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常有許多形似。美國最近的大選與年初台灣的大選便是其中一例。

兩位當選人都大幅度勝過具有執政優勢的對手。歐巴馬以非裔的身分，在許多角落還潛在地表現種族歧視的美國社會獲勝，這與族群撕裂中「外省人」的馬英九勝出異曲同工。兩人的選勝都得利於對手的政績奇差。兩人都有額外事件加持：陳水扁的弊案，美國的金融風暴；都分別對台、美的大選發揮關鍵性的作用。當然，兩個大選也有重大的差異：美國布希總統相對低調，讓馬侃得以與他切割；而陳水扁則不斷地干預，使得謝長廷始終無法擺脫陳水扁政權貪腐的陰影。

背負著選民高度的期待，兩位當選人也都面臨沉重的挑戰。馬英九對內要化解族群的長期撕裂與經濟的遲滯，對外要開展敏感而重要的兩岸關係；歐巴馬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厲：對內要解決百年僅見的金融海嘯所帶來經濟危機的問題，對外要從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中不失尊嚴地脫身，並克服過去布希總統單邊主義所產生的後遺症。選民高度的期待也必將對他們產生更大的壓力。馬英九就任後聲望急速下滑的情形，會不會也發生在歐巴馬身上？

但是這些比較只是形似而已。兩人所面臨挑戰的困難程度與性質內容，還是有本質上的差別。以經濟問題為例，台灣雖然也很嚴重，但是其程度與性質完全不能與美國當今面臨的困難相提並論。美國所面臨的是百年一遇、波及全球的金融大風暴，這個風暴的根源就在美國，美國總統無可推託地要正面應戰。相對而言，馬英九可以將台灣經濟的低迷歸咎於外來因素，多數民眾也能理性地理解這點而不至於有過分的苛責。但是，歐巴馬就沒有這個運氣：他責無旁貸地要直接解決這場高難度的金融風暴。

再就對外關係而言，馬英九主要的挑戰只在於發展兩岸關係；歐巴馬要面臨的則複雜且困難得多。除了上述中東戰爭以及單邊主義之外，歐盟因金融危機引發對美國的不滿，俄國近年再度崛起所形成的挑戰，拉丁美洲國家普遍左傾並反美的演變，東亞國家經濟急速成長凝聚的實力，所有這些都顯示世界的權力結構正處在巨大而急速的變遷過程中。在這樣複雜而深刻的變遷中，美國何去何從，這將是考驗歐巴馬的最大挑戰。

現代社會實在很有趣，總是對突然迸出的各式人物，快速賦予很多期待，彷彿彼此之間永遠有距離一般。就像這場自由廣場的學生行動，學生想透過行動改變不合理的制度，身分和歷史因素讓這行動很快被以學運稱之。既被視為學運，就可以和過去也被稱為學運的事件比較：要小心不要重蹈覆轍、要如何成功達成目標；或者，又是像某群人一樣只給自己爭取光芒、是政黨鬥爭的工具等等。

但誰說「行動」一定會變成「運動」，一定得是「運動」？紅衫軍抗爭行動人數眾多，成為運動了嗎？學生們連續數年抗議高學費的嗆聲行動，變成學運了嗎？何必只因為是學生，他們就不能被看作是一般公民的抗議行動呢？

現代國家是以民主之名由利益集團操弄的統制機制，擅以公眾利益之名壓制／隔離分眾。你我都有機會因為發現利益受損而憤怒，但是彼此感受不同；即使同為利益受害者，有人行動有人不行動。更不能忽略的是，行動可能被特定政治集團利用，但不行動也可能是另一個政治集團的操弄。應該多一點不同行動模式的公民互相對話而改變，而不是互相丟擲歷史的標籤去否定，或壓制對方行動的價值。

學生願意搞學運，願意參與公共事務，其實是好事一樁，歷史的斷裂透過這場行動又重新接補了起來！畢竟學生的角色向來不同，也比較容易創造更大的衝擊力。但也因為如此，我們必需提醒學生，抗議行動參與者務必自我心理調適，一段時間後就該確認社會運動並不是造勢活動，吶喊幾聲、靜坐幾小時，並不是讓社會支持或行動成功的總結。如果野草苺這樣就成功，就不是學生而是政府已經大失人心，學生們該好好觀察！

換句話說，一個有理想性的運動經營者得虛心面對自己的侷限。畢竟社會運動先天就是「烏合之眾」的空間，但很快要對抗的卻是有資源、有組織，還有國家合法暴力當後盾的當權者。所以應該要發展豐富的思考而形成有價值的運動。

「野草莓」們既然站出來了，就要能夠承擔成果被政客收割的後果，不要太浪漫，多理解一下政客和學者們幕後的心思，想想要搞運動的嚴格考驗，真的創造出屬於學生的論述，擺脫政治幕後的操控。當然，集會遊行法的報備或是核准制是訴求爭議的重心，但是學習其他面向、包括更全面反省制度本身，如警察職權行使問題，才能創造訴求深度，才對得起社會大眾的期待。

美國新總統當選人歐巴馬，在明年元月20日正式就職之前，有3個特點引起全球矚目：一是他勝選原因以及即將面臨的最大難題，美國金融與全球經濟；二是小布希為首的美國新保守派，在政壇勢力結束，以及可能將瓦解；三是歐巴馬的「黑人」身分。

「黑人」身分的第一問題，當然是負面的，由所謂「美國人民尚未準備好接受黑人總統」的說法，所引出的可能遭行刺的安全問題。11月4日投票前兩天，已有兩個「納粹型」持槍要行兇的白人極端分子被捕。未來，這個在美國歷史上空前的總統人身安全問題，可能要持續4年。

第二個問題未必是負面，而且可能有積極澄清的意義，即所謂歐巴馬的「黑人」身分問題。這裡還有中文翻譯的問題：英文的black、dark有歧視的意思，正式名稱Negro被中譯為「非洲裔」沒有歧視意思，但仍有「黑種」的原意，甚至連另一個真正的「非洲裔」African仍有「黑色」的原意。像前幾天義大利總理稱讚歐巴馬皮膚黝黑，而被譏為種族歧視，問題的關鍵在種族歧視，而不在有些人類天生的膚色差異。

膚色審美標準，受種族心理影響，在歷史上曾有相對性的起伏。歐洲白種人歧視黑色人種，時間不會超過450年。哥倫布登陸美洲之前在西非販賣黑奴時代，非洲黑人還曾歧視白人皮膚白得可笑；這與公元一世紀羅馬皇帝取笑歧視盎格魯野蠻人皮膚太白，同樣引人發噱。

直到16世紀末，莎士比亞第一悲劇《奧塞羅》之中，貴為當時歐洲第一海權國威尼斯海軍統帥的男主角奧塞羅，就是擁有白人美妻的非洲黑人，他在政壇上因屬異族而遭陷害，但毫無黑色歧視問題。中國早在8、9世紀唐朝時，就有世家少女與黑種崑崙奴，熱戀私奔的浪漫愛情故事。

從血統上來看，歐巴馬父親為非洲黑人移民、母親為美國本土白人，體質上應該是「半黑半白」才對。美國極端保守派的「沾上一絲黑人血統就算黑人」的瘋狂思想，曾使成千上萬外貌已「全白」、血流僅64分之1黑的混血兒「也算黑人」而遭歧視；很少人注意到，這種極端種族思想，與納粹法西斯歧視猶太人的思想，同源並且掛鉤。

美國黑人界把歐巴馬與美國史上的黑奴相題並論，這種悲憫的驕傲，掩蓋了歐巴馬是第二代非洲移民，而並不是黑奴後裔。移民後裔是美國民族第一大倫理，歐巴馬應該可以從這方面發揮未來的優勢。

台灣民主正面臨多重的考驗。

這考驗不是形式上如民主投票、政黨政治等基本民主政治的運作（這些我們已做到了），而是民主實質精神與根本生活價值能否在台灣社會扎根發展？

從阿扁一家涉及貪污洗錢而被檢方積極偵辦後，我們才知，在過去8年裡，整個司法檢調體系已淪於官官相護、沆瀣一氣的運作，才使得阿扁與其親信才能操控整個國家機器進行國家級的犯罪。

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法治基礎上，而法治的基礎不外乎獨立的審判、獨立的檢調機構，才能使司法權免於行政權力的操控。換言之，台灣民主的成就真要禁得起考驗，不僅是自由選舉與政黨輪替，還必須是司法真正的獨立，讓政治能依法而治。顯然，台灣民主只走出了第一步，而司法獨立的考驗，到今天才算是刺激了司法界開始努力轉型中。

其次，民主政治離不開公民自主行動，這些自主行動往往是非制度性、非正規性的行動，而是自發自由的公眾結集或公眾抗爭。因此，台灣民主的第二個考驗，在於我們的社會（包括輿論界與主流政黨）能否容忍、甚至鼓勵一個自由的公共空間的成形，以讓民眾們隨時能進行公共辯論、聚集與結集？也就是說，台灣民主政治必須以培育、鼓勵公民自主參與公共議題論辯為前提。準此，對於公共空間的自由運用以增進公共參與，應給予最大的保障。

在這了解下，有形的政治權力應是服務於社會群眾的公共利益，服務於公共空間的實踐行動。落實來說，這就是必須徹底廢除集會遊行法這種以惡法形式來賦予國家機器權力，來鎮制公民自由結集與公共空間的政權化。

這第二項的台灣民主考驗，即集會遊行法的惡法亦法之「依法行政」，日前在國民黨政權依法來鎮壓街頭群眾時，也充分暴露了台灣民主離真正的公民政治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

這次抗議陳雲林訪台的群眾訴求，並非全然合理，但公共訴求本來就需要時間與空間來進行持續與深入的公共辯論，而非國會殿堂內的密室協商。尤其是兩岸關係乃是台灣政治爭議最嚴重的議題，它就更需要公共空間來讓群眾發言、辯論與互動。沒有一個獨立的公共空間，就不可能有公共辯論的條件來進行政治上的理性思考，從而得出最符合公共利益的政治共識。

隨著抗議陳雲林訪台的群眾抗爭落幕後，近日學生群聚自由廣場以直接抗爭集遊法，更進一步地反映了台灣民主若不能提供公共空間給多元異議的群眾來自由發抒其公共性，則今日台灣的民主政治還未落實轉型於真正的公民民主。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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