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通過6項對台軍售案，金融高達新台幣2千1百億元，總統府透過發言人表示這象徵一個「和平安全及台美互信新時期」的開始，馬英九總統代表台灣，向美方表示感謝和肯定。台灣駐美代表處也發出聲明感謝美國依據「台灣關係法」履行對我的承諾，持續協助台灣提升自我防衛能力。不僅政府機關如此諂媚自卑，尚有朝野民代幫腔警告馬政府不該沾沾自喜，宜檢討兩項未通過，且是在延會期間才通過，是否讓美方覺得我「誠意不夠」。

若說至今仍有美軍事基地駐紮之處仍未擺脫「殖民地」的命運，那麼台灣這般朝野一氣對美阿諛逢迎者，豈可不視為「次殖民地」？不必駐軍即有人爭相送錢展現「誠意」，喪權辱國莫甚於此。

馬政府上任後矢言修好兩岸關係，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包機直航，甚至未來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開放銀行「登陸」；「大陸投資人來台投資條例」、「航空城條例」等立法；「自由貿易港區條例」的修訂；以及承認大陸學歷及來台考照等。目前中國大陸已經是台灣最主要的出超對象，前述諸項政策更會促進兩岸在經濟上的整合，或確切的說，是加深台灣對中國大陸的依賴。然而，此時我們花大錢對美軍購，即意味兩岸在政治上劍拔弩張，經濟上卻投懷送抱，政策立場自相矛盾。固然對台軍售只是美、中角力的一環，但台灣想要兩面討好而失去了自己的立場，進退失據。

再者，所謂兩岸經濟整合，實際上是完成資本的獨裁統治，例如：航空城條例幾乎等於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航空城乃化外之地，與勞基法、雇用外勞比例限制、土地使用管理等法令脫勾，任由資本恣意妄為；至於金融領域的開放，也是讓台灣益發捲入於今越演越烈的全球金融危險之中，甚至日前總統府財經小組更誇張的建議以外匯存底成立「主權基金」。一言以蔽之，社會安全蕩然，國防安全安在哉？社會若已崩解，民不聊生，徒增國防武力而欲永保安全，則如緣木求魚。

軍購無論放在國際政治角力或國家安全論述之中，馬政府的表現都荒腔走板，既沒面子也失了裏子。不過這倒不全是馬政府的問題，而是台灣社會階級意識嚴重缺乏，人人自以為是中產階級，投射到國家上，則自認是先進國家，從不與弱小或平等待我之國家同一陣線，又無法真正躋身先進列強，尷尬至極，反成了丑角。

大考中心宣布明年大學學測和指考將首次依「95課綱」命題，其中國文科文言文與白話文出題比例，再次掀起余光中與南社、北社等本土社團之間的論戰。乍看之下雙方各據其理、優劣難分，實際上雙方對「教材文白比例」的主張皆不涉及真正的問題關鍵。

真正的問題關鍵，首先在於教材選文的挑選標準。過去以來，國文科教材選文，大多以作者的歷史地位、文學聲望，或者該篇文章在形式上的「文采」高低作為選用標準；卻因此而經常選出徒具文采卻不合時宜的課文——諸葛亮《出師表》即是一例，文采方面雖為佳作，但實際上鼓勵封建忠君思想、美化窮兵黷武，實有違現代民主思潮與和平精神。相較之下，先秦墨家文章中的反戰思想、晉代鮑敬言的《無君論》、明代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等，無不能與當代社會思潮相互詰辯輝映，何不選為必讀課文？

此外，文言課文的教學方法亦是超越文白比例的另一關鍵。倘若教師教學和考場應試時，只要求學生背誦文辭註釋與白話句意，卻不將文言文之所以被認為具有獨特美感的創作方法加以提煉、促進學生掌握其美學方法，則學生們充其量只是大量硬吞古人糟粕，如何能期待他們的文字能力因此而提高？

因此，與其膠著於文白比例爭議，不如針對更關鍵的問題予以改革。

在中學生國文教材的文言／白話文比例爭議中，詩人余光中向來主張提高文言文比例。余氏與「國文搶救聯盟」共同提出的主張當然有其言之成理的一面，但卻非全然絕對的真理；尤其與日前余氏在生日宴會上提出的「政治人物應該多讀詩」一言相互對照，更顯其侷限。

不可否認，文言文確實有其文學價值與文化意義，但卻不能因此將「學習文言文」與「提高文字能力」劃上等號。放眼當下台灣社會，靠文字能力活躍於社會各界、謀求生計的作家、記者、評論員、文化工作者、部落客等「文字能力高手」不可勝數，但若一一細究其學經歷，這群高手中究竟有幾人是出身自專擅研究文言文的中文系科班？

多讀文言文，對未來不打算從事文史研究工作的青年學子而言，已難找出「培養美感」以外的具體效益。更何況，「多讀詩」難道就能對政治人物的行政績效或國會議事品質產生正面助益？若余老真認為「讀詩」與「治國能力」兩者關係為正相關，豈非繞著彎向全國宣稱自己才是最適合擔任總統的人選、或者以「國師」自居？

吾人並非絕對地反對學習文言文，但實不該似余老這般誇大學習古典詩文的功效。余老此番言談，不僅向世人暴露專家的傲慢，同時亦是最糟的公民科負面教材。

理論物理的發展及諸多重要數學定理的提出，曾帶來一種錯覺，彷彿世界將被解密，事物真相將一覽無遺。隨後維也納學派（The Vienna Circle）之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的大行其道，更進一步長期誤導了人們對於科學或知識本質的理解。差不多有一百年的時間，可驗證性（verifiability）被荒謬地視為一種科學判準及知識研究範式；簡單說：唯有可驗證的，才是科學，才是知識對象。

這樣一種科學觀，努力追求現象的確定性（certainty），但這畢竟是一種妄想。確定性只存在於硬科學例如物理數學與邏輯之中，而不存在於自然科學等等不太科學的軟科學，至於涉及身心靈的臨床醫學就更不用說了。簡單說，凡屬經驗事物都不可能必然且確定，必然性及確定性只存在於邏輯等式或數學物理方程式中，而不可能存在於自然科學；後者只追求可靠性（reliability）而非確定性。

換句話說，軟科學是說不準的，它只提供一種有關「可能性」的說明，預測能力越高或內外一致性越強，可靠性就越好。但「說不準」並不是一種遺憾，而只是事物之必然。「說不準」並不意味著我們將無話可說，相反地，越是說不準就越有眾人講話的餘地。反倒是在邏輯數學與物理的世界中，能說的極為有限，因為其所遵循的邏輯法則將說出它自己而無須代言。

當人們逐漸意識到「說不準」之不可避免時，自然科學也就越能謙卑地從事它所能從事的卑微工作；當它告訴我們一種可能性時，它終究也只是一種可能，一種證詞（testimony）或證據（evidence），而不是一種鐵證（proof）。就連三歲小孩也知道，當我們訴說一種可能性時，意思是指它的「最大可能」，而不是「最小可能」，更不是指某種「絕對值」，否則一切將只是廢話；畢竟凡是實存的盡皆偶然（contingent）而非必然（necessary），在經驗世界中凡事都有可能。

醫療當然無法做到絕對的生命安全保證；但如果吳淑珍可以以此拒絕傳訊，往後也該讓所有病患從此免於法律訴訟之干擾才對，因為難道你能保證每個病人上法庭百分之百安全？任何診斷都只是講求一種「最大的可能性」，而不是一遇到權貴就馬上變成「絕對值」，要求絕對的安全保證。若硬要說吳出庭「可能」有生命危險，那請問誰的生命沒有一絲一毫的危險之可能？就連太陽明天是否依然升起也無法打包票不是嗎？但我們有必要為了這樣一個可能性而擔憂嗎？這些只是一種普通常識，可悲的是，當子彈遇到權貴不但會轉彎，甚至連普通常識遇到權貴也彷彿都得崩盤似的。

中國毒奶粉事件引起了大家對於奶製品安全的恐慌，竟然有人喪心病狂到將根本不能吃的石化塑料加到人們日常飲食中，不可思議。而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衛生署日前竟將原本要求不得檢出三聚氰胺的標準改成2.5ppm，在引起喧然大波並換了一個衛生署長後，才又改口為含糊的只要檢驗「合格」即標明未檢出，而後再宣布需為可以檢驗到ppb（十億分之一）水準的LCMass儀器未檢出，方為大眾所接受。

然而，仍有不少聲音認為，目前的標準太嚴，原因是許多奶製品在生產過程中會遭到容器或農藥中所含或分解產生的三聚氰胺污染，包括衛生署官員日前在為2.5ppm標準辯解時，也採此說法。然而這種說法大有問題，首先，現在很少有塑膠容器是以美耐皿製成，連這些食品公司的產品包裝，也均非美耐皿材質。即使酪農以美耐皿容器裝鮮乳，在常溫下，其單體三聚氰胺也不太會溶出，而送到食品加工廠後，其管線設備更不太可能用美耐皿為材質，因此塑膠容器會造成奶製品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只有當消費者以美耐皿的杯碗盛裝熱騰騰的奶品時，才有可能發生。

至於這些污染源若來自受到農藥污染的飼料，則表示這些食品公司的品質管制出了問題，未對飼料的品質把關，或未對奶品產地的環境品質嚴格要求。若如此，我們不僅將吃進三聚氰胺，更將吃下其他不明的農藥殘餘物質，健康風險將不下於「只有」2.5ppm的三聚氰胺。這樣的奶製品，還有誰想吃？

因此，被檢出奶製品受到三聚氰胺污染的食品公司，實在應該好好檢討其產品的生命週期，從原料生產到產品加工製造過程，到底那個環節出了問題，而不是推說標準太嚴。若要推說三聚氰胺無所不在，而使其奶製品無法不受污染，也請拿出實證，將奶品產地狀況、酪農生產實務、以及奶製品加工過程，向大眾說明白，讓資訊公開透明。而非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編製個說法，而誤導大眾視聽。現在已有民眾誤以為，只要以塑膠容器裝奶製品，就會有三聚氰胺的污染。當以訛傳訛的傳聞越來越多，即使檢驗標準因此放寬了，恐怕大眾對這些食品的品質，也早已沒有信心了。

其實，中國是個高風險的社會，來自中國的食品當然也有著高風險，一個有社會責任的公司，若不是主動避開這個風險，不從中國進口食品，不然就應當面對這個風險，以最嚴格的標準，來為民眾的身體健康把關，而非要求政府放寬標準，讓危險食品成為安全食品；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也應當如此。只是目前的政府，正在擁抱風險，卻又不太願意面對風險，還真令人憂心！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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