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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與教育」電子報

「傳媒與教育」電子報
2008.10.4／報主．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本期內容：
‧海角七號，然後呢？--呼籲政府召開「全國影視產業發展會議」
‧裁員仍在進行中，你們要不要積極出來參與工會？
‧為了打擊吸血高利貸，我寫信給行政院長
‧看次貸風暴，媒體監督待加強

海角七號，然後呢？--呼籲政府召開「全國影視產業發展會議」

股市低迷讓許多股民睡不著覺；三聚氰胺毒奶粉又讓這個不能吃、那個也不能吃；加上幾個颱風重創橋樑道路與公共設施，一時之間台灣社會好像讓人寢食難安。還好「海角七號」票房長紅，九月底已經突破兩億，而且至今洛陽紙貴、一票難求，甚至可望超過最賣座的好萊塢片，真是這幾個月來最讓人高興的好消息。目前灰頭土臉中的劉內閣，應善用民氣，盡速召開「全國影視產業發展會議」，廣納各方建言，並把即將面臨解散的廣電基金擴大轉型，趁勢將台灣的影視產業拉抬起來。

　　如果以一張票平均兩百元計算，台灣已經有一百萬人看過海角七號，股票慘跌、颳大颱風，卻阻止不了大家進電影院看一部好電影，誰說台灣人支持不起自己的本土電影工業？問題是有沒有拍出雅俗共賞的好看電影。在為海角七號的成功慶賀之餘，大家最大的擔心是，海角七號現象會不會只是曇花一現、歷史的偶然，單一影片票房異軍突起後，整個國片產業仍然後繼無力？

　　投資約五千萬的海角七號開拍時，拿到了新聞局的五百萬輔導金。但不能說海角七號的成功是因為輔導金制度。因為新聞局的輔導金制度已經行之有年，多數拿輔導金的片子票房都慘不忍賭，有的甚至連找戲院放映都有困難。海角七號的成功，應該要能敦促官方與民間共同思考：我們有好的導演、好的劇本、好的演員與劇組，但讓本土電影團隊能進行常態性籌資、拍片的機制是什麼？ 
    
　　問題還是資金。台灣有錢人郭台銘說要出資拍一百部國片，目前看來未必成真。中影走入歷史後，台灣的電影公司規模都不足以獨資拍片，拍電影是高風險高利潤投資，要說服出資者持續投資，必須要以專業、常態的方式進行。海角七號導演魏德聖在接受中國時報專訪時就表示：「輔導金的做法應改成每年選出十部優良劇本，每部給一百萬元開拍費，然後政府就不再出錢了，而是全力協助找到出資者」。

　　要振興台灣的電影工業，國家的角色應該是「仲介者」而不是「出資者」。但受限于文官體制的諸多限制，國家機器本身並不合適親自介入操作，而應該設立具專業能力的資源整合機制做為平台，目前即將被新聞局解散清算的財團法人廣播電視基金，正可以轉型並擴大為「影視產業發展基金」，成為「仲介」好的拍片計畫與資金的機構。

　　廣電基金當初原本是為了提升廣播電視水準而成立，二十五年來坦白說貢獻有限，後來又被染上政治顏色，終導致清算下場。在本土電影工業備受好萊塢威脅的英國與法國，其本土電影工業，都獲得國內公共電視系統協助產製與播出，可見電影與電視內容的產製密切相關，所以透過轉型、擴大任務範圍後的廣電基金，來承載輔導台灣電影產的重任並無不當。

　　未來此一「影視產業發展基金」應該要做到充分掌握市場情報與產業資訊，以便能提出具體的數據與分析，為好的拍片計畫募得資金，讓更多「海角七號」這樣的佳片能持續孵育出來，而不是如掠過天際的閃亮彗星，留下黑暗夜空。（作者／邱家宜，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


裁員仍在進行中，你們要不要積極出來參與工會？

在十月二日由媒體改造學社、台大新聞所針對中國時報裁員事件，舉辦兩場座談會，與會來賓包括資深新聞記者、記協代表、關注媒體發展的非營利組織代表、傳播學者以及各媒體工會領導者，透過多元的角度或者勞動運動中的親身經歷，共同聚焦討論討論近年來中時集團大規模並粗暴的裁員事件，所凸顯的是報業、新聞勞動環境以及市場結構、國家相關政策等問題。

　　第一場題目為「報業經營的出路與媒體政策的想像」，與會來賓分別針對：1.台灣報業如何設定言論立場與維持新聞品質？與讀者的關係為何？2.台灣報業內部經營的特色為何？有何問題？3.台灣報業發展的歷程，對未來媒體政策有何啟示？等三個子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中時電子報加入裁員　林聖芬缺席

　　座談開始前，意外出現一些插曲，首先中時集團旗下的中時電子報，今日再度宣布裁員，以美其名為「新一波瘦身計畫」實際上仍舊是粗暴裁員的方式，將十位記者全部開除，另外也包含大部分的編輯。如此，凸顯座談會之外報業的資本家仍然對者新聞工作者磨刀霍霍、遲遲不肯停手。

　　另外原本願意以苦主身份前來參與座談的中國時報社長林聖芬，意外臨陣脫逃，改由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參與座談，這個「一逃、一取代」，或許象徵著，在台灣報業嚴重衰退、新聞品質令人憂心、媒體工作環境血腥化、劣質化的關鍵時刻，關心媒體的非營利組織比起商業媒體、報老闆更令人期待。
    
　　第一場座談會中，首先自由時報副社長俞國基，針對言論市場概況以及市場與報業品質之間的關係提出自己的看法。首先他提出了一個震撼彈：「自由時報這幾天就要大裁員，不會少於五十個」。他認為現在是報業寒冬，「新聞工作的流浪狗，大概滿街跑」，如此也突顯出一個事實是，「每個報社都有共識，不裁員就沒有辦法經營。」

　　根據俞國基的分析，裁員的因素主要是廣告被瓜分。解嚴前中國時報稅後盈餘可達二十億，解嚴後陸續有新報社加入，逐漸形成現今的四報競爭情勢，加上新媒體參與，使得廣告分散。從數字來看，現在四個報紙的廣告量差不多是十幾年前的四分之一，如此收入相對於開支的不平衡，使得經營者不得不裁員。

　　他也認為，裁員現象跟新聞品質之間的關係在於：「裁員會有反淘汰現象，能力高願意被裁，可以拿一筆錢另謀新職」，有能力的新聞工作者離職，「而留下來的，反而是能力比較差的」，也就使得報紙品質越來越差。

記者深度調查不再　新聞淺薄化

　　第二位與談者，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則就台灣媒體發展提出她的看法：

　　在威權政治還沒有鬆動之前，聯合、中時兩大報曾經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副刊有許多令年輕人非常喜歡東西，兩大報也往往能從文化的角度往政治衝擊。過去也可以看到一些優秀的記者（如林照真），安頓在兩大報，現在慢慢已經不存在了。在香港的壹媒體搶攻市場之後，不再有好記者作深度調查，新聞往膚淺化、偏頗化的方向去走。對於台灣既有報業而言，她認為：「市場因素催化了現在幾大報業朝藍綠政治偏頗的傾向發展。」

　　她進一步表示，相對於台灣三大報的政治意識型態，不代表壹媒體沒有意識型態，從最近減稅廣告事件可以看出，黎智英徹底擁抱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意識型態，「目前看來他的意識型態好像是很成功，但難道台灣的報業只能有純粹市場經濟一種邏輯？」報業的公共責任，與做為民主社會第四權的角色哪裡去了呢？

　　最後，她認為：從以前到現在，台灣報業強烈表現出「侍從文化」。這種侍從文化不僅表現在官方與報業之間的關係，也表現在組織內部，許多新聞記者與報業老闆間的關係也是如此。以中時為例，余紀忠經常拔擢青年才俊，被提拔者往往感念他的知遇之恩，使組織內部呈現出一種侍從文化性格。就記者的專業而言，這種欠缺專業自覺的文化，意味著民主報業體質的負面。不過邱執行長並不願就此為台灣報業下悲觀定論，她認為：「民主的社會需要一個養成過程，也許是因為我們還在發展的過程中，記者的專業不夠好，專業組織(像記協)也組織得不好。」

過多新聞頻道　不利平面媒體

　　第三位與談者為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建三，其研究專長在於媒體政治經濟分析，在座談會中他也提出一些研究分析和看法：

　　首先，馮教授認為必須要破除一點迷思是，現在各國的報業發展並非一律衰退，如果從中國和印度的報業發展來看，2003-2007兩個國家都有大幅成長，「新科技的影響對各國報業影響不一，總體來講國外賺錢報業也有」。然而台灣報業惡化是不爭事實。就各國比較來看，台灣閱報率大幅下跌，其次在經濟持續成長情況下廣告量依舊下跌，第三在各個民主轉型的國家中，台灣成為少數原本領先的報紙經營到快倒了的例子，這三點凸顯出台灣報業衰頹是一個特殊例子，而不是通例。

　　馮教授進一步分析，使台灣報業狀況特殊的原因在於：過多的新聞頻道不利閱報文化養成：他認為新聞頻道除了吸收廣告之外，自1996年開始大量新聞頻道出現，經過十多年的影響，使民眾對於新聞接收的習慣（文化）變得膚淺，閱報率自然下滑。

　　至於報紙品質低劣、內容混亂，是誰應該負責？馮教授認為必須就事實和責任作一個釐清，事實上，「國家與老闆問題比較大」。因此，若要改善目前的狀況，最後馮教授也提出一些思考方向：

1.國家應發展適當的媒體政策：在歐洲國家經常可見對報業提供協助的政策，美國近期投入國家資金介入市場、處理次級房貸。這兩個例子顯示，國家不能介入市場或插手媒體，其實是一種迷思。

2.藉由工會組織建立員工自行辦報的可能機制：借鑒國光客運的例子，該工會組織員工接手即將倒閉的國光客運，成功存活下來。因此他認為，如果媒體工作者能夠有一個強有力的員工組織，或許就能形成一種可能，在面對報業經營不善、報老闆不良的情況下，由員工自行辦報或者經營媒體。在此，馮教授特別強調：「報紙不只是報紙，是社會民主的資訊取得的一個重要的機制，那麼媒體如果自己沒有信心自助，那麼就很遺憾。」

工會運動　媒體白領少參與

　　第二場座談以「從中時事件看媒體勞工運動的未來」主題，由前中國時報產業工會常務理事陳文賢、聯合報產業工會理事長徐國淦、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代表及目擊者總編輯顧美芬參與討論。討論提綱為：

1.面對資方以閱報人口衰退、廣告市場萎縮為理由，要求調低員工薪資福利，或直接關廠、或大量解雇，媒體工作者應如何因應？

2.白領新聞工作者（記者、編輯）加入工會的比例向來不高，為何如此？面對報業的變遷以及更嚴酷的工作環境，具體團結白領工作者的可能性何在？

3.如何平衡專業信仰與工人團結的目標，使專業自主與媒體工人運動結合？

　　座談開始前，主持人劉昌德（政大新聞系助理教授）特別播放一則由公視拍攝的關於中時裁員的紀錄影片--「公視獨立特派員-怒火中燒」，劉老師特別強調：面對勞動問題，非常大的問題是經常被視為是別人的問題，但是從影片來看，這些東西是每個經歷者真實的故事，藉此他呼籲在場聽眾，應該更嘗試同理與體會勞動權的問題。
   
　　陳文賢指出：目前媒體相關工會大約十幾個，這幾年被裁員都還可以領到一筆錢，以後的媒體人大概不能領到這樣的費用。面臨越來越困難的媒體工作環境，媒體人應該如何自處，陳文賢認為：「我覺得要用工會、集體力量一個都不要讓他裁。」他強調：「這是一條很難走的路，大家在想各式各樣的路希望能活。」

　　嘗試說明為何工會運動對媒體人如此重要，陳文賢表示：「有人經常在問，老闆經營困難還以工會抵抗對嗎？當一個企業想到要精簡內部經費，大概這個企業不太可能有翻身機會。可是另一條可能的路，如果這個老闆抱著大家一起生一起死，那還有可能。那麼我們就要設立一個機制，來讓大家結成鐵板一塊。如此，資方才會把力氣放在外面大餅經營。」以中時為例，目前他們有一組人專門來作裁員、分化工會的工作。但是從北歐易利信公司轉而經營國外市場來看，「唯有集體抵抗，他們才會願意想不裁員的經營方式。」

　　就中時工會經營的例子，陳文賢指出，中時工會絕大多數以藍領為主，而白領階層通常只願意繳錢而不參與活動，箇中理由在於白領記者過於強調「講道理」，因此當遇到不合理的問題，連當場反駁的行動都沒有，使得工會無法有行動力，因此今年中時工會通過討論決定於年底解散工會。
 
爭取工作權　記者自保靠運氣

　　陳文賢強調：專業遇到權力的時候通通沒有效。他以過去在中時遇到的情況說明：「我們記者對這點是非常輕忽的，當初報業進入電腦化的時候，一些單位消失、工作要加到記者身上，那時候我們藍領就要求給我們另外的安排，記者他們積極配合的結果是讓自己更忙。」所以他認為，專業必須要展現在集體身上，作為一個受雇者如果還是循著競爭邏輯，認為只要夠專業就能不被裁員，「只會死得越難看」。因此，他確信：工會抗爭是有效保護工作權的手段。

　　相較於中時工會一貫採取激烈抗爭、與資方對立的立場，聯合工會則以較為和緩的經營方式，強調跟資方進行協商來爭取員工利益。

　　徐國淦表示：「我也感覺到現在工會相當的低沈，要很清楚瞭解到，必須置之死地而後生。聯合工會是在資方同意下設立，跟中時工會不同，但終極目標都是照顧勞工。」接著徐國淦提供數據表示，聯合工會員工參與比例極高。工會透過積極與資方協商、簽訂團體協定，希望讓勞資雙方取得權力的蹺蹺板。而這份協約比現行的勞動法都好，這份協約就幫同仁爭取更多福利（比勞基法）。因此，許多員工都願意加入工會。

　　第三位與談者是為記協代表，同時也是目擊者雜誌總編輯的顧美芬，她表示：近期因為中時問題他經常進行相關的採訪工作，發覺到當面臨勞動權受損時，記者的工會意識幾近空白。「記者好像都不願加入公會，其實中時工會就是由三個記者開始（鄭村祺等），十年前馮建三老師轉寫目擊者雜誌問：為什麼記者不加入工會？如果不加入，就加入記協？但是十年來記者參與團體的意識還是非常薄弱。」

　　在專業自主的問題，顧美芬特別強調：「為什麼要談專業？在這些年來我的觀察，除了蘋果日報記者有比較多的專業記者，各大報記者都面臨許多奇怪的現象，被要求負責報量、配合政治宣傳、助選、買公司股票……。」這點也突顯出，不合理的勞動條件是目前記者經常遇到的狀況，因此她鼓勵記者應該多加入工會，另外他也呼籲「傳統新聞教育缺乏工會意識教育，大家可以多看看職場問題、多思考。」

　　終場前，主持人劉昌德就他長期對媒體勞動權進行研究觀察表示：簡單來說，過去十年為因應媒體產業衰退，在工作權上受傷害時，記者常求自保。但這種個人式的解決方式是非常碰運氣的，經常只有少數人能存活。

　　在三位與談人的談論中，或許看不到明確、具體或者樂觀的未來。然而，值得現職媒體工作人員會未來即將投入職場者思考的是，自己的未來，或許就在堅持勞工運動的陳文賢的問題裡，那就是：「你們要不要積極出來參與工會？」（作者／張春炎，「傳媒與教育電子報」特約記者）


為了打擊吸血高利貸，我寫信給行政院長

今天寫這篇文章，我多少是抱著深沈的愧疚和未消的憤怒，回憶十多年前有關「吸血鬼吃人集團」在台灣開始出現的過程。真希望我當時能鍥而不捨，或可拯救許多人命。

　　話說約十多年前，當時尚未凍省，台灣省長是宋楚瑜。當時，自香港引進的小規模超高利貸集團開始悄悄入台，其運作方式，跟後來出現的違法吸金數千億一模一樣，都是吸血式的，只不過後者是軟式詐騙，而前者則類似搶劫般惡質，殘害我同胞的程度，無與倫比。

　　我當時是報社派駐省議會記者，憑著記者經驗和必備的「新聞鼻」，發現這種由香港流傳過來的「超高利貸」，已經在台灣各角落開始滋長，我給它取了一個名稱，叫做「吸血鬼式超高利貸」，在香港是幫會生存坐大的「大補帖」，香港民眾沾上了這種超高利貸，百分之九十的後果，是「男盜女娼」。流傳入台灣，沾上的人，除了「男盜女娼」，還加上「燒炭自殺」。

　　看到這種吸血鬼式高利貸，已開始戕害社會經濟弱勢民眾，我當時透過較熟且富正義感的省議員在省政總質詢時，向宋省長提出質詢，要求強力防制，心想常把「苦民所苦」掛在嘴邊的宋省長，聞詢應會做明快有魄力的答覆。不料，事與願違，宋指定由省警務處長答覆，當時警務處長是末代處長陳璧，他一開口就說，這種高利貸事件違反銀行法，應由主管機關財政廳處理，如此把皮球踢給財政廳。當時財政廳長為目前司法院長賴英照，他起而答詢，卻一臉茫然。他說，財政廳和各縣市財政人員，手無寸鐵如何去取締幫派份子為主的「地下錢莊」？兩人推來推去，不知所云。

　　當天，當總質詢議程結束散會後，我就到議事堂後面「堵」宋省長，跟他說「吸血鬼超高利貸」的利率多在年息100%至1000%之間，若不慎沾上，借十萬塊，只要半年，本息可能就會變成五十萬，借一年，本息可能就會超過一百萬，一輩子還不完，這種超級惡質的吸血鬼高利貸，如再放任，社會根基可能動搖。

　　由於時間久遠，我記不清楚宋省長到底怎麼回答我，總之不是很重視。向來對事情敏捷反應的宋省長，對吸血鬼案卻並沒有展現魄力，我驚訝之餘，也莫可奈何。

　　此事過後，吸血鬼式的超高利貸，逐漸「遍地開花」，我曾寫信給當時調查局長後接任法務部長的廖正豪，痛陳「吸血鬼式高利貸」是幫派份子坐大的提款機。對此建言，廖並未直接回覆，但不久後，調查局就展示了幾波地下錢莊掃蕩吸血鬼氣焰稍斂。

　　扁政府執政，除了繼續努力防杜「詐騙集團」以外，在治安其他方面並無顯著績效。眼見許多因「吸血鬼」案而自殺的個人、家庭慘劇，原不想再「雞婆」的我，「多管閒事」的使命感又跑出來。我提筆給蘇院長(蘇貞昌是省議員出身)寫了一封長信(三張Ａ4紙)，直接傳真到行政院長的專線，並以電話囑託辦公室秘書務必把我的傳真函拿給蘇院長過目。

　　函中我具體描述「吸血鬼」利率100%到1000%的做法，連王永慶或蔡萬霖也受不了，而「吸血鬼」一定要有幫派份子「暗挺」，「黑白合作」才有生存空間，也是黑社會逐年坐大的根源，如切斷根源，有若釜底抽薪，社會治安自然會好起來。我建議，要掃蕩「吸血鬼」幫眾，蘇院長只要找來警政署長侯友宜交付重任，短期內就自會有驚人績效。信的最後我還殷殷寄託：「先生不做，蒼生奈何？」

　　蘇院長當時並未回信（我也不期待他回信），但過了約十天，警方卻開始有了動靜，警檢調開始抄「吸血鬼」的老巢，尤其針對黑社會幫派組織報暴力討債的案件，每天從報紙和電視上都可看到一堆堆的「吸血鬼」就逮，一個月內，大概逮捕大小吸血鬼上千人，瓦解幫派、聚合數十個，其中以竹聯幫各地堂口最多。如此，雖尚未能完全地刨除吸血鬼的全部根節，但已有效地宣誓政府打擊此類犯罪的決心。

　　我寫給蘇院長，迄今不知道他是否收到？若有收到，也不曉得他是否真的重視，且交辦給有關單位？我只知道信發出後不久，許多吸血鬼和幫派份子就逮。我覺得自己做了該做的事，也是我記者生涯中值得紀念的一段。（作者／王伯仁，前中國時報省政特派記者）


看次貸風暴，媒體監督待加強

　　美國次級房貸問題導致美國兩家龍頭房屋貸款銀行，房利美與房地美宣佈倒閉，接著又爆發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的消息，一波波金融大海嘯波及全球，在太平洋對岸的台灣，首當其衝，股市一度跌破六千點，而這次大海嘯的起因，是由次級房貸風暴開始，然而，新聞不斷的報導次貸引發的金融風暴之即，到底次貸是甚麼，帶給台灣甚麼樣的教訓，如何反思台灣的金管政策，才是新聞媒體在事件報導中該有的積極作為。

　　TVBS新聞台曾經採用一段外電新聞，內容為CNN記者為了將此次金融危機以簡單易懂的報導方式，告訴閱聽眾次貸所引發的連鎖效應，它不僅請大學教授指導，並且當場以簡單的方式陳述，還利用簡單的情境劇，將金融商品交易的流程表現出來，在在凸顯了美國記者，如何將生澀的經濟問題轉化為新聞用語的用心，也反映出台灣的新聞媒體在新聞報導上的自我侷限，在專業深度與廣度上還有值得開發的空間。

　　台灣的新聞媒體競爭激烈，加上24小時輪播壓力，造成新聞膚淺化，僅追求新聞即時性的結果，犧牲了新聞專業表現該有的深度報導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精神，新聞具有教育的功能是不容質疑的，況且新聞扮演監督政府的角色，並具有促進社會改革的潛在動能，新聞不僅要告訴我們次貸風暴對台灣有甚麼影響，還應該向閱聽人解釋事件的全貌。

　　次貸風暴的原因和台灣前幾年發生的卡債風暴有類似的結構，新聞媒體若能利用新聞事件反思台灣的金融現狀，或許能因此揭露許多過去不曾引起注意的事件面向，提供前車之鑑，這才是擔負社會責任的新聞媒體應有的作為。（作者／黃嬿，「傳媒與教育電子報」特約記者）


報主的話：
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