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陳水扁與特偵組的辦案進度幾乎同時平行展開「取暖之旅」，全台灣走透透，甚至進度超前，四處放話號稱自己即將入監服刑，煽動支持者的情緒。阿扁已為自己的司法案件定調，指為「政治鬥爭」，故他現在以政治動員的方式回擊，十分理所當然。反倒是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大黨，紛紛迴避元首涉案與庶民犯罪的不同，只會喃喃唸著「尊重司法」的空洞之詞。一方指責阿扁該以政治手段干預司法；另一方則宣稱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司法未定讞之前，誰也不能說阿扁有罪。

兩大黨此種「尊重司法」的論調由來已久，不斷掏空我們對正義的想像，唯司法判決是從，殊不知成文的實證法背後，乃根源於自然法的道德律，是超越法律條文的價值標準，法律僅是正義的最後或最低防線而已。阿扁直接拋開司法，訴諸政治解決，在這一層意義上是正確的。無奈台灣社會已無正義、道德價值可言，故沒有一方敢在這個層次上挑戰阿扁，例如：質疑成立「建國基金」的正當性，辯論台灣獨立或統一的價值。當然，阿扁主要目的是擺脫司法的拘束，或者趁機累積個人的政治實力，故「建國基金」之說云云，也僅是曇花一現，多以煽情的語言鼓動支持者而已，也未能拋出更多大是大非的議題。

另一方面，兩大黨與扁皆為一丘之貉，所以也不會直接點出比貪污犯法更重要的事實，即選舉結餘經費可以如此龐大，那麼選舉時的捐款為天文數字就可想而知了，這意謂政治已為少數特定有錢人的禁臠；再者，結婚禮金或私人投資，何以公職人員能透過子女結婚等各種管道合法收受如此龐大的金額？若公職人員之「友」及交誼對象皆為出手如此闊綽的資產階級，那麼政治為誰服務已赤裸裸的展現在眾人面前。

陳水扁一家人的司法案件，曝露出來的絕不只是貪污、瀆職等法律層次的問題，兩大黨不能與扁做完全的切割，而有義務負起政治責任，若不自覺及此，群眾當迫使兩黨為之。不過台人鎮日被「尊重司法」論洗腦，已深入骨髓，對正義、道德或政治責任幾乎沒有想像，亦不知所云，徒讓阿扁與兩大黨如此虛耗民力、社會資源，甚為可惜。

論財富身份，王永慶與張忠謀皆為台灣出身、國際知名的產業家；論崛起歷程，王張二人也頗有相似之處。然若從台灣租稅制度變革過程，以及兩人對稅制變革抱持之態度來看，二人在此節的言行表現卻大異其趣。

同樣身為知名鉅富，張忠謀近年來不斷公開倡議「富人增稅、窮人減稅」之想法，甚至在馬政府成立賦改會後，進一步提出「復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年收入3百萬以下皆應屬中低收入戶」等更具體的主張，頗有效法巴菲特「豈有員工的稅率比老闆還高之理」的意味。

反觀王永慶，自台塑成立以來不但享盡獎參條例、促產條例、無息貸款等優惠，六輕工業用水更因政策補貼而享有一般家庭用水3分之1的價格；但在納稅人血汗透過上述形式向自己源源輸送的同時，王董更在稅制問題上不斷以具體行動表達「富人減稅救經濟」的主張——早在1988年，即大力促成由當時立委張平沼發起、立場傾向減免資本家稅賦的「賦改促進會」，甚至主動捐款以示支持。

王永慶的塑料石化事業與張忠謀的晶圓事業之所以能發展至如今之境地，無不是由政策優惠與全球政經浪潮共同作為主要的推動力量。張忠謀起碼還能在租稅問題上，提出較現況相對進步的「富人贖罪券」主張，就此來看，王董顯然遠不如張董。

素享「經營之神」美譽的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日前逝世於紐約。儘管其一生在產業界的發展成果豐碩，但倘從經濟成就以外的社會責任角度來看，王董最終能獲得的公允評價，恐怕尚不如同為台灣早期重要企業家之一的霖園集團創辦人蔡萬霖。

首先，儘管王董向以「以實物生產為本業」為傲，但背後的大量污染卻也是不可抹滅的事實——除較廣為人知的六輕污染問題及汞污泥外，因開發、設廠生產而生的各種環境影響族繁不及備載。相較之下，霖園集團雖被部分人士譏為靠投機炒作起家的「務虛事業」，卻不曾對這片土地產生過如台塑般嚴重的環境危害。

再者，衡諸歷史，台塑集團旗下企業不但經常爆發工時長、工作壓力大、職災職病、薪資過低等各類勞資爭議，且資方處理手段與態度也多次留下不良紀錄；反觀霖園集團旗下事業體，鮮少傳出因勞方權益受損而引發爭議之訊息。此外，論創造就業機會之貢獻，霖園集團不僅幾乎全面雇用本土員工，其保險事業的發展更提供無數婦女創造事業第二春的機會；台塑卻大量聘用外勞，台灣人民的就業之路並未因此而增廣多少。顯見在勞動權益上，王董表現仍遜蔡董一籌。

綜言之，雖然王永慶一生的成就與貢獻確屬卓著，但若過度美化、神化實有失公平。

主啊，是時候了。

夏日盛極一時。

把你的陰影置於日晷上，

讓風吹過牧場。

讓枝頭最後的果實飽滿；

再給兩天南方的好天氣，

催它們成熟，把

最後的甘甜壓進濃酒。

誰此時沒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誰此時孤獨，就永遠孤獨，

就醒來，讀書，寫長長的信，

在林蔭路上不停地

徘徊，落葉紛飛。

這是奧地利詩人裏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秋日》（北島翻譯，我改了幾個字）。不知道為什麼，這詩總在我心頭迴響。就跟毒癮發作的人急著尋找毒品或解藥一樣，不論午夜或清晨，不管當時正在做什麼，當某種衝動一來，我就忍不住要衝向書架，尋找那些早已熟稔的詩句。

北島和裏爾克是我最喜歡的兩位詩人。北島說，就憑《秋日》這首詩，就足以使裏爾克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詩人。我不敢知道太多裏爾克的生平，以免惆悵，但從他的詩中，我彷彿就已能明白他秋日般的一生。相較於裏爾克，北島對我的殺傷力倒還沒這麼大，但仍經常「毒癮發作」，衝到書架上尋找他的詩句，彷彿裏頭藏著通關密語，通往另一個世界。

在《歸程》中，北島這麼寫著：「汽笛長鳴不已，難道你還想數清，那棵梧桐樹上的烏鴉，默默地記住它們，彷彿憑藉這點點蹤影，就不會迷失在另一場夢中。」人事微妙而難以言喻，這麼一些莫名其妙的造句竟如此動人。北島大概是諾貝爾文學獎史上被提名最多次的人，從80年代末一直紅到現在，和蘇俄流亡詩人Joseph Brodsky被譽為當代最著名的兩位詩人；每年頒獎前夕，國際熱門睹盤上就會出現北島。

諾貝爾獎委員馬悅然曾透露一個依規定不能說的祕密，但馬先生說為了表達他對沈從文的崇高敬意，他要把祕密說出來。他說：如果沈從文能再多活幾個月，1988年的文學獎必屬沈從文無疑。我也一直相信，北島總有一天也會獲獎；但儘管喜歡他的詩，卻總覺得字裏行間似乎少了些什麼，或者多了些什麼。如果裏爾克是秋，那麼北島便是春夏冬，他少了秋，少了「主啊」，少了一種在我看來所有文史哲最重要的素質，我稱之為「自毀」（self-revocation），自我銷毀一切意義卻不虛無。借用齊克果的一句話：「的確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句子的意義藉著自毀而存在」。句子如此，生命亦然，當世上的生命如煙塵般消散，便會活在那永遠的世界。

台灣保育團體發表全台灣宗教團體放生現象調查報告，發現台灣至少有483個宗教團體和寺廟發動信眾放生，一年放生動物超過兩億隻，放生地點涵蓋台灣的山林、河流、湖泊、海岸、沿海、港邊、水庫、高爾夫球場、公園等。而放生動物種類包括，黑嘴筆、藍腹鷴、帝雉、孔雀等2、30種鳥類，吳郭魚、虱目魚、鯽魚、泥鰍等數十種魚類，螃蟹、沙蝦、龍蝦、紅蟳等蝦蟹類，龜、蛇、鱉等爬蟲類。

放生是《梵網菩薩戒經》、《金光明經》中所提到的，是從救護人類而擴大到救護眾生，是慈悲心的延伸。經論中談到放生的真意，是如見到魚池乾涸了，設法運水來救活池中魚類眾生。在自然的因緣中遇到動物受傷或在死亡邊緣，需發揮慈悲心設法搶救，這就是放生的本意。如此隨緣放生是慈悲心，是功德。

然現今一般的放生，是於台灣寺院舉行法會時，信徒們主動的集資放生或由寺方主辦信徒們發心樂施，透過商人定期的、大量的捕捉各種生物來放生。放生的動機，有的人認為在於消除日常「業障」，因而每隔一段時間必須放生一次。放生也被某些大師們誤導成放生的生命個體數愈多，功德量愈大，實有違釋迦牟尼佛講隨緣談無我。試問這些大師們，如果你們不放生，這些可憐的動物眾生，會被捕捉嗎？如果他們的被捕，是為了成就你們的功德，是為了你們的延年益壽，這是什麼功德！一切眾生都是世界上的唯一，都有生存的權利與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自己怕受傷害、畏懼死亡，眾生皆然。以生態學的觀點而言，密集的、不當的放生，也造成自然環境沉重的負擔：外來種的入侵、食物鏈的破壞、生物界神聖的平衡消失、新的生物戰場再現；而有些供放生的魚類或鳥類則來自人工繁殖，牠們多半沒有適應大自然環境的求生能力。這種種使得：放生即殺生，功德變缺德。

解鈴還須繫鈴人，期待宗教界帶領信眾一起復育森林、守護河流，保護與重建各類生物棲息地，重新舞動生界舞台，恢復繽紛的生命。成就佛家「眾生平等、萬物有情」的圓滿。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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