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長尹啟銘一句「馬上好只是競選口號」的回應，引起喧然大波。對於這個「失言」認定，尹啟銘個人認為無認錯必要，而是媒體無限上綱。但愈來愈多的跡象卻顯示，層出不窮的官員「失言」，已經讓內閣改組勢在必行。

內閣改組其實沒啥了不起，這是民主國家的常態。但有趣的是，日昨研考會主委在立法院答詢時，竟同意將內閣成員的「失言」問題納入新的考核項目之一，理由是現為大眾媒體的時代，官員的發言方式與內容往往會影響部會施政，更累及整個內閣施政績效。

確實如此。但癥結卻又不是透過考核方式來管控官員的嘴巴，畢竟所謂「失言」的認定往往須與具體脈絡相對照。以尹啟銘的「失言」為例，倘若不是經濟溜滑梯、食品安全風險失控，根本就沒有所謂「馬上好不好」、「馬上漸漸好」之類的文字遊戲問題。

質言之，除非是講了例如「黑人是低等種族」、「納粹沒有屠殺過猶太人」、「慰安婦都是自願」、「哪個男人不上酒家」之類違反人類普世價值或進步理念的惡語蠢話，否則所謂官員「失言」云云，其實都有更大的政治脈絡可考。倘若一味要求官員少開口，或言必「政治正確」，則這並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是迴避與粉飾，等而下之，更是民主可責性的倒退。

我們更好奇，所謂失言考核的標準何在？是否與媒體反應有關？我們同意研考會主委所說，現在是大眾媒體的時代，官員必須接受媒體的考驗，而民眾也是從媒體接受訊息。但我們也別忘了，媒體並非是中立的消息收集與傳送者，媒體也有它的特定偏好。知乎此，現代的政府與企業幾乎都有所謂媒體公關的設置，操作嫻熟者更往往能投媒體所好。但接受媒體監督是一回事，討好媒體又是另一回事，故誠惶誠恐、擔心失言的政府若淪為後者，不啻本末倒置、操作過當。

過往至今，中央、地方官員「失言」不知凡幾。但「失言」而賈禍者，除了講些違背普世價值惡語外，絕大多是背負執政失敗的民怨而下台。關於這一點，自認努力卻又疲於奔命的劉內閣應該切身自省，與其怪罪大嘴巴惹禍，倒不如課責於腦袋的刻板僵化與動手做卻又不著要害。政績不是被唱衰的，而是做爛的。

奉勸研考會毋須與時下的政治正確起舞，對官員進行「口業」考核。民眾需要的是實績，而非嘴巴緊不緊、說話多麼圓滑。如果台灣的經濟有起色、物價威脅舒緩，國家發展願景明確，則「失言」頂多只是媒體花絮罷了。

本屆的賦改會真可謂「先天不良、後天失調」；先是總統、閣揆等親自開示減稅的基調，接著行政院與財政部又自行宣布包括證交稅減半在內的諸多措施，同時工商團體又發動輿論攻勢強打減稅廣告，近日又遇上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銀行危機，稅制公平的理念在資本的錢袋面前更顯無力……凡此種種，皆使得賦改會淪為橡皮圖章，徒然為早已定調的富人減稅方向背書。

10月27日，賦改會顧問與多位財經學者連署建議休會，但旋即又在官方運作下繼續開會。學者的專業與正義感，在官員與工商團體赤裸裸的政治操作面前，總是如此蒼白無力，即便有再多投書、建言、媒體關注也沒用。即使賦改會真的暫停，恐怕也不能阻止政府與工商資本聯手的「烽火減稅」，以及台灣稅制的「一點突破、全面崩潰」。

然而，如果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賦改會破局畢竟提供了又一個清楚明白的案例，說明了當前政權的政商關係本質，以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一切「公平」稅改終究仰賴資本的盈虧，而注定失敗的命運。

從這個角度看，學者們實在可以再硬一點。

近日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以及陳雲林即將來台等大事鬧得沸沸揚揚，似乎所有人都遺忘了賦改會這回事；然而，賦改會還是在那兒，而且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反倒更顯重要。

源於美國的金融海嘯，儘管主要是金融商品設計不當、資本信託責任崩潰的結果，但其中也包含著稅制的因素，尤其是對金融交易、資本利得等的稅制。台灣的相關稅制與歐美相比是嚴重落後，面對日益複雜的金融情勢，如何設計有效又符合市場需求的稅制，以因應金融海嘯後國際金融情勢的變化，已是當務之急。

陳雲林來台一事更是如此。大陸今年已開始逐步實行內外稅制合一，對於台商的稅賦壓力將逐漸浮現，反過來影響台商設在台灣的總部營運。同時，陳雲林來台必然伴隨著兩岸更進一步的開放，如何避免重複課稅、有效監管金流等等問題，在在牽涉到稅制的相關設計。與兩岸開放相關的還有諸多建設方案，如已通過行政院會的桃園機場條例，也涉及稅率的大幅鬆綁。

在變化的情勢中，稅制的變化更顯重要。參與賦改會的財經學者，可千萬不要因為個人的些許清譽，貽誤了國家發展的迫切需求。

新一季的NBA於本週開打，與前一季最大的差別，就是落腳在西雅圖41年的超音速隊已然離開，搬到了奧克拉荷馬州的奧克拉荷馬市，並改名為雷霆隊。

超音速隊之所以離開，與經營權易主有極大的關係。奧克拉荷馬市商人Clay Bennett於2006年從星巴客老闆Howard Schultz手中買下球隊，由於其主場Key Arena自一開始就是與超音速隊共同存在的場館，也就成了全NBA最老的場館。因此Bennett在買下球隊後，不斷向西雅圖市要求興建新的球場，但由公部門出資興建的提案未能通過，最後球隊付出4千5百萬美金的和解金之後，奔向奧克拉荷馬市。

職業球隊的搬遷，在美國並不算罕見，以棒球為例，最近一次是原在蒙特婁的博覽會隊搬到華盛頓特區而成為國民隊；1996年，職業美式足球NFL的克里夫蘭布朗隊搬到了巴爾的摩，並改名為烏鴉隊，引起一陣軒然大波，NFL為了平息克里夫蘭的眾怒，在1999年賦予克里夫蘭一支新的球隊，並沿用原有的隊名與隊徽；職業冰上曲棍球NHL則在90年代發生一連串的球隊遷移，總計有4支球隊換了新家。

對於西雅圖的居民，特別是運動迷來說，今年可是特別難熬的一年，除了超音速的缺席，棒球的水手隊吞下101敗，是大聯盟戰績最差的球隊；NFL的海鷹隊，目前戰績僅有2勝5敗，連續第6年打進季後賽的希望已經不大；大學美式足球，華盛頓大學今年一勝難求，在太平洋十大聯盟（Pac-10）中墊底。

美國的運動文化中，球隊與都市是緊密扣連的，擁有一支球隊，就象徵了該城已經邁入一級都會，美國的地方媒體、球隊與區域認同便成為牢不可破的三位一體。一個城市的球隊，往往會象徵著城市的形象，NFL水牛城比爾隊在90年代連續4年在超級盃中敗北，而成為全美的笑柄；去年的波士頓，則因塞爾提克與紅襪雙雙拿下冠軍，一躍成為美國運動的焦點。

美國的政治人物與球隊老闆們深諳此道，將區域認同與運動認同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球隊老闆們更是當中最大的獲益者，他們手中擁有的可是張王牌，因此自90年代以後，許多老闆紛紛向所在的都市，要求以公款或是增稅來協助興建新的球場，以吸引更多球迷，進而創造更大利潤，這樣的手段有時甚至近似要脅，表明如果「不蓋新球場，我們就搬家」的強硬立場。試想，此舉無異於一般產業要求政府幫忙出資興建工廠一般，但在製造業裡看似荒唐的要求，卻已經是運動產業的最新風潮。不願妥協的西雅圖便是此一關係下最新的受害者，無籃球的西雅圖，其球迷恐也難眠。

金融風暴席捲全球，其實也是檢驗每個國家經濟體質的時候，如果船體堅實，能避免毀滅性的傾覆，如果備料充足，就算船體破個小洞，也能立即修補。繼垮掉的冰島之後，許多國家已經發出船體崩解的求救訊號，包括南韓、巴基斯坦、阿根廷、東歐中亞國家、中東等國家，他們撐得過去嗎？

這次從已發展國家擴散出來的經濟危機，終不可避免將往開展中國家擴散。歐美國家船體雖然有點生鏽，但仍然是鐵骨鋼板，新興市場只要一有風吹草動，資金仍然會立即往歐美國家搬，例如曾經經歷震盪療法的東歐、IMF援助的南韓、外債危機的拉美。

東歐各國的狀況情勢其實相當險惡，主要是銀行業開放後，歐洲各大銀行紛紛進駐，不僅向東歐政府放貸，連以歐元計價的次級房貸都在東歐大肆推廣，當年各銀行以歐元貸款利率低於本國貨幣借貸利率，吸引東歐國家民眾貸款，結果幾年後利率上揚加上本國貨幣貶值，民眾繳不出錢淪為呆帳，不僅變成銀行危機，更進一步演變成外債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可以說是不惜任何代價避免成為第二個冰島，南韓政府日前已經丟出一千億美元救市，並且主動貼中、日兩國冷屁股，希望提前成立亞洲基金，甚至還發起「全民存美元搶救小企業」運動。而阿根廷總統乾脆直接宣布私人退休基金國有化，已解決基金跌跌不休賣股票及其持有的龐大國債還款問題。

不過就連美國都將銀行國有化，這種生死關頭就只有不擇手段，還能管姿勢好不好看？其實台灣打算將國發基金向郵儲基金融資至一兆台幣，也是這種思維的結果。

這波深不見底的金融風暴，誰的口袋深、裝的備料多，就越有可能撐過去。但說真的，在泡沫時期，在沒有別的國家成長快就是退步的思維下，許多新興國家為求快速發展，多採取揠苗助長的政策，加上新自由主義的減稅風，常常累積龐大的財政赤字，一到了衰退時期需要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就面臨捉襟見肘的窘境。

台灣的隱藏性債務就高達了4.6兆，在這波金融海嘯裡，還能有多少財政空間進行公共投資？但馬英九政府仍然沒有好好打算厚實稅基的問題，甚至還打算降低遺產稅，這看起來是緊急應變，實際上仍是趁火打劫居多；要是這波金融危機台灣有驚無險渡過，再不好好讓自己的船體該補強的補強、該備料的備料，遲早會在另一波經濟危機中沈淪。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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