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案發生當天，新聞通訊社對這起案件刊登了一則簡短的新聞，只有兩小段文字，和眾多懸案一起埋在報紙中央的版面上，但我碰巧那天下午吃午餐時在《紐約時報》上讀到這則新聞。當時我便幾乎立刻聯想到班傑明‧沙克斯。文章中並沒有明確提到他，但所有跡象卻似乎都與他相符。我和他將近一年沒見，但在我們最後一次談話中，他讓我深信他非常苦惱，正一頭栽進某種無以名狀的黑暗災難中。如果這麼說太含糊其詞，那我就該再說得清楚點，也就是他有提到炸彈這回事。他在那次談話中不斷提到它們，以致往後的十一個月中，我的心底不時懷著恐懼——我怕他會自殺，怕我會在某天翻開報紙時讀到我的朋友引爆炸彈自殺的新聞。

當時這不過是個莫名其妙的直覺，平空跳出的瘋狂念頭之一，但這念頭一旦進入腦子裡，我就再也無法將它拋開。然後在我讀到這則新聞的兩天後，兩名聯邦調查局探員登門拜訪，他們剛做完自我介紹，我便立刻明白我的猜測是正確的。沙克斯正是那個引爆炸彈自殺的人，這點無庸置疑。沙克斯死了，現在我唯一能幫他的，就是守住他自殺的秘密。

能讀到這則意外新聞或許算是我的運氣，雖然當時的我寧可沒有讀到，然而它給了我兩天時間消化這令人震驚的消息，因此當那兩位調查局探員上門詢問時，我已有了心理準備，這使我得以保持鎮定。他們過了四十八小時才開始追查我，因此已無法造成傷害。在沙克斯的皮夾內發現的遺物中，似乎有張小紙片寫著我的姓名縮寫與電話號碼，所以他們才循線找到我。但幸運的是，那個電話號碼是我在紐約家的電話號碼，而過去這十天我都在佛蒙特州，和我的家人一起住在一棟租來打算度過暑假的屋子裡，天曉得他們得先問過多少人才在這裡找到我。如果我曾提過這房子的屋主是沙克斯的前妻，你就能明白這件事有多複雜並糾結不清了。

我儘可能和他們裝聾作啞，儘可能對他們隱瞞。我說，沒有，我沒讀到這條新聞，我對炸彈或贓車或威斯康辛州的鄉下公路一無所知。我說，我是個作家，一個靠寫小說餬口的人，如果要調查我，請便——但這對他們的案子沒有幫助，只是白白浪費他們的時間而已。他們說，也許吧，但死者皮夾內的小紙片又是怎麼回事？他們不會以任何罪名指控我，但死者隨身帶著我的電話號碼，似乎又說明了我們之間有關係。我只好承認，不是嗎？我說，是的，我承認，但這並不表示我和他就有關係，那個人有千百種辦法拿到我的電話號碼，我的朋友遍佈全世界，其中誰都有可能將它交給陌生人，說不定那個陌生人又將它交給另一個陌生人，那個陌生人又將它交給另一個陌生人。他們說，也許吧，但誰會隨身帶著一個陌生人的電話號碼？我說，因為我是個作家。喔？他們說，這有什麼差別？我說，因為坊間有我的書，人們會讀到它們，但我不知道這些人是誰。我在不知情的狀況下介入那些陌生人的生命，只要他們手上拿著我的書，對他們來說我所寫的每個字就是只為他們而存在的唯一事實。他們說，這種事很正常，書都是這樣。我說，是的，書都是這樣，但這些人有時候會變得很瘋狂，他們讀你的書，書中的文字擊中他們的靈魂深處，剎那間，他們便以為你屬於他們，以為你是他們在這世上唯一的朋友。為了強調我的觀點，我舉了幾個例子——都是真實的，都直接取自我過去的經驗。那些精神錯亂的信件，那些半夜三點的擾人電話，那些無名氏的威脅。我又說，就在去年，我發現有人冒名頂替我——以我的名義回信，大剌剌走進書店、在我的書上簽名，像個邪惡的陰影在我的生命邊緣徘徊。我說，書是種神秘的物體，一旦飄進這世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還可能引發各式各樣的不幸，而你對這些事一籌莫展，無論好壞都不是你能控制得了的。

我不知道他們相不相信我的否認之詞，我想他們不信，但就算他們不相信我說的每一句話，我的策略還是有可能為我爭取到一點時間。過去我從未和聯邦調查局探員談過話，所以我覺得自己在這次訪談中的表現並不算太差。我泰然若定，彬彬有禮，蓄意表現出有心幫忙卻又不知如何著手的模樣，光是表現出這點，對我來說就已經佔了上風。平時我缺乏說謊的天分，過去這些年來雖然也不是沒試過，但我幾乎不曾愚弄任何人，如果說我曾在前天蓄意裝出可信的表現，那這兩位聯邦調查局探員至少也要負起部分責任。他們的言談舉止和他們的外表完全是兩回事，他們的穿著完全符合他們扮演的角色，和我想像中的聯邦調查局探員毫無二致：輕便的夏季西裝、結實的粗革高幫靴、免燙襯衫、鼻梁上架著飛行員墨鏡。這墨鏡幾乎是不可缺少的配件，可以這麼說，它給人一種虛偽造作的臨場感，彷彿他們只是臨時演員，受雇在低成本電影中扮演一個角色，這反而帶給我一種怪異的安全感。此刻回想，我明白這種不真實感反而對我有利，讓我也把自己當作演員，而正因為變成另一個人，我忽然就有權欺騙他們，不在乎昧著良心說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