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工會解散：高喊團結的另一端

[責任編輯：林昶宏]   

8月27日，中時工會召開臨時會員大會，以119票（佔９成出席會員）贊成通過解散工會提案，成立迄今剛滿20年的「戰鬥工會」將走入歷史。事實上，工會解散的想法醞釀多時，早在中南編裁撤時罷工未成，內部就開始質疑工會存在的意義，而今年6月中時宣布大裁員，工會在7月17日舉行會員大會提議罷工，也因五票之差飲恨，自此註定中時工會熄燈的命運。

從來不以扮演「勞資雙方的橋樑」自居，與其轉型為閹雞或徒具空殼的工會，不如解散，體會到社方裁員讓工會成員減少，加上參與度不高，經費不足聘請不了會務人員等種種因素，讓七位熱愛工會的會員提議解散，透過民主自決的程序投票表決工會去留，最後選擇結束中時工會捍衛勞方權益的歷史。

工會呼籲團結　矛盾使白領新聞工作者卻步

1988年中時工會成立的背景為解嚴後社會運動興盛之時，執政當局呼籲各地機構籌組工會，然而中時資方卻自行發起「御用工會」，遭社內張玉琴、吳永毅、鄭村棋三名跑勞工線的記者反彈，勞方遂另起爐灶。就在勞資雙方明爭暗鬥，拉攏報社員工連署的最後，勞方贏得所有理監事席位，中時高層不服，開除三位記者，引發「919」事件[1]。有鑑於此，記者、編輯越來越少人加入，所以中時工會會員漸以立場堅定的印刷廠等基層工人為主。

因為白領工作者[2]的顧慮，使工會遲遲無法壯大，成了沒牙齒的老虎，在工會捍衛勞動權益的抗爭上使不出多大的力氣。比如記者加入工會通常只繳會費，不出席開會，也沒有提案。另外，七月罷工投票前，中時工會在裁員最多的地方單位收了55位新成員，卻只有一位是記者。記者想而不敢做的矛盾心態，限縮工會應有的動能。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在九一記者節舉辦活動，公佈記者最想對老闆說的一句話，「資深不是罪過，請不要再裁員」，面對資方的強硬手段，記者寧願寫紙條訴說心聲，也不願加入團結組織與資方協商，儘管勞動條件每況愈下。根據1111人力銀行近來的統計資料：「記者平均一天工時11小時，最長14天沒休假，半數對薪資與工作時間與工作量不成比例感到不滿，平均薪資滿意度僅40分；有轉職意願者高達7成1，主因為產業前景不佳，對收入不滿與失去當初的理想，其中報紙媒體的離職記者意願比例最高。」

經濟不景氣　有工作就好好做

劉昌德（2008）分析新聞工會組織，指出影響記者參與工會的因素，除了台灣工會運動自發展以來就受政治與法律限制以外，白領新聞工作者的階級意識模糊，日漸低落的職業認同，還有工作時間長、壓力大，都讓記者對工會組織的宣傳卻步。

而白領新聞工作者排斥加入工會，還有一項原因：不確定工會能為他們帶來什麼樣的未來，尤其是以戰鬥為號召的工會。有工作就好好做，經濟不景氣的低壓籠罩，保有飯碗比起加入工會，然後罷工爭取權利來得重要，試想當一位記者邁入中年，上有雙親需要扶養，下有子女嗷嗷待哺，還有房貸、車貸等支出，實在經不起失業的考驗，在媒體環境普遍惡劣的條件下，穩定且長久的工作比起跳槽、轉業來得重要。

因此，在現今狀況下「戰鬥工會」對記者而言似乎太過沉重，也不甚符合他們的利益考量：如果罷工失敗，是否白忙一場，會不會被炒魷魚？就算罷工成功，達到工會訴求，也難保日後資方會對勞方使出什麼殺手鐧，以彌補所謂「營運不善」的狀況。這是一種駝鳥心態，卻也映照出記者的實際考量。

修補對話橋樑　組織且戰且走

自從中時工會創立以來，會員流失一直是很大的問題，致使一路走來跌跌撞撞，尤其欠缺白領力量的注入。中時工會常務理事陳文賢雖然認知到記者的矛盾，卻也批評他們欠缺勞動意識，宣布解散似乎在控訴記者畏畏縮縮的心態。這廂站在前線高喊戰鬥，那廂憂心忡忡低頭苦幹，在雙方缺乏對話下，無形中分化工人團結的精神，藍、白領階級的差異常被拿來比較，最後總是彰顯出白領握有優越資源使得勞動意識薄弱的說法，使對立不斷被放大，如此一來，勝利終將屬於資方，工人組織工會，捍衛勞動者權利，不應落得如此下場。

中時資深記者何榮幸在「六一八裁員」後呼籲中時同事加入工會，向資方爭取權益，透過團體協約保障工作權，唯有在工作保障的前提下，新聞工作者才有可能完成社會賦予的使命。然而中時工會屬於產業工會，必須整合產業上下員工，在藍領、白領不同的工作狀況、需求下，著實為一大挑戰。

肇因於景氣低迷與媒體產業結構的不健全，媒體工作條件持續惡化，工會組織喊了這麼久的團結，依舊落得一盤散沙的局面。該怎麼組織記者站出來抵抗大鯨魚？或許可以參考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結合歐洲與北美的工會組織經驗，於2005年出版的《Let’s Organise: A Union Handbook for Journalists》，雖然是針對記者，卻有一些觀念值得大家思考。為了避免「沒人加入，工會怎麼壯大」與「沒有成效怎麼令人信服」的惡性循環，工會必須先展示自身力量，並且花時間了解加入與不加入工會的動機，據此調整組織宗旨與目的，更重要的是建立良好對話橋樑，不只對內溝通，還應將觸角伸及潛在會員。以中時工會的例子來看，將藍領與白領面臨的問題攤在陽光下進行討論，找出解決方案，才能治本。

可惜的是，中時工會決議解散，要再次站起來勢必舉步維艱，但這或許是一個契機，讓組織者有緩衝時間調整腳步，思考如何兜起白領新聞工作者個人的私利，轉化為團體的福音。

註解：

[1] 919事件：1998年9月19日，中時工會舉行籌備會與理事會交接，鄭村棋以籌備委員的身分由大門進入報社開會，不料與警衛發生衝突，引來20多名警衛包圍報社，當時雖有多家媒體到場採訪，隔天卻沒有任何相關新聞刊登出來（朱若蘭，2003）。

[2] 白領與藍領新聞工作者：白領泛指從事勞心工作，薪水較高的專業人員，如編輯、記者；藍領則指從事勞力工作者，如印刷廠工人。

參考資料：

朱若蘭 (2003)。〈台灣報社記者勞工意識的建構與轉變1984-2002〉，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昌德 （2008）。〈大媒體，小記者：報禁解除後的新聞媒體勞動條件與工作者組織〉，《新聞學研究》，95：239-268。

IFJ〈Let’s Organise: A Union Handbook for Journalists〉：http://www.ifj.org/assets/docs/107/216/bb2b56b-19096d8.pdf

1111人力銀行〈2008記者轉職意願調查〉：http://www.1111.com.tw/zone/pr/headline.asp?autono=1834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記者節談記者工會與傳播基本法 〉系列文章：http://www.e-journalism.org.tw/modules/news002/index.php?storytopic=20

Our Questions:

1. 你對媒體工會有什麼想像？

2. 你認為白領與藍領新聞工作者應該如何溝通共存？

農民學電腦 與城市接軌？

[責任編輯：陳遠宜]

NCC為了促進南投縣中寮鄉和興村的電信設施，積極建設3G無線上網、MOD互動式電視跟寬頻上網，中華電信也將派員教導農民如何使用電腦。該項政策對於教育及城鄉差距有所幫助，問題在於教農民學電腦是為了與城市接軌，這個接軌指的是什麼？顯然有很大的爭議空間。回歸到問題原點，重要的應是瞭解和興村農民的需要，村民有哪些電腦學習需求？這個學習如何幫助或改善農民生活，政府單位及民間團體再依農民的需要來設計課程。其次是電腦的普及，光纖網路及MOD等設備裝設對村民來說是一大負擔，若家中沒有電腦，農民學了無法操作等於作用不大，政府或企業是否可以協助，這是可以考慮的。此外，NCC在建設硬體設備時，軟體的人才培育應同步進行，讓和興村的青壯輩具有數位知識，藉由下一代來教導上一代，對於該村的數位普及才有幫助。以免硬體鋪設完成，但是卻無法讓村民加以使用，反而失去原有的美意。

公視南部建台 缺乏評估與規劃

[責任編輯：陳遠宜]

公視於八月底在高雄新建攝影棚，高雄市長陳菊及立委管碧玲反映公視南部建台恐生變數。公視總經理馮賢賢表示曾於5、6月上網公告公廣南部設台規劃案，但是新聞局要求修訂並重新評估公告項目內容。

根據「無線電視公股處理條例」立法院附帶決議，公視應該在2011年前完成南部設台，但設台之路顯然長路漫漫。回到問題的癥結，當初新聞局提出南遷政策，即應做好詳盡評估，包括預算編列、建台時程、設點規劃、如何促進影視產業人才回流及地方產業發展等，而不是等到2008年才來評估設台的妥當性。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對公視南遷的規劃不但不夠周延，反而造成政策的短見及缺乏延續性。若將問題化約為南部建台=重視南方聲音，缺乏妥善規劃及結合當地資源，再良好的政策也是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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