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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與教育」電子報

「傳媒與教育」電子報
2008.10.4/報主.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本期內容:
‧海角七號,然後呢?--呼籲政府召開「全國影視產業發展會議」
‧裁員仍在進行中,你們要不要積極出來參與工會?
‧為了打擊吸血高利貸,我寫信給行政院長
‧看次貸風暴,媒體監督待加強

海角七號,然後呢?--呼籲政府召開「全國影視產業發展會議」

股市低迷讓許多股民睡不著覺;三聚氰胺毒奶粉又讓這個不能吃、那個也不能吃;加上幾個颱風重創橋樑道路與公共設施,一時之間台灣社會好像讓人寢食難安。還好「海角七號」票房長紅,九月底已經突破兩億,而且至今洛陽紙貴、一票難求,甚至可望超過最賣座的好萊塢片,真是這幾個月來最讓人高興的好消息。目前灰頭土臉中的劉內閣,應善用民氣,盡速召開「全國影視產業發展會議」,廣納各方建言,並把即將面臨解散的廣電基金擴大轉型,趁勢將台灣的影視產業拉抬起來。

  如果以一張票平均兩百元計算,台灣已經有一百萬人看過海角七號,股票慘跌、颳大颱風,卻阻止不了大家進電影院看一部好電影,誰說台灣人支持不起自己的本土電影工業?問題是有沒有拍出雅俗共賞的好看電影。在為海角七號的成功慶賀之餘,大家最大的擔心是,海角七號現象會不會只是曇花一現、歷史的偶然,單一影片票房異軍突起後,整個國片產業仍然後繼無力?

  投資約五千萬的海角七號開拍時,拿到了新聞局的五百萬輔導金。但不能說海角七號的成功是因為輔導金制度。因為新聞局的輔導金制度已經行之有年,多數拿輔導金的片子票房都慘不忍賭,有的甚至連找戲院放映都有困難。海角七號的成功,應該要能敦促官方與民間共同思考:我們有好的導演、好的劇本、好的演員與劇組,但讓本土電影團隊能進行常態性籌資、拍片的機制是什麼? 
    
  問題還是資金。台灣有錢人郭台銘說要出資拍一百部國片,目前看來未必成真。中影走入歷史後,台灣的電影公司規模都不足以獨資拍片,拍電影是高風險高利潤投資,要說服出資者持續投資,必須要以專業、常態的方式進行。海角七號導演魏德聖在接受中國時報專訪時就表示:「輔導金的做法應改成每年選出十部優良劇本,每部給一百萬元開拍費,然後政府就不再出錢了,而是全力協助找到出資者」。

  要振興台灣的電影工業,國家的角色應該是「仲介者」而不是「出資者」。但受限于文官體制的諸多限制,國家機器本身並不合適親自介入操作,而應該設立具專業能力的資源整合機制做為平台,目前即將被新聞局解散清算的財團法人廣播電視基金,正可以轉型並擴大為「影視產業發展基金」,成為「仲介」好的拍片計畫與資金的機構。

  廣電基金當初原本是為了提升廣播電視水準而成立,二十五年來坦白說貢獻有限,後來又被染上政治顏色,終導致清算下場。在本土電影工業備受好萊塢威脅的英國與法國,其本土電影工業,都獲得國內公共電視系統協助產製與播出,可見電影與電視內容的產製密切相關,所以透過轉型、擴大任務範圍後的廣電基金,來承載輔導台灣電影產的重任並無不當。

  未來此一「影視產業發展基金」應該要做到充分掌握市場情報與產業資訊,以便能提出具體的數據與分析,為好的拍片計畫募得資金,讓更多「海角七號」這樣的佳片能持續孵育出來,而不是如掠過天際的閃亮彗星,留下黑暗夜空。(作者/邱家宜,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



裁員仍在進行中,你們要不要積極出來參與工會?

在十月二日由媒體改造學社、台大新聞所針對中國時報裁員事件,舉辦兩場座談會,與會來賓包括資深新聞記者、記協代表、關注媒體發展的非營利組織代表、傳播學者以及各媒體工會領導者,透過多元的角度或者勞動運動中的親身經歷,共同聚焦討論討論近年來中時集團大規模並粗暴的裁員事件,所凸顯的是報業、新聞勞動環境以及市場結構、國家相關政策等問題。

  第一場題目為「報業經營的出路與媒體政策的想像」,與會來賓分別針對:1.台灣報業如何設定言論立場與維持新聞品質?與讀者的關係為何?2.台灣報業內部經營的特色為何?有何問題?3.台灣報業發展的歷程,對未來媒體政策有何啟示?等三個子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中時電子報加入裁員 林聖芬缺席

  座談開始前,意外出現一些插曲,首先中時集團旗下的中時電子報,今日再度宣布裁員,以美其名為「新一波瘦身計畫」實際上仍舊是粗暴裁員的方式,將十位記者全部開除,另外也包含大部分的編輯。如此,凸顯座談會之外報業的資本家仍然對者新聞工作者磨刀霍霍、遲遲不肯停手。

  另外原本願意以苦主身份前來參與座談的中國時報社長林聖芬,意外臨陣脫逃,改由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參與座談,這個「一逃、一取代」,或許象徵著,在台灣報業嚴重衰退、新聞品質令人憂心、媒體工作環境血腥化、劣質化的關鍵時刻,關心媒體的非營利組織比起商業媒體、報老闆更令人期待。
    
  第一場座談會中,首先自由時報副社長俞國基,針對言論市場概況以及市場與報業品質之間的關係提出自己的看法。首先他提出了一個震撼彈:「自由時報這幾天就要大裁員,不會少於五十個」。他認為現在是報業寒冬,「新聞工作的流浪狗,大概滿街跑」,如此也突顯出一個事實是,「每個報社都有共識,不裁員就沒有辦法經營。」

  根據俞國基的分析,裁員的因素主要是廣告被瓜分。解嚴前中國時報稅後盈餘可達二十億,解嚴後陸續有新報社加入,逐漸形成現今的四報競爭情勢,加上新媒體參與,使得廣告分散。從數字來看,現在四個報紙的廣告量差不多是十幾年前的四分之一,如此收入相對於開支的不平衡,使得經營者不得不裁員。

  他也認為,裁員現象跟新聞品質之間的關係在於:「裁員會有反淘汰現象,能力高願意被裁,可以拿一筆錢另謀新職」,有能力的新聞工作者離職,「而留下來的,反而是能力比較差的」,也就使得報紙品質越來越差。

記者深度調查不再 新聞淺薄化

  第二位與談者,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則就台灣媒體發展提出她的看法:

  在威權政治還沒有鬆動之前,聯合、中時兩大報曾經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副刊有許多令年輕人非常喜歡東西,兩大報也往往能從文化的角度往政治衝擊。過去也可以看到一些優秀的記者(如林照真),安頓在兩大報,現在慢慢已經不存在了。在香港的壹媒體搶攻市場之後,不再有好記者作深度調查,新聞往膚淺化、偏頗化的方向去走。對於台灣既有報業而言,她認為:「市場因素催化了現在幾大報業朝藍綠政治偏頗的傾向發展。」

  她進一步表示,相對於台灣三大報的政治意識型態,不代表壹媒體沒有意識型態,從最近減稅廣告事件可以看出,黎智英徹底擁抱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意識型態,「目前看來他的意識型態好像是很成功,但難道台灣的報業只能有純粹市場經濟一種邏輯?」報業的公共責任,與做為民主社會第四權的角色哪裡去了呢?

  最後,她認為:從以前到現在,台灣報業強烈表現出「侍從文化」。這種侍從文化不僅表現在官方與報業之間的關係,也表現在組織內部,許多新聞記者與報業老闆間的關係也是如此。以中時為例,余紀忠經常拔擢青年才俊,被提拔者往往感念他的知遇之恩,使組織內部呈現出一種侍從文化性格。就記者的專業而言,這種欠缺專業自覺的文化,意味著民主報業體質的負面。不過邱執行長並不願就此為台灣報業下悲觀定論,她認為:「民主的社會需要一個養成過程,也許是因為我們還在發展的過程中,記者的專業不夠好,專業組織(像記協)也組織得不好。」

過多新聞頻道 不利平面媒體

  第三位與談者為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建三,其研究專長在於媒體政治經濟分析,在座談會中他也提出一些研究分析和看法:

  首先,馮教授認為必須要破除一點迷思是,現在各國的報業發展並非一律衰退,如果從中國和印度的報業發展來看,2003-2007兩個國家都有大幅成長,「新科技的影響對各國報業影響不一,總體來講國外賺錢報業也有」。然而台灣報業惡化是不爭事實。就各國比較來看,台灣閱報率大幅下跌,其次在經濟持續成長情況下廣告量依舊下跌,第三在各個民主轉型的國家中,台灣成為少數原本領先的報紙經營到快倒了的例子,這三點凸顯出台灣報業衰頹是一個特殊例子,而不是通例。

  馮教授進一步分析,使台灣報業狀況特殊的原因在於:過多的新聞頻道不利閱報文化養成:他認為新聞頻道除了吸收廣告之外,自1996年開始大量新聞頻道出現,經過十多年的影響,使民眾對於新聞接收的習慣(文化)變得膚淺,閱報率自然下滑。

  至於報紙品質低劣、內容混亂,是誰應該負責?馮教授認為必須就事實和責任作一個釐清,事實上,「國家與老闆問題比較大」。因此,若要改善目前的狀況,最後馮教授也提出一些思考方向:

1.國家應發展適當的媒體政策:在歐洲國家經常可見對報業提供協助的政策,美國近期投入國家資金介入市場、處理次級房貸。這兩個例子顯示,國家不能介入市場或插手媒體,其實是一種迷思。

2.藉由工會組織建立員工自行辦報的可能機制:借鑒國光客運的例子,該工會組織員工接手即將倒閉的國光客運,成功存活下來。因此他認為,如果媒體工作者能夠有一個強有力的員工組織,或許就能形成一種可能,在面對報業經營不善、報老闆不良的情況下,由員工自行辦報或者經營媒體。在此,馮教授特別強調:「報紙不只是報紙,是社會民主的資訊取得的一個重要的機制,那麼媒體如果自己沒有信心自助,那麼就很遺憾。」

工會運動 媒體白領少參與

  第二場座談以「從中時事件看媒體勞工運動的未來」主題,由前中國時報產業工會常務理事陳文賢、聯合報產業工會理事長徐國淦、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代表及目擊者總編輯顧美芬參與討論。討論提綱為:

1.面對資方以閱報人口衰退、廣告市場萎縮為理由,要求調低員工薪資福利,或直接關廠、或大量解雇,媒體工作者應如何因應?

2.白領新聞工作者(記者、編輯)加入工會的比例向來不高,為何如此?面對報業的變遷以及更嚴酷的工作環境,具體團結白領工作者的可能性何在?

3.如何平衡專業信仰與工人團結的目標,使專業自主與媒體工人運動結合?

  座談開始前,主持人劉昌德(政大新聞系助理教授)特別播放一則由公視拍攝的關於中時裁員的紀錄影片--「公視獨立特派員-怒火中燒」,劉老師特別強調:面對勞動問題,非常大的問題是經常被視為是別人的問題,但是從影片來看,這些東西是每個經歷者真實的故事,藉此他呼籲在場聽眾,應該更嘗試同理與體會勞動權的問題。
   
  陳文賢指出:目前媒體相關工會大約十幾個,這幾年被裁員都還可以領到一筆錢,以後的媒體人大概不能領到這樣的費用。面臨越來越困難的媒體工作環境,媒體人應該如何自處,陳文賢認為:「我覺得要用工會、集體力量一個都不要讓他裁。」他強調:「這是一條很難走的路,大家在想各式各樣的路希望能活。」

  嘗試說明為何工會運動對媒體人如此重要,陳文賢表示:「有人經常在問,老闆經營困難還以工會抵抗對嗎?當一個企業想到要精簡內部經費,大概這個企業不太可能有翻身機會。可是另一條可能的路,如果這個老闆抱著大家一起生一起死,那還有可能。那麼我們就要設立一個機制,來讓大家結成鐵板一塊。如此,資方才會把力氣放在外面大餅經營。」以中時為例,目前他們有一組人專門來作裁員、分化工會的工作。但是從北歐易利信公司轉而經營國外市場來看,「唯有集體抵抗,他們才會願意想不裁員的經營方式。」

  就中時工會經營的例子,陳文賢指出,中時工會絕大多數以藍領為主,而白領階層通常只願意繳錢而不參與活動,箇中理由在於白領記者過於強調「講道理」,因此當遇到不合理的問題,連當場反駁的行動都沒有,使得工會無法有行動力,因此今年中時工會通過討論決定於年底解散工會。
 
爭取工作權 記者自保靠運氣

  陳文賢強調:專業遇到權力的時候通通沒有效。他以過去在中時遇到的情況說明:「我們記者對這點是非常輕忽的,當初報業進入電腦化的時候,一些單位消失、工作要加到記者身上,那時候我們藍領就要求給我們另外的安排,記者他們積極配合的結果是讓自己更忙。」所以他認為,專業必須要展現在集體身上,作為一個受雇者如果還是循著競爭邏輯,認為只要夠專業就能不被裁員,「只會死得越難看」。因此,他確信:工會抗爭是有效保護工作權的手段。

  相較於中時工會一貫採取激烈抗爭、與資方對立的立場,聯合工會則以較為和緩的經營方式,強調跟資方進行協商來爭取員工利益。

  徐國淦表示:「我也感覺到現在工會相當的低沈,要很清楚瞭解到,必須置之死地而後生。聯合工會是在資方同意下設立,跟中時工會不同,但終極目標都是照顧勞工。」接著徐國淦提供數據表示,聯合工會員工參與比例極高。工會透過積極與資方協商、簽訂團體協定,希望讓勞資雙方取得權力的蹺蹺板。而這份協約比現行的勞動法都好,這份協約就幫同仁爭取更多福利(比勞基法)。因此,許多員工都願意加入工會。

  第三位與談者是為記協代表,同時也是目擊者雜誌總編輯的顧美芬,她表示:近期因為中時問題他經常進行相關的採訪工作,發覺到當面臨勞動權受損時,記者的工會意識幾近空白。「記者好像都不願加入公會,其實中時工會就是由三個記者開始(鄭村祺等),十年前馮建三老師轉寫目擊者雜誌問:為什麼記者不加入工會?如果不加入,就加入記協?但是十年來記者參與團體的意識還是非常薄弱。」

  在專業自主的問題,顧美芬特別強調:「為什麼要談專業?在這些年來我的觀察,除了蘋果日報記者有比較多的專業記者,各大報記者都面臨許多奇怪的現象,被要求負責報量、配合政治宣傳、助選、買公司股票……。」這點也突顯出,不合理的勞動條件是目前記者經常遇到的狀況,因此她鼓勵記者應該多加入工會,另外他也呼籲「傳統新聞教育缺乏工會意識教育,大家可以多看看職場問題、多思考。」

  終場前,主持人劉昌德就他長期對媒體勞動權進行研究觀察表示:簡單來說,過去十年為因應媒體產業衰退,在工作權上受傷害時,記者常求自保。但這種個人式的解決方式是非常碰運氣的,經常只有少數人能存活。

  在三位與談人的談論中,或許看不到明確、具體或者樂觀的未來。然而,值得現職媒體工作人員會未來即將投入職場者思考的是,自己的未來,或許就在堅持勞工運動的陳文賢的問題裡,那就是:「你們要不要積極出來參與工會?」(作者/張春炎,「傳媒與教育電子報」特約記者)


為了打擊吸血高利貸,我寫信給行政院長

今天寫這篇文章,我多少是抱著深沈的愧疚和未消的憤怒,回憶十多年前有關「吸血鬼吃人集團」在台灣開始出現的過程。真希望我當時能鍥而不捨,或可拯救許多人命。

  話說約十多年前,當時尚未凍省,台灣省長是宋楚瑜。當時,自香港引進的小規模超高利貸集團開始悄悄入台,其運作方式,跟後來出現的違法吸金數千億一模一樣,都是吸血式的,只不過後者是軟式詐騙,而前者則類似搶劫般惡質,殘害我同胞的程度,無與倫比。

  我當時是報社派駐省議會記者,憑著記者經驗和必備的「新聞鼻」,發現這種由香港流傳過來的「超高利貸」,已經在台灣各角落開始滋長,我給它取了一個名稱,叫做「吸血鬼式超高利貸」,在香港是幫會生存坐大的「大補帖」,香港民眾沾上了這種超高利貸,百分之九十的後果,是「男盜女娼」。流傳入台灣,沾上的人,除了「男盜女娼」,還加上「燒炭自殺」。

  看到這種吸血鬼式高利貸,已開始戕害社會經濟弱勢民眾,我當時透過較熟且富正義感的省議員在省政總質詢時,向宋省長提出質詢,要求強力防制,心想常把「苦民所苦」掛在嘴邊的宋省長,聞詢應會做明快有魄力的答覆。不料,事與願違,宋指定由省警務處長答覆,當時警務處長是末代處長陳璧,他一開口就說,這種高利貸事件違反銀行法,應由主管機關財政廳處理,如此把皮球踢給財政廳。當時財政廳長為目前司法院長賴英照,他起而答詢,卻一臉茫然。他說,財政廳和各縣市財政人員,手無寸鐵如何去取締幫派份子為主的「地下錢莊」?兩人推來推去,不知所云。

  當天,當總質詢議程結束散會後,我就到議事堂後面「堵」宋省長,跟他說「吸血鬼超高利貸」的利率多在年息100%至1000%之間,若不慎沾上,借十萬塊,只要半年,本息可能就會變成五十萬,借一年,本息可能就會超過一百萬,一輩子還不完,這種超級惡質的吸血鬼高利貸,如再放任,社會根基可能動搖。

  由於時間久遠,我記不清楚宋省長到底怎麼回答我,總之不是很重視。向來對事情敏捷反應的宋省長,對吸血鬼案卻並沒有展現魄力,我驚訝之餘,也莫可奈何。

  此事過後,吸血鬼式的超高利貸,逐漸「遍地開花」,我曾寫信給當時調查局長後接任法務部長的廖正豪,痛陳「吸血鬼式高利貸」是幫派份子坐大的提款機。對此建言,廖並未直接回覆,但不久後,調查局就展示了幾波地下錢莊掃蕩吸血鬼氣焰稍斂。

  扁政府執政,除了繼續努力防杜「詐騙集團」以外,在治安其他方面並無顯著績效。眼見許多因「吸血鬼」案而自殺的個人、家庭慘劇,原不想再「雞婆」的我,「多管閒事」的使命感又跑出來。我提筆給蘇院長(蘇貞昌是省議員出身)寫了一封長信(三張A4紙),直接傳真到行政院長的專線,並以電話囑託辦公室秘書務必把我的傳真函拿給蘇院長過目。

  函中我具體描述「吸血鬼」利率100%到1000%的做法,連王永慶或蔡萬霖也受不了,而「吸血鬼」一定要有幫派份子「暗挺」,「黑白合作」才有生存空間,也是黑社會逐年坐大的根源,如切斷根源,有若釜底抽薪,社會治安自然會好起來。我建議,要掃蕩「吸血鬼」幫眾,蘇院長只要找來警政署長侯友宜交付重任,短期內就自會有驚人績效。信的最後我還殷殷寄託:「先生不做,蒼生奈何?」

  蘇院長當時並未回信(我也不期待他回信),但過了約十天,警方卻開始有了動靜,警檢調開始抄「吸血鬼」的老巢,尤其針對黑社會幫派組織報暴力討債的案件,每天從報紙和電視上都可看到一堆堆的「吸血鬼」就逮,一個月內,大概逮捕大小吸血鬼上千人,瓦解幫派、聚合數十個,其中以竹聯幫各地堂口最多。如此,雖尚未能完全地刨除吸血鬼的全部根節,但已有效地宣誓政府打擊此類犯罪的決心。

  我寫給蘇院長,迄今不知道他是否收到?若有收到,也不曉得他是否真的重視,且交辦給有關單位?我只知道信發出後不久,許多吸血鬼和幫派份子就逮。我覺得自己做了該做的事,也是我記者生涯中值得紀念的一段。(作者/王伯仁,前中國時報省政特派記者)



看次貸風暴,媒體監督待加強

  美國次級房貸問題導致美國兩家龍頭房屋貸款銀行,房利美與房地美宣佈倒閉,接著又爆發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的消息,一波波金融大海嘯波及全球,在太平洋對岸的台灣,首當其衝,股市一度跌破六千點,而這次大海嘯的起因,是由次級房貸風暴開始,然而,新聞不斷的報導次貸引發的金融風暴之即,到底次貸是甚麼,帶給台灣甚麼樣的教訓,如何反思台灣的金管政策,才是新聞媒體在事件報導中該有的積極作為。

  TVBS新聞台曾經採用一段外電新聞,內容為CNN記者為了將此次金融危機以簡單易懂的報導方式,告訴閱聽眾次貸所引發的連鎖效應,它不僅請大學教授指導,並且當場以簡單的方式陳述,還利用簡單的情境劇,將金融商品交易的流程表現出來,在在凸顯了美國記者,如何將生澀的經濟問題轉化為新聞用語的用心,也反映出台灣的新聞媒體在新聞報導上的自我侷限,在專業深度與廣度上還有值得開發的空間。

  台灣的新聞媒體競爭激烈,加上24小時輪播壓力,造成新聞膚淺化,僅追求新聞即時性的結果,犧牲了新聞專業表現該有的深度報導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精神,新聞具有教育的功能是不容質疑的,況且新聞扮演監督政府的角色,並具有促進社會改革的潛在動能,新聞不僅要告訴我們次貸風暴對台灣有甚麼影響,還應該向閱聽人解釋事件的全貌。

  次貸風暴的原因和台灣前幾年發生的卡債風暴有類似的結構,新聞媒體若能利用新聞事件反思台灣的金融現狀,或許能因此揭露許多過去不曾引起注意的事件面向,提供前車之鑑,這才是擔負社會責任的新聞媒體應有的作為。(作者/黃嬿,「傳媒與教育電子報」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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