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泡沫我們都已經領教過了，但媒體宣傳泡沫的破滅則較少人注意。彭博社報導，曾經被吹捧上天、大興土木的杜拜現在已經危機四伏，至少470億美元的債務超過了國內生產毛額，極有可能淪為冰島之後的第二個破產國家。

人造棕櫚島、超五星級飯店、全球最高塔樓……，各式各樣的創紀錄工程，令人炫目的豪奢消費，使得杜拜在近年被當成聖地膜拜。杜拜代表了從無到有，從有到最高，從沒沒無名到讓媒體趨之若鶩，杜拜的過度包裝，除了用錢堆砌之外，也包括了媒體口水的推波助瀾。

在台灣，如果我們翻開一、兩年前關於杜拜的媒體論述，那大概就能理解杜拜的媒體宣傳泡沫究竟是怎麼回事。煞有介事地到杜拜考察、訪問，名人親訪的體驗加持，甚至刻意拿台灣當時的經濟不振對照杜拜酋長父子的「雄才大略」。結果現在證明了，一切都是海市蜃樓，風光的杜拜其實是靠債務威而鋼撐出來的，藥效一過，推了就倒。

以杜拜作案例，我們的媒體確實是夠多了。此處的多不是指絕對量的多寡，而是源於高度的同質性，只見附和，未有質疑。幾年前，各媒體發送的杜拜神話，幾乎千篇一律，然而，報導的基本功──調查、懷疑、求證──卻付之闕如。大興土木的錢哪裡來？杜拜酋長父子的「雄才大略」是否實際？如果連懷疑與好奇都沒有，則記者就算親臨現場，也與觀光客沒兩樣。

實際上，杜拜的危機是可以預見的。但該預見而不預見，反而被大肆吹擂，無疑也是媒體泡沫的警訊。如今的媒體既不是喜鵲，也不是烏鴉，而是變色龍，先是盲目跟風，繼而牆倒眾人推。然而，現代社會對於媒體功能的寄望卻是那麼樣地深厚，如果媒體無法發揮預警功能、無法扮演資訊揭露的透明角色，則這種惡質、花俏的媒體生態，其實是閱聽人的負擔與虐待，而其誤導更是罄竹難書。

以此次的雷曼兄弟風波為例，媒體也是可以扮演忠實的吹哨人角色，但回顧過往，卻令人遺憾地發現，媒體每每放棄天職而淪為特定利益機構的俘虜。在政治領域，媒體監督的發源較早，也較具規範；但在經濟領域，媒體卻經常以共犯的姿態出現，既缺乏向它的報導對象問責能力，也往往迴避了自己所應負起的倫理義務。如此，不得不讓人警惕：這個黑盒子更需要被打開照照陽光。

中國人民的未來，又一次的，走到了十字路口。

一方面是以帶有「左翼風格」的修辭妝點下的「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加快發展農村公共事業」、「要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範圍，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大力辦好農村教育事業、促進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另一方面，卻是暗藏兇險的「大力推進改革創新，加強農村制度建設。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要求，抓緊在農村體制改革關鍵環節上取得突破，進一步放開搞活農村經濟，優化農村發展外部環境，強化農村發展制度保障」。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上表面上對於農地自由化問題避而不談，實際上所有權的「自由流轉」則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6－2020年）》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的目標，勢將岌岌可危。更嚴重的，則是廣大貧下中農將加速流離的命運。

當然，中共提出的改良方案「家庭承包制加專業合作社」制，也有讓這次的改革轉為傾向「姓社」的可能性，然衡諸現況，機會畢竟不怎麼大。

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對北京政權來說一方面懷抱著擔心連鎖效應擴大蔓延的憂懼，一方面也心存著某種複雜的自得感。

畢竟目前事態的發展已經證實：「華盛頓共識」確實是「紙老虎」，主張對資本市場監管調控的「北京共識」，顯然取得了這一回合的勝利。至於今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剛剛宣布由立場傾向於凱恩斯主義的克魯曼獨得，更為中南海內部的民族主義者，增添了輿論助力。

在這種形勢下，原本幾成定局的「土地自由流轉」政策之所以從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當中突然銷聲匿跡，則自不難想見。

不過總體局勢是不變的，胡錦濤在上月底在小崗村做的兩大承諾：「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必然要兌現，目前涉及到農村自由化改革的主要三項法律：《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權法》也都正加緊推動修改作業。

承包制的長期固著化、農地自由化，再加上農民宅基地房子的產權明晰化等三大改革一旦落實，農民收入翻兩番，將不是夢想。

這個星期，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培琳在北美職業冰球費城飛人隊的主場開幕賽當中主持開球儀式，儘管歡聲夾雜著噓聲，但是從宣布投身選戰後建立的「冰球老媽」形象，卻是始終如一；從政之前的她，還當過阿拉斯加地方電視台的運動記者。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歐巴馬日前與ESPN主播史考特侃侃而談，包括奧運議題以及他對芝加哥運動的情感，從美式足球熊隊的跑鋒培頓、公牛隊喬丹以及對白襪隊的熱愛，最後還露了手轉身運球投籃的功夫。

馬英九總統以領袖之姿，力行慢跑與游泳，是倡導運動的最佳示範，但個人參與性運動與團隊觀賞性運動是截然不同的運動文化，團隊觀賞性運動帶給一個國家民族的是一種集體記憶。運動，對於台灣的政治人物來說，似乎永遠只是處於邊緣，也正因為這樣，政治上的裂痕，卻無法用其他的方式來超越。在美國，不論黑白、男女、共和/民主，運動是共同的信仰，其深植日常生活的程度，令我欣羨不已；在台灣的球迷，卻只能期許當總統在接見運動員不需要幕僚提示姓名，或是把名字叫對，就已是萬幸。對於團隊運動的關注，也只剩下奧運前後的官樣接見行程。

昨天晚上，電子信箱捎來一封信，來自於密爾瓦基釀酒人隊老闆阿塔那西歐致球迷的公開信，洋洋灑灑1千5百字的內容，感謝球迷一路相伴，細數本球季所有令人難忘的關鍵比賽的回憶，儘管釀酒人在季後賽第一輪就敗給費城人而出局，但是睽違26年，密爾瓦基球迷再度體驗季後賽棒球的氣氛。讀罷此信，字字讓人感受到球團與老闆重視球迷，彼此融為共同體的氛圍。

這些場景，再對照今日台灣棒球，米迪亞暴龍的假球事件，更令人不勝欷噓。老闆竟然帶頭打假球，遭殃的卻永遠只是球員，黑道永遠抓不完，球迷們永遠得不到該有的道歉，中華職棒聯盟也未曾有人因此下台。當毒奶事件爆發、全球金融風暴肆虐，政府積極地動員，其效果如何可供公評，但至少政府是有所作為的。毒奶可下架，國安基金可護盤，當「國球」變「毒球」時，卻不見政府相關的作為。當然，事有輕重緩急，我們不用體委會為假球負責，也不用政府砸錢救棒球，但至少該投以關愛的眼神，為這氣若游絲的運動開個藥方了。

當美國大聯盟禁藥問題氾濫時，眾議院召開多場聽證會之後，施壓大聯盟採取斷然措施。此次米迪亞的假球事件，問題的嚴重性已不再是聯盟以個案的方式來切割即可了，賭博與黑道的黑手已經深入聯盟結構裡，中華職棒聯盟絕對不能再卸責，總統、體委會、立法院都好，該是有人出來清理門戶的時候了。我一向認為，台灣棒球發展，職棒絕對不能倒，必須扮演著火車頭的角色，如今我依然堅持這個想法，只是，職棒的存在，未必要是中華職棒大聯盟。

美國政府於前天宣布入股美國九大銀行的方案，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九大銀行的董事長被找去財政部開會，才一坐定，財政部長寶森就拿出允許政府入股的同意書要求簽字，不同意就不准離開財政部，本來以為是去喝茶聊天的九巨頭當場傻眼，但最後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被迫簽下城下之盟。

如果把人名和銀行名稱遮掉，還真會讓人以為回到了中國民初時期，軍閥一開會就丟把槍在桌上，威脅恫嚇民間實業家樂捐、自己要插乾股的場景。

但這是現在的美國，誰想得到這些曾被奉為獲利之神的大銀行董事長，淪落到這種地步？誰更想得到，曾經一冒犯到自由市場規則就會被罵得滿頭包的政府官員，有朝一日能以這種高姿態接收民間資產？

才不過一個月前，自由市場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制度，轉眼間，國家介入就變成解決這次金融危機的唯一藥方。不過千萬不要以為邁向市場退位、國家接手的治理模式就是好事，經過新自由主義30年的整肅，國家的性質恐怕得先好好深究。

國有化到底要花多少代價，現在沒人知道，不過經過小政府概念的洗禮，目前世界各國政府的不僅稅基大減，更舉下鉅額債務，虛有其表的歐美政府，勢必仍得舉債。

更重要的是，歐美各國的民主政治也有劇烈的質變，如果說這次金融風暴是過渡自由放任的錯，那訂立去管制法令的官員、民意代表，都是共犯，多年來，不僅是意識形態上的同路人，更是在當今選舉越來越花錢現實下的互利者，偏偏政治上面傳統的工會力量越來越弱，NGO又沒群眾基礎的結構，民代反而成為中產階級的唯一政治代言人，領死薪水、作為稅收主要來源的我們仍將是未來的犧牲者。

現在的國有化，在結構不變的情況下，恐怕將只是以往藉著自由市場之名牟取暴利的右手，換到以國家為名控制經濟的左手而已。

所以之前提到率獸食人的「軍閥」，其實不是玩笑話，當然，每個國家會根據國情背景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發展出現，擁有社會福利基礎的，也許會有好的統合機制，而已經有嚴重債務問題的國家，恐怕國家介入仍無濟於事，榨乾國民後仍會陷入金融危機，而美國只要美元霸權不變，依然能夠印鈔票、各國買美國國債度過難關，等待下一次吹爆泡沫。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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