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通過7千億美元紓困案，美股依然重挫。台灣國安基金頻頻入場護盤，昨天終場加權股價指數依然大跌318點，以5,206點作收，投資人臉色與盤面同樣鐵青，市場一片恐慌。

利多出盡，藥效枉然。這已不是「金融危機」，而是信任的危機，觀念的危機，價值的危機。過去一世紀以來由歐美所主導的意識形態建構，正在一寸寸地崩解。過去縱橫華爾街的「大師」，那些高傲、冰冷、目空一切的國際金融賭場勝利者，如今從金字塔頂端摔落，成為過街老鼠，只能流竄於無可收拾的殘局之中。

1986年的車諾比爾核電廠爆炸事件，喚醒了一個世代的環保生態意識，讓大家意識到地球的脆弱和科學的局限。2001年的911事件，翻轉了全球的戰略地圖，恐怖分子以小搏大，改變了國際上強者與弱者的權力關係。同樣的，自2007年次級信貸延燒開來的金融風暴，也正在改寫人類的文明史，新自由主義資本市場中私人致富的法則、瘋狂的金錢遊戲以及呼風喚雨的金融作手，都將接受嚴酷的檢驗。一套新的、集體的、人道的價值觀將在廢墟中浮現。

《紐約時報》的一篇短論，將華爾街坑人的投資銀行稱為「蟑螂汽車旅館」，也就是那種用來誘黏蟑螂的紙盒屋，投資人一旦進去，就別想出來。事實上，過去在自由市場全球化的意識形態之下，整個金融體系的思維又何嘗不是「蟑螂汽車旅館」，所有腦袋一旦陷入，就別想出來。

尤其是，自從1980年代以來，華爾街帶頭創發一大堆無奇不有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誘引無數投資人在不明究裡的情況下入場購買，日積月累，終於引發今日的風暴。但是，這段期間，所有在華爾街金融集團的高級主管都成為日進斗金的「金童」。譬如，才在今年9月宣告破產的雷曼兄弟銀行，其首席執行官在2007年的收入竟然高達4千5百萬美元。而這並不是單一例外，美國現任財政部長鮑爾森曾主掌高盛集團，當時他的年收入也高達3千8百萬美元。金融業界的超高所得擴大了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也使得年輕一代以進入華爾街為人生最高理想。根據統計，哈佛畢業生在1975年有5％進入金融界服務；1990年之後即高達15％，而且越是菁英，越是喜歡往華爾街鑽營。也就是說，一整個世代的聰明才智都黏滯在金融蟑螂屋。

從這個觀點來看，這一波的金融危機的背後，其實隱含著信任的危機，對金童、炒手們在金融市場上翻雲覆雨的手段已感嫌惡，對官商一體的金融體制也不再信任。同時，也隱含著觀念的危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金融市場已經陷入僵局，要脫困，只能倚靠新觀念、新思維。最後，當然也隱含著道德的危機，金融業界的超高所得扭曲了一整個世代的價值觀，貧富差距的大幅擴張已嚴重危害社會正義。這麼深沉的危機，美國政府的7千億不足以成為解困的藥方，台灣政府投入再多的國安基金也是枉然！

此間正忙著對「賊仔扁」追查、追懲之時，禍亂全球的「金融海嘯」卻乏人追究誰是罪魁元凶，好像這不是人力所能為，有如自然災害，只能無奈承受，然後竭力救災，盡可能弭平災情，期待復蘇有日，再迎繁榮盛景，從而坐等再一次的大毀滅。如此循環往復，直似天體運動一般，超然於人類的掌控。

是耶？非耶？這根本是現代人的偏執，明明由人類造就的物質文明，怎麼失控了？怎麼及身受害而束手無策呢？甚至比蒙昧時代置身於黑森林還更無助、更顫抖不已，何以故？原來這一套市場經濟、或說資本主義，根本不操之在你、我的庶民之手，而是由資本家作主；問題是資本家也作不了主，而是由他們競相攀比的逐利心所驅動，這種無邊無際的貪婪超出了個人的意志、超出了一切的法律與道德約束，名曰創新，也就是破壞，終要同歸於盡。

不能怪個人，只能怪體制嗎？非也！那些大得好處的作手、資本家當然罪無可逭，那些起哄、助陣的經濟學家統統是從犯，至於至今仍大話不慚的事後諸葛，可要加重論處了。

如果說一年前美國的「次級房貸」是地震，那麼所牽動的蝴蝶效應，確已造成今日的海嘯了，波及全世界，但決不是如末日論者所稱的大洪水；這個世界不會被沖垮的，更不像某些異議份子所預言，水退之後將要換成社會主義的新天新地。請放心！資本主義還要長存下去，只是經過一次洗練，必將上昇到高一個層面，比今日更完善。

所以，景氣循環不是簡單重複的宿命，它推動市場制度螺旋式進化，即以日下惹禍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為例，沒有此一創新，全球又焉能渡過世紀之交的網路泡沫破滅的危機，而享受史上最長、最廣泛的繁榮期呢？特別是中、印、俄及巴西等金磚四國相繼崛起，乃脫離不了美國金融槓桿加長帶來銀根大幅寬鬆的惠澤；如今榮景已逝，主要是美歐嚐到苦果，但是新興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已掙脫貧脫的泥沼，獲得成長的動力。如何進一步內化之、延續之，變成每個開發中國家自身的功課，怪不得金融海嘯的破壞。

從這宏大角度看，此番惹禍者可是之前的有功人，未來仍然需要有人勇於創新，解厄又開路，這種創造的少數是人類的瑰寶，不得輕待是幸。

民國56年以前，高中生數量仍甚稀少，屬於人口中的前兩成，但國文教材的文白比例尚沒有像後來那樣傾斜於文言。民國55年（1966），中國大陸發動文化大革命，對中華傳統文化破壞嚴重，為反制中國大陸對中華文化的摧殘，乃有民國55年11月12日由孫科、王雲五等1千5百人聯名發起，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即因此於民國56年7月28成立，蔣介石任會長（後來李登輝、陳水扁相繼為會長，現已改名為國家文化總會），以發揚傳統中華文化與倫理道德為宗旨，鼓勵公私立文化學術機構從思想上、學術上宏揚中華優良文化，並推行各項深入民間的文化建設與活動。冷戰時期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戰略上支撐了中華民國存在的正當性，和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相似，即「我方是傳人，海峽對岸是罪人」「我方是正統，對岸是叛道」；在威權時期更透過教育系統，深入課程、教材，同時各種國粹（含國劇、國樂……）得到更大的鼓舞，「蔣公」則被塑造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的道統傳人。然而走過42年，當初推動文化復興所帶來的戰略價值逐漸消褪，文化經典固然有其價值，也該回歸正常的架構。一個國家將其多數的中學生當作「為往聖繼絕學」的種子，這是迷思，還是卓見？戒嚴時期的師大國文系課程係以承載國學而非文學創作與教學為首要定位，又以訓詁、考據為其核心課業，這一段被扭曲掉的課程及師資培育，如何能不正視？如何能不還原及正常化？增加選修、減少必修是國際潮流，而我國實施週休二日之後，高國中的學習時數都以35小時為上限，在國際上仍是極高值。新增領域有其價值，舊有領域仍想保衛時數，課程修訂如何可能？將高中國文時數減少的原因推給所謂前任部長搞「去中國化」，正是所謂張冠李戴式的操作與指控──教育部文獻清楚記載是在民國88年因週休二日而由每5節降為4節（3年30節變24節）。有人主張要恢復84年課程標準，個人要問：如何恢復？是上課5天半，所有領域都回到95課綱前的狀態嗎？84年課程標準在88年正式實施就是國文每週4節啊！

日前，美國國防部批准數項武器系統出售給台灣，引發美中台三方的反應，幾乎都在預期之內。不過，這並不顯示此次軍售在政治、軍事上的重要性，相反的，三方其實是合演了一場戲。如果暫時不談「軍事是政治延續」的古老概念，而只將軍事看成獨立的事業，那麼，整個台美軍售項目，除了防空飛彈合乎中台雙方的軍事運作需要，其餘的項目，只顯示兩岸軍事部署的策略思考，正陷入混亂的局面。從對岸的角度而言，M族飛彈是個成本效益頗佳的武器系統。進，可以癱瘓台灣的軍事設施；退，則可以迫使台灣加強採購「攔截地對地飛彈的系統」，降低國防資源配置到其他領域的比重。對於台灣而言，防空飛彈的效益也在於：進，可以抵抗對岸的空中威脅；退，則可以壓迫對岸將國防資源用在耗時、耗力、作戰效益低的飛彈製造上。從台灣建立名列世界前茅的高密度防空系統，以及前任元首在卸任前「無意間」透露對岸部署的飛彈數目，就可以看出雙方在一定程度上，都認真的執行這套運作概念。基本上，以地對地飛彈作為攻勢前導，背後的戰術思維是，藉由較低成本的武器來消耗敵方的精銳，然後為己方精銳的攻勢預作鋪路。這是蘇聯紅軍在二次大戰期間，與德國在戰場交手的經驗總結。從美蘇對抗的經驗來看，要避免陷入無止境的消耗戰，關鍵在於主動出擊。美式的思維著重在空中，以戰機維持空中優勢、加強衛星偵測，從空中壓制敵方的戰艦、彈道潛艇，甚至地面部隊。蘇式的應對則著重海上，以潛艇、戰艦發射長程飛彈，突破美方的航空母艦戰鬥群。此次軍售項目中，頗受注目的潛射飛彈，就是美方所發展的各種對抗／迎擊組合中，衍生出的一個配套；它不是主流，只是為了彌補空中偵察的「漏網之魚」，所設置的伏兵，原始的配套，是藉由射程更長的巡曳飛彈，逼迫蘇聯投入大量資源，發展數量有限的潛艇才能使用的技術。理論上，對岸若認真看待潛艇戰術，當務之急應該是發展海上長程攻擊能力，而不是讓潛艇單刀直入美方的航艦戰鬥群；台灣、美方若認真看待潛艇戰術，則應該是配置海上的長距離偵測系統，而不是只配備潛射飛彈而已。當美中台三方在武器系統建置上都只做了半套，而沒有下文時，其結果是，既不能在戰時發揮作用，也無法在承平時期扭轉（誤導）對方的軍事發展方向。結果是，各方做出姿態，來滿足各自陣營中的異議。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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