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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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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庭記錄：

>蘇建和案開庭 法院裁定勘驗現場(中央社20080428)

>【法庭觀察】檢察官的法庭角色─ 蘇案再更二審第三次開庭觀察後記◎徐偉群

>再更二審第一次開庭紀錄

>【法庭觀察】不在場的主角
-記97／1／28蘇案再更二審第二次開庭
◎鄭揚宜

>蘇案再審 高院明天勘驗原尺寸現場模型
（中央社 2008/03/25）

>蘇案重建現場與否 律師檢方爭執
(公視2008/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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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國殺人紀事影像巡迴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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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justice@he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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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蘇案，終結司法專斷 連署
2008/11/10
最新連署:155個團體 5776個人

邀請您加入我們的行動！
■ 讓蘇案繼續審判司法！
【平反蘇案‧終結司法專斷】連署
連署訴求：
1. 死刑案件應採最嚴謹的刑事訴訟程序，最高法院針對本案應舉行言詞辯論庭、公開審理。
2. 最高法院應嚴守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法則，不得依高等法院違法認定的錯誤事實判決蘇建和等三人有罪。
3. 為終結以刑求手段不當取供，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警訊時應強制律師在場。
4. 為終結法官專斷，應儘速通過《法官法》，以建立法官評鑑與淘汰制度，確保司法公正性。

→網路連署 →下載連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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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團體：

人本教育基金會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台灣人權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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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站連結：

台灣青年公民論壇協會

INNOCENCE PROJECT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

台灣性別人權協會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專訪劉秉郎的媽媽—張阿桃

咱是無錢無勢，
才會被人把白布染成黑布…

◎林琇姿

　 秉郎媽媽，劉張阿桃。攝影/陳彥婷

「我們就像螞蟻一樣，要被放，還是被揉死，都操之在別人手上。」劉張阿桃今年七十歲了，稍微走幾步路，患有氣喘病的她就會氣喘吁吁的，但講這幾句話時，她努力屏息，硬是一口氣講完。

劉秉郎現在和母親張阿桃住在台北縣樹林市，因為氣喘，使得張阿桃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但每次難得的出門，都是為了劉秉郎。一次是二○○七年六月宣判時，張阿桃大老遠跑到法院旁聽，結果聽到法官宣判死刑，便哭倒在法院台階前，連圍觀的媒體記者都看了心痛；另一次則是今年劉秉郎的畢業典禮，劉秉郎的大哥特地開車，載著年邁的母親到開南大學參加畢業典禮，這一次張阿桃也哭了，只不過淚水摻著喜悅與煩憂。

喜悅的是劉家終於有人讀到大學畢業，至少完成劉父的遺願，但煩憂的是，官司一天未了，劉秉郎就無法像正常人般生活。事實上，畢業後劉秉郎已經應徵了一、二十份工作，沒有一家公司肯錄取仍上訴中的「死刑犯」，他苦笑，很多人事部門一看到「劉秉郎」三個字就嚇到了吧，根本不敢錄用。

「唉，只能說不幸，不幸。」

排行第八，也是老么的劉秉郎，從小就不是讓人操心的小孩，出門和同伴打打鬧鬧，是屬於打不還手的人，頂多不玩了，悶著頭跑回家。張阿桃說，劉秉郎從小不鬧事，連蚊子都捨不得打，從沒讓她操心過。劉家是傳統的家庭，劉父大男人主義，悶聲不吭，就讓幾個小孩嚇得皮皮挫，一點也不敢搞怪，而劉媽媽則是扮演傳統溫柔的母親角色，她說，小孩晚歸，劉爸爸會十分生氣，她就出面解圍、說好話。我好奇嚴肅的劉父會不會體罰，劉秉郎笑說，父親一板起臉，嚇都嚇死了，根本不用體罰，小孩子們就乖乖的聽話。

劉秉郎的父親在他升高二的暑假過世了，張阿桃一個人、兩隻手要撐起一家九口，「小孩都是婆婆幫忙帶，不然小孩要穿、要吃，又要唸書，我只有兩隻手，實在沒辦法一邊賺錢、一邊帶小孩。」張阿桃忙碌的生活雖然疲累，但一家九口，倒也過著平安的生活，直到十八年前那晚，張阿桃回憶說，當時全家人正在喝茶聊天，突然就衝進三、四個自稱是汐止分局的刑警，用手銬把劉秉郎銬上帶上車，全家都慌了，拼命問刑警：「又沒做壞事，為何抓人？」張阿桃激動地說，當時街坊鄰居、親戚朋友都說不相信劉秉郎會做壞事，很多人都說，劉秉郎又不是不三不四的小孩，這樣被抓走真的沒道理！

不過，張阿桃至今仍十分自責，因為家人都沒注意到劉秉郎在案發當天幾點回到家，無法給有力的證據，「早知道這個是關鍵，我一定會記清楚時間！」張阿桃說，那麼多個小孩，平常都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圈，不會刻意去管幾點出門、幾點回家，「唉，台灣的法律真奇怪，沒有證據也把人抓去求刑。只能說不幸，不幸。」

「我永遠都會記得他們的慈悲…」

張阿桃就像一般的傳統婦女，面對突如其來的冤屈，也不知道要怨嘆誰，看似認命無能為力，但心底卻充滿不甘心，或者是十八年了，漫長的怨憤已經把她的尖銳情緒磨蝕殆盡，她幽幽地說：「如果他（劉秉郎）有做，你就判他死刑，但沒做的事，卻要硬拗，讓人很難接受，全家人也都跟著這個官司難受。」

「講一句比較失禮的話，今天如果劉家有人當大官，不要說三天、五天、十天啦，這個孩子就沒事情了，說沒做就是沒做，不用像這樣搞十八年。」張阿桃說，這種心情不只她有，街頭巷尾的鄰居都這樣說，「恁就是無錢無勢，才會被人家把白布染成變黑布！」

二○○三年劉秉郎一度被判無罪釋放，出獄後，他連過馬路都不大會，「被關太久了，我對空間及事物的時間差都算不準了。」他還去哥哥做生意的菜市場幫忙，但只是坐著就覺得慌，因為人潮太多了，不習慣，直到日復一日，看著人來人往，他才漸漸感受到「出獄了」，然後開始準備考大學。

劉秉郎說，「考大學一直是父親的遺願，十九歲那年，我一心只想考上法律系，而家裡沒錢供我念私立大學，所以，我考了三次，結果，第三次還沒考，就莫名奇妙被警察抓走，一去十二年。」但也因此對法律失望，改考餐飲科系，原本以為這是新的人生開始，但二○○七年卻又被宣判死刑，他又從無罪者變回死刑犯，因此在畢業典禮上，喜憂參半，死刑犯的身分讓他無法安頓、更無法重新開始。

由於應徵工作處處碰壁，問他想不想和蘇建和一樣，到社團組織幫忙，他卻靦靦笑著說，「我個性很內向，很怕人群，不適合社團組織的工作。」張阿桃則說，「我不識半樣，要不是社會團體、義務律師慈悲幫忙，真不知道現在會怎樣，我永遠都會記得他們的慈悲。」

劉：也許，我來生再當媽的兒子…

事情發生後，張阿桃怎樣都睡不著，每到半夜，眼睛仍舊張得大大，硬閉上眼睛也沒法睡著。這幾年她罹患嚴重氣喘，醫生說既不是遺傳病，但也查不出病因，她說，就是被這案子折磨出來的，「心頭一股氣壓著無法宣洩，壓著就壓出病來。」劉秉郎在旁邊聽著，臉色凝重，短短二十分鐘內，手上已經抽了第三根菸。

劉秉郎曾說，「十九歲以前，我不知道什麼叫做親情。對我媽媽，我只知道她是我母親，沒錢時他會給我，除此之外，我們常沒什麼話聊。一直到我入獄，她常常大老遠跑來看守所，排上半小時的隊，只為了見我幾分鐘。見了面，永遠都會告訴我外頭情況會好起來，她很努力和很多團體一起投入救援我的行動；我也永遠都告訴她我在裡頭過得很好，然後，彼此都變得很沈默。」

劉秉郎說，出獄後，很喜歡待在張阿桃身邊，陪她看電視，不講話都很好，「我終於知道什麼叫做親情，只是，這輩子，我常覺得時間不夠用，如果此生不能奉養她，也許，來生再當她兒子，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陪伴，來生再當媽媽的孩子。秉郎與媽媽在自家的合照。攝影/陳彥婷

◎ 原文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