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倒了沒？」這句話，極可能是未來幾年大學入學考試、放榜季節的問候語。確實，從錄取分數年年創新低、錄取率卻反向創新高，以及學校招生不足等問題益發嚴重來看，他日的大學關門未必是新聞。

似乎所謂後段班大學也有一肚子的苦水，因為他們也沒料到情勢竟會惡化得如此迅速。被點名的後段大學認為，與其是自己體質爛到倒，倒不如說媒體推波助瀾唱衰，而（提前）兌現了所謂的「自我實現的預言」。

例如，猜測錄取最低分究竟花落誰家？竟變成了台灣教育新聞的年度重頭餘興。但點來點去，猜來猜去，其實也就那幾家。問題是，若學校先被污名化，學生能不做鳥獸散？如此惡性循環，招生不足額也就在意料中。

但話說回來，會遭人點名恐怕也非空穴來風。對於這個問題，教育部和媒體輿論似乎是鐵了心，要以退場來收拾爛攤子。然而，如果我們把這個問題當成一個教育制度的體檢，而非純粹的經濟供需失衡來看待，則顯然主管機關還可以做得更多。

舉例來說，「治理」（governance）已經是當代重要的制度實踐，因為治理除了攸關結果的評估之外，也包括對民主參與的培力。正因如此，大學治理之重要性自不待言。雖然沒有確切的數據比較，但一般大學的從業者在言談間普遍認為，大學治理愈差者，往往辦學績效、研究能量，甚至教師服務熱忱也都愈差。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雖然從1990年代初呈現大學設立鬆綁與治理民主化的並行，但在形式規章的肖似之外，各校之間的治理實踐其實仍存在著相當大的落差。尤其是新設私校，所謂的學校治理尤其困難。一方面，新設大學是制度的後進者，形式規章可以抄襲，但如何化作實踐卻是極大的挑戰。另一方面，新設私校具有營利任務，卻又面臨回收期必須盡可能縮短的問題，但所謂的民主治理並不具價格性，難有誘因使之服從。

也因此，很多人對新設學校的詬病不只是學生素質差，實際上還包括了教師人事晉用的扭曲、刻意經營地方政治關係而非辦學，以及董事會、學校行政單位結構的不穩定或超穩定，都是學校短中長期發展的絆腳石。私立大學縱使隸屬私人所有權，但教育總還有它的公共性。倘若成為一人、一家的私產，或是被詆為學店，無論它的招生多好、或是評鑑全部過關，其實皆非高等教育的真正目標。

綜上述，我們認為未來的高等教育環境整頓勢在必行，但僅僅訴諸市場手段是否是最佳作法？關於這一點，教育主管單位顯然必須更費心面對與處理。

隨著7.69分上大學的新聞被一再重述，人人都可上大學的幻覺充斥著整個社會，所謂「大學品質下降」、「大學高中化」等等議論甚囂塵上。然而，7.69分絕不表示人人都可上大學，因為有許多非分數門檻已經將許多學生摒除在外了，其中之一就是經濟。私校動輒一學期5、6萬，公校亦要2、3萬的學雜費，對許多人來說，早已是難以負荷的重擔。

再者，大學品質下降、大學高中化等等議論，其參照點往往是日後的就業表現；由於大學畢業生失業率持續維持高檔，似乎便自動反過來證成了前述議論。然而，姑且不論此類議論並沒有客觀評鑑標準的支撐，更大的問題在於背後存在一種「有本事就能出人頭地」的意識型態，把職業成就與性格能力直接連結起來，完全忽略了勞動市場實際上受到多種結構性因素的制約，絕非個人努力就能超越。

最明顯的如台灣長期處在全球產業分工鍊中低利潤的加工製造段，科技與人文社會的許多高階研究都與台灣無緣，勞動市場上能容納的大學畢業生自然受限，高級人才持續外流、大量畢業生學非所用，乃成為常態。

台灣簽署通過的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明訂，高等教育應該逐步做到免費，避免任何人的受教權受到經濟因素阻礙，只要考得上，就應該念得起。然而，台灣的教改顯然走的是另一條路。由於7.69分上大學的情況出現，台灣的高等教育已成為隨便就考得上、卻不見得念得起的局面。

這種教改路線或許有違理想，但卻是市場經濟中的現實。高等教育畢竟不是慈善事業，相反，高教是一種投資，畢業生能夠在未來就業、事業發展上佔據相對的優勢。因此，免費上大學其實是全民給知識菁英補貼，要求受教者付出高價才是公平正義的表現。

但今天台灣高教最為人詬病的問題是，它正逐漸失去投資加值的效果。不論是入學標準的低落甚至幾無標準、未來就業前景的黯淡、以及整體教學資源與品質的稀釋，都讓大眾開始懷疑這不過是一場以教育為名的詐騙。這又以所謂後段大學為甚。

面對這種市場亂象，政府亟需發展一套更加透明、具有公信力的學校評鑑制度供民眾參考，消除教育投資中的訊息不對稱，使劣質學校在少子化趨勢中自然遭到淘汰。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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