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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8-08-01》 |
| 本期內容 | |
| ◎中國現代小說50大之4：社會寫實的左翼詩學 茅盾的子夜（下） | |
| ◎教授爸爸週記：果農的哀怨 | |
| 中國現代小說50大之4：社會寫實的左翼詩學 茅盾的子夜（下） | |
| ■宋國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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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半世紀以來，對「茅盾傳統」的爭議，主要環繞在文學的藝術性與政治性之間一向水火不容的爭論。茅盾自己曾多次解說，《子夜》是一部通過文學敘事與形象書寫，試圖對中國的歷史處境和社會性質作出回答。但問題就在於，這種「文以濟世」型的創作模式，是否達到應有的藝術水平？小說的歷史敘事是否呼應真實的時代處境？人物與劇情的演繹是否符合作家主觀承諾和讀者客觀期待之間的一致性？ 「茅盾傳統」：文學乎？政治呼？ 在「社會寫實」的立場上，茅盾的立場是堅定而鮮明的，但也是簡單而天真的。以「茅盾」為筆名，以「子夜」為書名，說明了茅盾對社會矛盾與政治衝突的興趣，遠大於對文學藝術的興趣。 據茅盾自己所言：「我那時打算用小說的形式寫出以下的三個方面，一是民族工業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壓迫下，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下，在農村破產的環境下，為要自保，使用更加殘酷的手段加緊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二是因此引起了工人階級的經濟的政治的鬥爭；三是當時的南北大戰，農村經濟破產以及農民暴動又加深了民族工業的恐慌。」（註4）顯然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農村破產、剝削勞工、政治鬥爭、南北大戰等等，正是先於《子夜》而行的主題意識，也是小說內涵的政治靈魂。 在此意義上，對茅盾來說，寫實主義小說的目的，就是要對時代變局、民族際遇、社會人性等等客觀現狀，作出描繪、反應、提問與回答。在寫實主義的動機框架下，文學的主要目的不是審美，而是改時立世、整風易俗。雖說政治小說並非沒有自己的美學策略，但它是一種特定傾向的美學策略，那就是在小說敘事上促使思想主題和政治籲求之間，作出對應、迴響與共振效應。 進而言之，與其說《子夜》是一部社會反映論的文學作品，不如說是一部「政治認知論」的思想範本，它隱藏了一個簡單的政治邏輯：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與虛偽性，所以無產階級革命就具有正當性與必然性。《子夜》實際上是以小說形式，積極而熱情地介入當時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爭論：一項通過什麼性質的革命實現中國社會改造和現代化目標的論戰。換言之，《子夜》最大的效應就在於：主人公吳蓀甫的失敗不是個人的失敗，而是一種「現代化道路」的失敗；個人的命運不是微觀面的得失與計較，而是在宏觀面向上對民族集體命運的沉思，個人命運被集結成為一種民族寓言的啟蒙範本，並轉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象徵性投射：中國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革命的前提與條件，因為這條道路既違背了歷史規律，也使中國更加殖民地化，最終走向民族滅亡的悲劇。 以主人公吳蓀甫為例，這位民族資本家，在小說中被定型化為一種分裂性、衝突性的雙重性格人物──成功時是個梟雄猛漢，失敗時是個強姦暴徒。這種將人物定型化的敘事策略，實際上是為了呼應或吻合某種「階級屬性—階級人格」的意識形態要求而被設計出來的。為了使文學文本與政治文本緊密配合，作為一種「特例」的吳蓀甫人格，被普遍化為資產階級的人格類型，甚至演變至必須對資產階級進行教育改造的需求和正當性。於是，文學衍生出某種政治需求，某種社會改造的必然性，這是《子夜》作為一部社會寫實小說的「溢出效應」，進而不斷上升為一種政治教條與認知戒律。 然而作為一部政治小說，並不意味《子夜》的藝術水平就必然屈居下等，小說對「民族資產階級走向消亡」的論斷，儘管與後來的歷史發展並不吻合，但也並不因此減損《子夜》的文學地位，而是應該運用更多元的闡釋方法，進行一種「文本意識」的挖掘與探勘。美國知名批評家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提出了「政治無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概念，他把敘事視為一種「社會象徵行動」，因此，闡釋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文本層面上再現敘事中被壓抑、被淹沒的歷史事實，儘管「文本事實」與「歷史事實」未必吻合。詹姆遜還強調「政治闡釋」在闡釋行動上的優越性，他把政治視域看成一切閱讀和闡釋的絕對視域。（註5） 對《子夜》而言，這一文本的「政治無意識」就在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必然性」。詹姆遜還強調，「歷史語境」往往決定了任何文本的生成和闡釋，但歷史只是文本生產的「潛文本」，不是文本真偽的「鑑定器」。在此意義上，對文本的歷史闡釋並非真假判斷，而是對文本之歷史意識的精神分析。《子夜》是一部政治寓言，但不是「政治預言」。 精神分裂的象徵文本 以「政治無意識」的觀點出發，作為一種民族寓言的集體想像，《子夜》設置了一個「寓言空間」──上海，這一空間中的兩個主要場所──華麗而驕奢的吳公館和佈滿銅臭味的公債交易所──則是一個「兩極分裂」的罪惡叢集。在這個「城市／心理」空間中，不僅呈現出個人人格的自我分裂，還充滿集體迫害妄想症和精神官能的錯亂性。 儘管《子夜》的女性敘述只是男性敘述的附屬物，在小說中扮演非主流的敘事結構，但正是這種迂迴性和轉喻式的敘事手法，構成了《子夜》的政治無意識結構。《子夜》是一部中國現代歷史與社會的精神分析文本，其中所展示的精神官能症狀，是藉由城市空間與男女關係「分裂／對立」的欲望網絡來表現的，特別是透過女性精神分裂來表現的：一方面是都市摩登淑女的美豔高貴，一方面是工農無產階級婦女的粗俗不雅，這是社會階級結構的分裂；吳蓀甫的妻子林佩瑤，表面上是個穿金戴玉、風華絕代的少奶奶，實際卻是家庭／事業、靈魂／肉體、唯美／庸俗、理想／現實的分裂者，一個自己婚姻的「局外人」，她所有美麗的愛情幻想，完全游離在婚姻的牢籠之外，她的理想世界完全不存在於吳蓀甫由股票、工廠、公債所構築的拜金世界裏，這是婚姻的分裂。吳家四小姐蕙芳，一個來自封建社會的農村大閨女，她既無法擺脫農村倫理的束縛，又無法享受都市開放的生活，她既嚮往自由的男女情愛，又無法去除「萬惡淫為首」的道德戒律，這是傳統與現代、專制與自由的分裂。 至於都市新女性的代表林佩珊，表面上輕盈如鳥、青春性感，既像仙女下凡，又是人間尤物，但實際上卻是個「從不表示自己意思」的無主見者和自我分裂者；她與情人范博文經常聊天，但多數是非溝通、反理解的空洞式對話。在一次對話中，范博文質問她凡事總要有自己的意思、總該「有妳自己」時，她卻「義正嚴詞」般的反駁道： 我自己就在這裏，坐在你身邊。這好半天和你說話的，就是我自己！—但是說另外一邊還有我自己呢，我就從來不知道，從來也就不想去知道（註6）。 甚至小說中的三個都市妓女，在典型上還可以分裂成三種類型。「古典浪漫型」的徐曼麗，以輕歌曼舞、嬌柔多姿周旋在眾男之間，但卻承受賣笑與自尊的矛盾煎熬；「完全撈女型」的劉玉英，是個靈肉分離主義者，她運用「身體資本」，從不放棄任何賣身求榮的機會；「富豪情婦型」的馮眉卿則是男性「金權」體制下的膜拜者，她心甘情願扮演趙伯韜欲望的奴僕，表現了「次買辦階級」的依附性格。在茅盾筆下，這一群都市女性都被塑造成迷惘、困厄的人物，資產階級文明的殘花敗柳；所有這一切，都在象徵一個人間煉獄、等待救贖──等待在政治上獲得解放──的世界。 文學與政治的歷史共謀 再就作家主觀承諾和讀者客觀期待之間的一致性問題，在吳蓀甫的形象塑造上，存在著一種期待性的落差。這裏所謂的「落差」，是指讀者對典型人物的身分認知和作家對其身分描寫之間的差距。就讀者期待來說，吳蓀甫作為一個與國際帝國主義激烈鬥爭的民族資本家，理應將民族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但實際上，茅盾筆下的吳蓀甫是一個分裂的、刻板的、自私的假愛國主義者。小說中的吳蓀甫既沒有循正規之道發展自己的企業，而是以幾近「經濟漢奸」的手段，以乘人之危和投機冒險的方式牟取個人私利；另一方面，他與趙伯韜在公債市場上的競爭，與其說是深思熟慮下的鬥智，不如說是幼稚衝動的鬥氣。顯然，愛國商人並不愛國，小說中的現代中國企業家只是徒具留洋考察的身分標籤，卻完全缺乏現代企業家的宏圖大略。 然而，正是這種落差，體現了文本「政治無意識」的根本所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分裂性與搖擺性，其自私與貪婪，其短視與狹隘，都在證明另一種「歷史必然性」。對於這種敘事策略，應該反省的不是他它的藝術缺陷，而是政治無意識如何在後來演變成「文學為政治服務—延安文學教條」這一毛式歷史災難。實際上，文學家從來就無法為政治服務，但這不表示政治不會對文學進行操縱與利用。茅盾傳統的爭論不在於茅頓作品本身，而是文學的「效果歷史」，一種文學與政治之間的歷史共謀性與弔詭性。 註4：茅盾，「《子夜》是怎樣寫成的」，《報刊薈萃》，西安：陜西日報社，2006年第12期，頁4；原載於1939 年6 月1 日《新疆日報》副刊《綠洲》。 註5：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London: Metheun, 1983, p. 17. 註6：茅盾，《子夜》，頁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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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教授爸爸週記：果農的哀怨 | |
| ■賴鼎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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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南部，我又感受到大哥作為農民的哀怨。 他的怨嘆，主要還是因為原物料飛漲，及柳丁價格的不確定所引起。 颱風天，風不大雨卻大，既然大家出不了門，我們有的是時間，正好可以聊聊台灣農民的無奈。 他說，原物料的飛漲，造成農藥、肥料價格的不斷上漲，與去年的價格比起來，今年的成本大約多了至少2成。 這其中，肥料由一包8百元漲到1千5百元，農藥由7百元漲到1千元，大生肥由3千3百元調高到4千2百元，基肥則由270元漲到4百元。栽種區域愈大，所增加的成本愈高。看到這種情況，大哥不得不忍痛，減量使用。 成本的轉稼之外，最糟糕的是，同鄉的果農預估，今年的柳丁價格可能會由去年的一斤6元掉到一斤4元。主要的原因，是去年的中盤商，因為存貨銷售不好，多半虧錢，今年有可能會將價格下殺。這樣的價格，其實已在成本以下，如果成真，那代表果農今年不只白作工，甚至還必須倒貼。 最讓大哥不安的則是，中盤商已放出風聲，今年不預先採收，而是採行賣多少採多少的作法。如果預採，對果農最有利；因為價格一談好，農民可以等著採收及交貨為安。但若賣多少採收多少，又碰到銷路不好，很可能柳丁會留在樹上，過了賞味期都無法採收。到最後，變成血本無歸的窘境。 這也是大哥說，現在農地縱然價格不錯，但卻乏人問津的原因。他說降仔兄以前一甲1千3百萬買的地，現在打算以一千萬賣出，都無法成交，其他還有幾個村民的情況也是如此。空有農地，一來只剩老弱殘兵，二來收成價格連成本都不夠，誰還要買地？誰還會想務農？ 聽了大哥這一席話，我頓然覺得無言以對。像這樣的問題，我也不預期從北部來的中央部會官員能理解。短暫的long Stay，是看不到農民憂傷的淚水的。 但有時我也在想，像大哥這樣的果農，成本的上漲，他們咬著牙忍一忍可以過去。可是，如果水果到了採收期，卻沒有人要，恐怕是他們所最無法承受的。 這讓我想起，小時候農會的功能；不管是農業知識的傳播，還是保證收購，都曾是農民生活的保障。現在，如果將農會重新轉型，變成農民及果農的中盤，負責幫助將農產品銷到都市，不只可以讓都市民眾買到較便宜的產品，更可讓農民得到更合理的利潤。 以台灣的網路如此發達的地步，每個農會其實都該推動網路購物，再由中央部會鼓勵公家機關積極認購。只要合理的認證機制能夠建立，讓消費者買到品質不錯、價格合理的新鮮水果，一定可以幫助這些辛苦的農民，得到些許的安慰。 只是，那一個中央部會會想到這個？ （世新大學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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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長期徵稿啟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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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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