會使得學生求取學問上必須緊扣「成本效益考量」，進而將導致「學習功利化」：僅求取未來能賺錢、能「回本」的應用學問，而放棄調符合整體利益或個人實現的基礎科學。這樣的發展將扭曲了學術的本質、影響了知識內容發展，使得能讓全人類邁向解放、但無法讓個人獲利的激進批判社會研究在高等教育中更不可能存續，或根本沒人要學了。這樣的情況，高等教育將不只在「資源分配」上無法合乎「社會正義」，將連其「教育內容」也將更偏向社會上的優勢階級（教出得起高學費的人偏好的高文化知識、排擠弱勢文化知識）與資產階級（教出合乎資方需求的勞動力、去除批判資本主義的知識），大學將成為鞏固「社會不正義」的堡壘所在，完全成為「再生產」的工具。 我相信，這些扭曲的狀況並非重視「社會正義」的「漲學費才合乎社會正義」論者，所衷心期望的。倘若我們的分析是正確的，那麼我們應當做的是支持「公共化、低學費的高教政策」，在這基礎上推動一切不論是在「資源分配」或是在「教育內容」上能合乎與邁向「社會正義」的教育政策改革，而小心「使用者付費」邏輯所可能潛在的危機。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行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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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長期徵稿啟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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