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台灣的讀者來說，甫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魯曼（Paul Krugman）並不算陌生。除了台灣早先便有相關譯著出版外，更重要的是，克魯曼對於1998年東亞金融風暴的精準預測，以及對新自由主義經濟鬆綁政策的嚴厲批評，其逆流而上的姿態讓人印象深刻。

諾貝爾獎向來不是一個蛋頭競技場，經濟學獎尤然。例如，戰後凱因斯主義四方風行，所謂自由市場的放任經濟學只能在旁邊坐冷板凳，惟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在1974年獲獎突圍後，便出現了新自由主義的轉向，自此芝加哥學派的門徒們視諾貝爾經濟學獎為禁臠。

晚近，史蒂格利茲（Joseph E. Stiglitz）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則是新自由主義氛圍下的另次轉折先聲。因為史氏曾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卻又猛力批判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尤其這兩大國際機構對東亞蒙難國家的「趁火打劫」更是不以為然。因此，史氏的獲獎，多少意味了新自由主義市場基本教義派霸權的鬆動，因為後者所一手導演的現實災難，再也無法讓人童騃般地相信「明天會更好」。

克魯曼的獲獎，其實是踵繼史氏之後的「經濟異議者」。與其說是經濟地理學或新貿易理論的獨步精湛，倒不如將史氏、克魯曼視之為「危機年代」的診斷者，其情形一如20世紀上半葉，自由市場迷思盛行卻又導致重重政經危機，而必然召喚出凱因斯。

而今，華爾街山河已破，「新凱因斯們」似乎重新取得了回朝可能。（新）凱因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爭論，再也不是講堂內的嚼舌根，而是走出去，在危機解決的競技場一較高下了。在學術上，新自由主義是枯燥的數字語言；但在現實上，它卻是仰賴美國政治權威與華爾街銅臭的行銷。如今，靠山已倒，新自由主義的福音難以吹擂，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競爭之列退出，似是指日可待。

克魯曼的獲獎，在這場被稱為嚴重程度可能不下於大蕭條的金融海嘯中，彌足珍貴。確實，如某些人批評，克魯曼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下的「學者」，因為他勤於報紙評論。此外，克魯曼也沒有驚天動地的學術創新理論，但他勇於拆穿供給學派、新自由主義的「國王新衣」。在這樣一個時代裡，當社會學界都以「公共社會學」惕勵自省之際，我們其實也需要這種「公共經濟學」的介入與對話。

針對部分學校強制規定女學生穿著裙裝，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日前形成共識，認為校方此規範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平心而論，性平會此一結論幾無激進色彩可言，但在性別意義之外，爭議過程中還出現了許多堪稱民主教育負面教材的情節。

按最基本的民主精神，任何群體規範都須在每位成員充分理解其意義後，讓每位成員表達各種異議，再據各方意見修改總結。在這波服儀規定爭議中，無論身份為教師、學務處職員或校長，不少支持現行服儀規則者皆以「制服代表紀律與規範」、「學生該有學生的樣子」作為論據。但若進一步追問其所謂「紀律」、「學生的樣子」究竟是全體師生共識？抑或校方單方面決定？恐怕皆屬後者。更何況這些校內師長還公然自置於「紀律」之外、絲毫未曾反省其雙重標準的行徑？

另外，當學生透過媒體投書等管道、明確且條理地針對「強制著裙裝造成的具體困擾」向校方提出異議、且性平會亦作出結論後，部分校方竟仍採取不回應，中山女高校長甚至表示「不明白其中關聯性何在」，卻不願針對學生與性平會所指出的問題具體回應，何其威權傲慢？

由小見大，若不能將校園中的威權與傲慢態度掃空，如何期待培育出來的青年能將台灣社會推向更民主的境界？

中學生服儀規定引發性別平等爭議。然在是否符合性別平等精神的高論之外，這些遭學生控訴的學校更該檢討的，其實是自家的服儀規定是否真的合宜。

所謂合宜，包含兩個層面——首先是服儀規定是否符合學校教育之教學目標。按高等中學法所載，高級中學以陶冶青年身心、培養健全公民、奠定研究學術或學習專門知能之預備為宗旨。職是，問題便該這麼問：強制裙裝，有助於奠定研究學術或學習專門知能嗎？禁止穿短褲進出校門，又真的妨害了學生自身、或旁觀者的身心健全發展嗎？若校方不能針對上述問題斬釘截鐵地作出肯定的回答，那麼何苦繼續堅守這些枝節小事？

第二個層面，則是相對消極性地檢視服儀規定，是否對學生甚至家長的個人生活造成困擾。近日以來，各大報刊早有學生相繼指出強制裙裝帶來的各種困擾：包括冬天無法禦寒、行走騎車皆不便、徒增遭人性騷擾的危險性等等。倘若校方所制訂的服儀標準不致於普遍地產生上述困擾，學生又怎會如此大規模、自發地發出抗議？

基於教育與管理之目的，校方當然有權制訂包含服儀規則在內的各種校規。但在制訂規則的同時，實應提醒自己多多「體恤民情」，以免制訂出來的規範大收反效果。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克魯曼，象徵著瑞典中央銀行，再次的政治押寶。

所謂的諾貝爾經濟獎，與諾貝爾無關，是瑞典中央銀行為了搭諾貝爾獎「順風車」，而設立的獎項，所以，後續的作為也不會背離「傳統」太遠。這個獎項的政治味，比較著名的包括1974年的海耶克、1976年的傅利曼，都有要求政府退出、市場接手的隱喻，當時，正是石油危機後，各方為政府角色激烈辯論的時機；尤其是，傅利曼曾經在1972年，協助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在政變後所進行的一連串經濟施政。之後，1995年Lucas的「理性預期」標籤，再度向政府的角色予以痛擊。

但是，1997年之後的連續3年，堪稱是諾貝爾經濟獎的「暗黑」時代。

先是1997年兩位得主獲獎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因為LTCM公司操作財務槓桿造成世界金融黑洞，於是，1998年就由談經濟分配、有人道關懷味的沈恩（Sen）獨得獎項。之後，當各方對金融風暴的危機處理開始爭論時，研究貨幣的Mundell又單獨出線；很湊巧，克魯曼的中文翻譯書，就有關於Lucas、Mundell「不適格」的評論。

然後，知識界開始為「後1997年金融風暴時代」的政府、IMF、世界銀行角色進行辯論時，2001年的得獎名單中又出現了Stiglitz、Akerlof等人。之後，當歐美等國開始為減稅議題爭執不休時，2004年就是由Kydland、Prescott等人得獎；Prescott甚至曾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贊同布希的富人減稅方案。

如果從這個脈絡來看，克魯曼確實有得獎的「政治架勢」。克魯曼參與的大戰役，首推1990年代的「策略性貿易政策」辯論。當時，有一派人認為，新興國家的低價生產，搶走了歐美等國的國內就業機會；阿扁總統第一任就職典禮上，代表美方來道賀的Laura Tysoon，以及本地財經雜誌譽為諾貝爾經濟獎候選人的佘羅（Thurow），都是此派的戰將；而克魯曼、Bhagwati等人，則從學理為貿易開放政策辯護。克魯曼的中文書，就記錄了「克魯曼KO佘羅」的敘述。

就克魯曼本人而言，他的早年學術貢獻雖然有目共睹，不過，要談原創性，印度裔學者Bhagwati對於國際貿易領域的貢獻，恐怕會更有得獎的資格；至於區位理論，嚴格說，克魯曼只是延續Dixit、Stiglitz等人的研究，京都大學的藤田昌久要更接近原創源頭。關於克魯曼預測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八卦，其實他自己都承認，主要是引用劉遵義的發現。

簡單的說，克魯曼比較像是政策辯論中的「學術戰將」，他的獲獎，應該是「有人」希望透過諾貝爾獎，為「二房」危機後的政府角色辯論，增加一點火力。

做為馬英九上任後首個到訪的國家，巴拉圭新任總統盧戈（Fernando Lugo）在馬英九結束訪問不到二週，即對當地媒體表示：「我們不會在聯合國投票支持台灣。」盧戈此話一出，立即成為台灣朝野政客口水戰的話題，民進黨藉機抨擊馬英九的「活路外交」根本就是「死路外交」。

馬英九的「活路外交」是否步民進黨執政時期的「烽火外交」後塵猶未可知，不過，對國際局勢稍有認識者皆知，巴拉圭的轉向從魯戈當選的那一刻即可預見，其原因非但不是因為台灣的政權更迭，反而是台灣長期以來不辨左右的外交政策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要探討魯戈上台後的台巴雙邊關係，不能不談及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台灣是如何維繫兩國外交關係的。巴拉圭在史托斯納爾（Alfredo Stroessner）於1954年發動軍事政變上台後，隨即在東西冷戰正熾的1957年與台灣建交，蔣介石與史托斯納爾這兩個軍人出身的「反共強人」一拍即合，一直到蔣介石去世後，台灣當局仍然持續與統治巴拉圭長達35年、卻聲名狼籍的史氏獨裁政權交好，一直到今天，巴拉圭首都亞松森仍有名為「蔣介石大道」的街道，為這段歷史留下紀錄。說到底，台灣藉由大筆的經援籠絡了巴拉圭的政客，巴拉圭的獨裁政府則利用台灣的援助打壓國內的反對勢力，台巴的邦誼自然相對穩固。

然而，在中南美洲一片向左走的風潮中，巴拉圭的轉向早在預料之中，果不其然，2006年底在10萬巴拉圭人民聯名要求辭去主教職務的魯戈，一如各界預期當選新任總統，為了回應廣大巴拉圭人民對台灣以金錢資助巴國獨裁政府的不滿，完全不讓人意外的，當選後的魯戈即表示：「恢復國家的尊嚴，必須重新檢討與台灣的關係，（巴拉圭）絕不能再接受金錢外交（checkbook diplomacy）。」

相較於魯戈深切的反省與重拾國家尊嚴的決心，馬英九在訪巴期間竟然還在暗示台灣可以提供更多援助，或許號稱具有國際觀的馬英九迄今不解巴拉圭轉向的真正原因。國民黨政府這樣的表現，比起民進黨執政時期花大錢請惡名昭彰的賴比瑞亞前總統泰勒為我國在聯合國代言，以及陳水扁將其與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的合照拿來大肆宣傳，卻導致台灣外交人員落得遭委國驅逐出境的難堪下場，有何兩樣？

「烽火外交」也行，「活路外交」也罷，這樣不辨左右的外交政策，是渴望國際空間的台灣人民最為深沈的悲哀。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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