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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8-11-11》 |
| 本期內容 | |
| ◎環境前線：抗暖化之路的迷航與歸途 | |
| ◎土地流轉問題不容小覷 | |
| ◎電器回收有一套 美國制定「負責任」守則 | |
| 環境前線：抗暖化之路的迷航與歸途 | |
| ■馬康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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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無須環保團體再多花任何唇舌傳達氣候變遷的迫切危機，受到媒體上一幅幅北極熊愁困冰山照片感召的人們，順應政府的魔笛中所吹出「節能減碳」的曲調，參與脫西裝、少烤肉、換購節能商品，或是來個「低碳樂活森呼吸」之旅。種種個人行為上的修正與努力，配合上碳足跡的計算，嶄新的全民運動幾乎成型。 但當前政府的「節能減碳」的曲調中，卻忘了提醒民眾，依照當前趨勢，既使再怎麼減碳，全球仍會增溫攝氏兩度。這樣的幅度，所帶來的水文循環的變化、生態系的遷移、陸地的消失，甚至是公共衛生的威脅，都是我們必須積極去因應並加以調適的，而這些問題，對南太平洋的友邦也更為嚴重。 而台灣，一個1990年到2004年間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增率世界第一的國家，一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以12.2噸排名世界第17、亞洲第一的高碳經濟體，若還是沈迷於工商團體所挪用的藉口「台灣的國際分工趨勢，屬於長期被碳溢漏國家，要求台灣減量不公平」，卻忽略整個結構性因素：「台灣因進口貿易行為，所造成他國的碳排放高達1億5千4百萬噸二氧化碳當量。民眾消費行為所造成台灣本身的碳排放量為1億4千7百萬噸二氧化碳當量。而因出口產品，賺取外匯所導致的碳排放量則為1億5千8百萬噸二氧化碳當量。」 台灣在氣候變遷上的作為，如推動的溫減法時，常自豪於非附件一國家的首例，卻無視其充斥「缺乏減量目標」、「無部門減量優先順序」、「偏重碳交易的減量策略」等缺點。一切政策，都將只是自我感覺良好的口號。在氣候變遷議題上，台灣既兼具加害者與受害者，更需著眼於在此全球性的問題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否則已在千禧年發展目標、外債抵減等國際議題中缺席的台灣，既使國家定位確立，也依然不具在全球公共議題的參與能力。 以CBA取代CDM，消弭南北鴻溝 若將視角從台灣自身節能減碳，擴大至台灣在此議題上，試圖於國際社群中扮演何種積極角色，公部門的答案或許會有「協助友邦國發展再生能源、設立太陽能光電」等環境外交計畫；也會有「舉辦氣候變遷國際NGO論壇」；但或許更多的回答，是順著現任環保署長的鼓勵企業種樹減碳的脈絡，喊著「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也將是種善盡國際責任的表現。更有甚者，環保署、國科會、經濟部等單位所提出減碳路徑圖上，亦早已樂觀的將CDM列為減碳選項。但卻忽略現行的CDM的缺陷，以及其背後原本隱含的「國際互助合作」的原意。 國際環保組織「碳匯監督」（Sinkwatch）指出，CDM中的大型植栽計畫，為了使碳抵銷量最大化，多選擇生長期較短的樹種，反倒加劇植栽的單一化，縮減生物多樣性、損害糧食安全。而「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IPS）的《世界銀行：氣候受益者》報告（World Bank: Climate Profiteer）更指出，CDM往往因為計畫執行者不夠重視當地社會因素，導致計劃成敗。 鑑於以上缺失，國內各單位在埋頭翻譯各項CDM文件，揣想台灣可否適用之餘，不該忽視近年來國際上更強調的另一個概念：「社區為本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Community based adaptation, CBA）。CBA是指：因認識到對於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其實是內化於社會與文化之中，因此策略的重點為如何培力社區，透過既有的決策方式，擬定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策略」，以增進其面對極端氣候帶來的水災、風災、乾旱的抵禦與重建能力。 而欲落實社區型氣候變遷調適的概念，則需先瞭解以往在地社區面對這類災害的應變模式，分析氣候變遷和此類自然災害發生頻率與規模的關聯性，進而研擬出該社區應優先採取的調適策略。也因此所謂的社區型調適策略，並非只是單一事件的回應，而是如同社區的發展計畫。 故推動社區型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檢驗的準則並非所研擬出的調適行動，而是其調適策略的研擬過程。唯有藉此過程，方能使民眾將氣候變遷的風險內化至其生活之中，以因應短期與長期的影響。 重視「調適問題」，深化台灣社區運動 台灣長期推動社區營造的過程中，已有類似CBA行動，如社區防災地圖的繪製、原始林原生樹種的保護等，若能以既有社造脈絡為基礎，將氣候變遷調適議題塑造成社區工作的優先順序，則這些經驗，還可進一步協助台灣較不具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的邦交國，建立CBA的機制，功效絕對比現行由上而下類似CDM的機制為佳。如去年台灣雖有贈送諾魯60套太陽能光電住宅照明系統的計畫，但歐盟亦有於諾魯的再生能源推廣計畫。同為海島的台灣，若能針對海平面上昇這項議題議題，研擬出「社區為本氣候變遷調適」，提供諾魯的協助，絕對比那60套太陽能光電板為佳。 再回頭來看看檢視台灣積極推動的節能減碳。若能在國中小關燈之外，讓各校所在各社區參與其調適策略的研擬，例如後壁鄉的水圳與農民、農業、農村問題的關連性；布袋鎮地層下陷的防災、產業願景的調整；大埔鄉與水共生的生活經驗，以及其他水源區保護經驗的交流，方能超越教條式的十大減碳措施與守則，找到屬於當地環境的「調適之路」。 要有調適政策，更要有政策的調適 而當經建會願意花上為期6年的時間，研擬台灣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時，我們更期待能儘速將氣候變遷深化至公共政策的考量；除了調適策略，更要政策的「調適」。在此脈絡下，農業未來前景的規劃，將不再只有產值的考量、銷售的利基，而是把「糧食主權」、「食物里程」、「微氣候的調節」等功能，也都視為一完善的農業政策所需兼顧的。而紛擾多年的國土計畫法，也不該只被侷限於對原墾農土地權的侵害，而是台灣整體居民，擺脫氣候變遷帶來的洪水與缺水夢靨的核心工具。產業部門方面，不該畏懼促產條例的落日，而該擁抱一個以永續發展為充要條件的產業基本法，方能跟上高喊「產業生態化」、「企業責任」的商業競爭時代。 推動以社區為本的調適策略，讓所有台灣因氣候變遷而可能的潛在受害者，能受到適切的支援協助。而「政策的調適」，就是所有的各式各樣公共政策制定，都應回應全球暖化的危機，並考量此氣候變遷中所隱含的「公平正義」問題。 一盎斯的實踐，大過一噸理論與口號 面對氣候變遷這個議題，台灣走得很快，卻也很慢。公部門方面，在里約地球高峰會舉辦後，即成立跨部會的「全球環境變遷小組」。而於2000年前，即委託學者進行溫室氣體管制法的研擬，再到2005年時提出所謂「非附件一國家的首部溫減法」。民間團體方面，也從2006起，於締約國會議舉辦期間，參與全球同步的對抗地球暖化全球大遊行。企業部門中，也受到供應鍊壓力，紛紛在企業責任報告書中努力闡述其各項減碳措施。前述林林總總的行動，卻可能因未將台灣放到全球脈絡中去重新定位，而無法轉變成抗暖戰役中的實踐。 在台灣的「節能減碳」元年以及後京都時代的交界，如何以「台灣社會集體即將面臨的未來與共同的承擔」為出發點，檢視過往「高碳經濟」對環境的掠奪，進而梳理過往20年的環境運動與社區運動所累積的公民參與能力，思索何謂台灣的低碳典範以及國際的責任，提出具體的氣候變遷國家策略以及配套法規，這場抗暖大夢，方能成真。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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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土地流轉問題不容小覷 | |
| ■倪世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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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大意是保持原有土地經營制度不變，土地承包關係長久不變，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30年前的包產到戶，以每農戶為生產單位，突破了農業的集體化，鼓勵自利心的發展以擴增產量；30年後，中共中央打算再次突破農村經濟的個體藩籬，讓農村經濟能夠完全面向市場，進行結構性的重大調整。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9月3日號到了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透過與當地農民話家常的方式帶出了農地流轉即將成為政策的話引。為何是小崗村？話說30年前，小崗村生產隊長嚴俊昌帶頭按下「血手印」來搞大包幹，精神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具體做法則是「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換言之，小崗村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甚至，還在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之前就開砲了。 雖說是「摸著石頭過河」，但中共改革開放經濟政策很明顯是以激發個體的自利心為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帶動全中國的經濟提昇。這與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具備相當高的吻合程度，新制度經濟學大師諾斯（Douglas North）一向認為，產權明晰後才能鼓動個體為自己的利益努力，製造出一個個體的平均收益高於社會平均收益的社會環境，而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夠崛起的重要原因，就在於產權制度以及相關的契約制度的完善化所致。由於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立論宗旨一致，產權明晰成為中共在推動國企改革時重要的理論依據。現在，這一套也要推廣到農村的土地「改革」來了。 中共特別講清楚的是，這不是在搞土地私有化。土地流轉不是在產權問題上做文章，而是在土地名義上仍是集體化的前提下，引入一個承包土地經營權的經理人，這一個經理人可以以其利潤動機以及市場供需關係下進行農產品的生產。而在集體中的農民，可以選擇是否入股，也就是選擇是繼續耕種，但是在經理人的指揮下耕種，還是離開農地，進入城鎮或都市加入雇用勞動的行列。 支持土地流轉的論點，不外增加土地經營上的效率。這一個立論基礎是當前仍為家戶生產制下，農地切割細分，不利農機的使用，不利大規模的統合經營，缺乏規模經濟，農產品的質量均無法有效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土地的經營權可以移轉，在中國可耕地相對於人口處於稀缺的情況下，土地的價格將會提高，而在土地價格提高的情況下，經營者必須更加注重土地使用的效率，因此可以帶動農地經濟效益的整體提昇。 但問題來了，對個體最有效率的對整體並不見得最有效率。當前中國狀況是糧價低，部分農民早就開始捨棄糧食作物的種植，改種水果、蔬菜等經濟作物，自己則要靠買糧維生。不只是個體在買糧，中國早已出現糧食不足需要進口的狀況了，國際糧價節節攀升，只會給中國購糧帶來更大的成本壓力，國內減產，就勢必增加國外購糧的部位，這會更進一步增加都市勞動者與雇主的負擔，影響出口的競爭力。 再者，當前世界景氣一路往下探底，珠三角、長三角及西部地區部分中小企業出現停產、半停產的狀況層出不窮，雇主結束營業了，或許還有老本可以圖謀東山再起，但僱傭勞動者可真的要回家吃自己的，尤其是農民工。《重慶晚報》報導，約有3百萬農民工返鄉，《楚天都市報》說，已有30萬湖北農民工回家了。回家能做啥？重操舊業繼續耕地嗎？但未來地已經不歸自己家管了，是經理人掌管，況且，經理人也不是開慈善堂的，搞土地流轉就是為了農地經營的理性化，不鼓勵農民繼續從事集約型耕作，也就是說農地並不需要那麼多農民，這些農民工就算回家也找不到活幹。 最後，大規模農業往往造成農藥的大量使用。過去，農戶生產的農產品一部分是自己留用，在農藥使用上還比較節制；未來當農產品都商品化了，即使化學農藥價格不斷上漲，但為了長得快、生得高、驅逐病蟲害的需要，農藥大量使用勢必不可免，這將對中國農地帶來重大的浩劫。 中國第一次土地革命，讓中國免於饑饉；第二次土地革命，擠壓出了富餘勞動力；現在的第三次土地革命會生出什麼果？我們拭目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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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電器回收有一套 美國制定「負責任」守則 | |
| 編譯■范仕穎 審校■禾引、莫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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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越來越多的製造商負起相關的責任，回收老舊無用的電器是越來越方便了，例如戴爾電腦和Goodwill宣布了「Reconnect」的回收行動，免費回收紐約市和東紐約州地區的電腦。 不論品牌、不論電腦的狀況，「Reconnect」提供消費者免費的回收服務，消費者可以在以下的網址找到最方便的31個回收點：www.reconnectpartnership.com。 這個活動的目標，是2009年的垃圾掩埋場中可以減少165萬磅的廢棄電腦和其配件，並且支持Goodwill的訓練及工作計畫，還教育消費者在丟棄老舊電腦時的綠色責任。 但是被收集站收集了之後，這些老舊電器的下一站是哪裡？ 環保人士控訴雖然有某些回收商負起了處置的責任，但是仍有些把含有毒性物質（例如鉛和水銀）的壞損電器運往海外或是美國監獄，當地以對工人及環境有害的方式，將這些電器解體。 矽谷毒物聯盟警告，多達80％以上的美國廢電器被運往開發中國家，當地貧困的工人和小孩在沒有妥善保護的情況之下，將含有毒性的零件焚燒、擊碎之後丟棄。只有10％的電腦是用正當的管道回收處置的。有些州有回收電器的法律，但其中的規定也是南轅北轍。 為了教育回收商如何回收老舊電器，美國環保署於10月31日發表了一份準則，說明如何以安全又環保方式回收電器。 美國環保署發表了「負責任的回收──鑑定認證的電器回收商的實踐行動」，這份準則希望可以提升電器回收業間的環保、勞工安全和公共健康意識。 這份準則是由聯邦和州立政府、電器製造商、回收商和工會一起發展出來的。 負責任的回收準則列舉了13項原則以幫助電器回收商確保他們在美國和其他國家以安全合法的方式處置原料。 這份準則也鼓勵回收商回收再使用從掩埋場或焚化爐出來的原料，並減少回收流程的污染排放。同時也呼籲回收商在整體回收鏈之中注意物件的安全管理，包括輸出到其他國家的材料。 這份準則特別重視某些特別有害的物件，像是老舊的CRT顯示器、電池和含有鉛和多氯聯苯（PCB）的物品，不論是存在產品之中，或是分散為零件之後。 電路板也被視為重點項目，除非上面的電池或含鉛物體已經移除，而本身也是無鉛產品。 在9月時國會的調查機構，國會總審計局發出了一份的報告，批評了環保署對廢棄電器中的有毒物質缺乏管理，而這個新的準則也許可以解決這份報告中提及的議題。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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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長期徵稿啟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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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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