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局一方面作為媒體的管理者，另一方面作為政府施政的宣傳者，身兼雙重角色。前一職掌是管理媒體，當裁判，判是非；後一職掌是透過媒體作政令宣傳，當球員，作喉舌。裁判兼球員，不製造問題也難。其實「宣傳」和「資訊」，形式上的差別只在一線之間（觀念上的差別卻是十萬八千里）。從這個角度來想，新聞局可做的事情其實多著呢。
新聞局的英文名稱是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GIO)，意思是「政府資訊（服務）局」。民主社會裡，個人、工商業、公私機構，從投票選出官員到大小決策，在在需要資訊－其中當然也包括需要政府部門的資訊。僅憑大眾傳媒提供的資訊是不夠的。傳媒的資訊片段而零碎（但快速），不如政府的資訊服務全面普及。政府層級的資訊服務，不僅現實上有需要，而且已經有了法律依據。
2005年12月28日公布的「政府資訊公開法」，宣示了政府施政透明化的手段之一是政府資訊公開，老百姓可以因此瞭解政府、監督政府。這其實是台灣實施民主政治以來，邁向全面「陽光法案」的一項重要里程碑，可惜社會不察，傳媒也不作後續報導，使這項立意良好的法案，幾乎無聲無息，沒有吹起任何漣漪。
根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的規定，國民（外國人不可以）可以就政府的檔案、文書、會議記錄、研究報告、預算和決算書等等使用納稅人的錢所生產的「資訊」，除另有規訂者外，得按一定申請程序，付工本費，要求「閱覽、抄錄、複製、攝影」，政府單位不得拒絕。相關單位不准的，民眾如果不服，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良法美意如果沒有適當的配套，恐怕難以避免淪落為空頭法案，用來裝裝政府的門面而已。我好奇的是，這項法案公佈實施這兩年半以來，究竟有多少位民眾曾經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的規定，向政府機關要求「閱覽、抄錄、複製、攝影」依法應該公開的政府資訊？其中多少件獲准？多少件不准？不准的理由是什麼？有多少位民眾曾經因未獲准而向有關機關提起行政救濟之訴？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猜測數量不會多，理由是：「政府資訊公開法」沒有指定此項法律的主管機關，或實際上兼辦業務的「業管機關」。所以，迄今法案無人推動，成效無人追蹤、管控、監督。說好聽，是立法當時忘了新聞局的存在；說難聽一點，就是本位主義，任其自生自滅，枉費了立法者的美意、社會的期待。
逆向思考者也許可以這樣想：我們政府施政已經夠透明了，民眾不需要煞費周章向政府要求資訊公開。
的確，多年來各政府單位已經公布了不少的資訊。總統府、立法院、各部會、台北市和高雄市議會，都定期出版公報，供民眾閱覽；各單位還發行了相關業務的月刊、年刊、彙編、統計等政府出版品。十幾年前在行政院研考會的協調下，政府出版品還委託正中書局、三民書局及其他書局，在台北、台中、高雄集中販賣，方便民眾接觸政府資訊。這些都是好事，應該給予掌聲。
實情是：我作為一個學術工作者，長久以來找尋學術研究所需的政府資料，不是付諸闕如，就是散軼各處。「政府出版品販售處」固然集中了政府的若干資訊，但資料常常缺貨，或根本沒有相關的資料。機密的資料不說，一般的的檔案、會議記錄、預算書、產業管理專題研究等法律規定應當對國民公開的資料，連我這種一天到晚在紙堆中打滾的學術人，都有面對高牆深池、不知從何處下手之嘆，更何況對公部門缺乏打交道經驗的普通民眾。政府的資訊服務，距離理想，委實還有相當遙遠的路要走。
如果新聞局放棄發言人和傳媒管理者的角色，徹底擺脫威權統治形象，轉型為資訊服務者，整合政府單位單打獨鬥的資訊服務，成為「政府資訊公開法」的「業管機構」，不失為可行之途。
民主先進國家都設有資訊服務的主管單位。在英國，叫做「女王文具局」(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在美國，叫做「政府出版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諸多前例，我們可以取法。尤其在數位時代，政府的資訊如果能夠數位化，把服務送上門，才不枉通過「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社會期待。總而言之，新聞局----不，「政府資訊（服務）局」，可做的事情其實還多著呢，不一定要作替政府擦粉的化妝師，反而更符合民主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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