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券怎麼發、發給哪些人，正吵得沸沸揚揚，同時並置的另一則新聞是前總統陳水扁被收押前，在特偵組門口召的談話，高喊「台灣人民萬歲」、「台灣獨立萬歲」，且前（22）日民進黨的「挺扁大會」開場更由作曲家王明哲帶動全場高唱「建國！建國！奮鬥！奮鬥！」的《台灣魂》。不管是要「建國」，或是消費券該發給哪些人，都涉及究竟誰才是「我們」，無論這個「我們」要叫台灣人、中國人，或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很可惜，民進黨或《台灣魂》式的建國版本，是最狹隘的、最強調血統論而缺乏現代公民權的概念，連已經在台灣生活數十年、延續二、三代的外省人，都不在其「台灣人」的想像中，反而是作為對立面要驅逐出台灣的對象，遑論「敵國」嫁來台灣的女子。這種講究血統純正的建國狂熱，幾乎已與納粹無異，名嘴林建隆在挺扁大會上竟然還以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譴責納粹、悼念猶太人的墓誌銘來鼓動「台灣人」不該保持沉默，起身反抗「外省人」的統治，實在是對尼莫拉牧師最大的嘲諷與鞭屍。

不過國民黨近來為了對中國開放、親善，而呼籲將中國籍配偶或其他國籍的新移民配偶納入消費券發放的對象，也主要是以她們是「台灣之子」的母親，仍無法擺脫以血緣為基礎的族群政治魔咒。因為生活在當前台灣時空之下的移民，不只是外籍配偶，還有一大群外籍移工，這群長期為台灣社會貢獻勞動力，將人生最精華的歲月奉獻給台灣的移工，卻長期被排除在「台灣人」的想像之外，許多基本的人權皆蕩然無存，何況是否能領取消費券之類的公民福利，更是連進入討論的機會都沒有。

以血緣為基礎的族群政治，經常是掩蓋階級矛盾的工具，現實的階級矛盾越激烈，族群政治就越是會訴諸抽象、均質、單面向的族群想像。藍和綠在經濟政策上大同小異，能作為區別的只是空洞的族群政治，而廉價、沒有人權的移工是資本家的利潤所在，雙方都避而不談。近來「人權」、「公民權」的話題，因為陳水扁等人的司法案件和消費券該發給誰，又成為熱門的話題，不過族群的幽靈始終圍繞四周，台灣社會距離以真正公民權、人權為團結基礎的公民社會，實在還太遠、太遠了。

在台灣，凡提及教育問題，不分階級、無論藍綠，幾乎無人不認為當前教育現況亟需變革。在此背景下，這次「小班制公投」殊具意義，理應引起廣泛討論與熱烈參與，但何以最後的投票人數卻只略高於連署門檻？

任何一位教師的工作內容，除了兼含授課時的體力勞動和課前課後的腦力勞動等成分外，尚包括很大比例的「情緒勞動」成分——亦即教師在工作時，必須要求自己拋開個人原來的心理狀態及情緒，以求適當處理課堂上遭遇的各式突發問題。而教師工作中，最容易使人感到疲累挫折之原因亦在於此。小班制之所以能在許多先進國家的實踐經驗中產生諸般正面效果，原因乃來自其降低教師情緒負擔，自然使學習品質提升、師生關係與班級氣氛更為和諧，絕非因為小班制減少了教師的體力或腦力負擔。

然而對市民而言，既有市府冷處理在先，加之教師會相關文宣中，對於「小班制的急迫性與必要性」之說明與宣傳，大多僅止於轉述其它先進國家之經驗，卻甚少分析各國為何如此作為、以及產生良效的原因。家長及非從事教學工作的選民們，恐怕很難既充分理解教師會訴求之必要性、又不致產生「教師自利」之負面聯想、進而願意主動積極代為宣傳。

恐怕，投票率奇低的責任，並不能全然歸咎予高市政府？

高雄市小班制公投落幕，因投票率過低而未能順利通過。針對公投成案與執行過程，陳菊以「寶貴的一課」形容之。但筆者卻以為，若從公民教育的角度來看，則高市政府在此次公投過程中之作為，在這寶貴的一課中，恰是最糟糕的負面教材。

民主的目的，在於存異求同，而非一昧追求意見的絕對一致，或者放任各種相異意見交纏而無法行動。因此民主的第一步，便應鼓勵人人針對當前議題踴躍陳述意見，無論正反意見盡皆歡迎，以便提供「存異求同」、形成共識之基礎。按此原則，公民投票之結果是否能充分體現民主之判準，便不在於提案通過與否，而在於投票率之高低。

然而，在此次高雄市小班制公投過程中，高市政府非但在投開票所等選務工作上屢次刁難，更未見其在具有絕對必要性的宣傳工作上殫精竭慮、無所不用其極——若真為教育著想、若真期盼公投成功，則透過學校散發通知單，使家長知悉此次公投，有何不可？何以指控教師會印製貼紙向家長宣傳屬「違規」行為？又，無論印製傳單通過學校發行，或製作標語懸掛於主要街道，其執行成本皆不高，但高雄市政府卻未曾行之，顯然問題不在於未綁大選，也不在於預算不足，而是高市政府根本想要以預算不足為由，力圖「不戰而勝」！

台灣的科學（特別是醫學）教育，只教導實證及其方法，卻從不談一切實證事物藉以存在的概念；這就像一個人只被教導如何省錢大作戰或討價還價，卻對於一切買賣藉以運作的經濟原理一片空白。台灣醫生之醫術及相關經驗和實證知識與西方水平相去不遠，但對於知識（做為一種概念）的理解品質卻遠遠不如；正如某人很會演算，卻不知數學原理為何物，或某人胃口很好很會吃，卻無消化功能一般，無法把食物變成養份，甚至無法排泄，吃多了只是撐著，卻以為肚子大就是美。

羅素說：「我們本來只是無知，接受教育後卻變得愚蠢。」以之形容台灣教育再恰當也不過。學生唸高中時頭腦已糟蹋得差不多，進大學後更填塞一堆死資料，壓死僅存的腦細胞。最可怕的是缺乏病識感，甚至還顧盼自雄，以為自己是什麼名校，以為考試分數高很厲害，以為知識不過就是一堆標準答案，彷彿累積越多越厲害。至於研究則依樣畫葫蘆，剪貼與複製；產量多，卻往往缺乏原創性。

道德與知識雖分屬不同範疇，卻立基同一基礎，旨在辨明是非對錯。一個社會對於知識的態度，也就是對於道德的態度。西方社會鼓勵批判與獨立思考，鼓勵個人見解；這不但是正常智能特徵，也是自我人格的成熟展現。但在華人社會則滿腦子「權威」與「標準答案」，極度排斥「有想法」的個人，誰有意見就誰倒楣，更不用說提出異議；批判與獨立思考普遍被視為異常，甚至污名化成一種人格病態，「我」這東西被極度壓抑；而乖巧順從沒意見（儘管陽奉陰違）卻反而成為一種美德。但在西方教育中，教師重視的卻是「你」在想什麼，而不是你「知道」什麼或記住了多少資料。

我幾乎不曾主動參加台灣任何學術研討會，因為太無聊了；報告者往往讓人不知道他到底想講什麼，如果他只是要把某些屬於他人的想法唸過一遍，聽眾自己在家讀豈不更快？何必浪費時間端坐會議室發愣，像小學生般聽取轉述，卻不知他到底想討論啥。報告完畢後，資深者各言爾志兩句了事，其他人則純屬陪坐。

資料可以灌輸（例如電腦存檔），但知識卻只能經由思考而獲得，無法由他人代勞。繼羅素之後，當代最富盛名的學者Noam Chomsky，才智之高，無出其右，因其反美與反戰等公共言行，更被譽為「當代知識份子的良心」，但他卻非常反對菁英論。他說，「知識份子」這項稱號不該被壟斷，而理應屬於每個人；「它意味著一種獨立思考的能力，而這能力理應就像每個人都會走路那樣，無甚稀奇。」

陳雲林來台，發生了嚴重警民衝突事件，一群大學生也發起了靜坐抗議活動，從11月6日開始，在行政院前靜坐。為了表達對於他們訴求的認同，我和一些朋友也參加了學生的靜坐。隔天傍晚，我們在行政院門口被抬上了警備車，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經驗，相信其他參與者大概也都與我一樣。為什麼我和許多朋友要參加這一次的抗議活動？它不是一個「非法」的集會嗎？知識份子應當是相當「理性」的，怎麼會去參加非法的集會呢？我以為經由權力3個面向的解析，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的來掌握整個事件的全貌，並瞭解問題的核心。

權力第一個面向假定所有民眾都具有公平參與的權力，民眾倘若有著不滿，可以由個人直接表達，或是透過他們所選出的民意代表，代為表示意見，因此，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參與機會，沒有人會被排除在外。既然如此，那麼民眾就不應走上街頭，甚至於與警察有所對抗。另外，權力的第一個面向也特別強調，在權力的運作過程中，我們所要著重的僅是在於那些看得見的行為（如警民流血衝突），至於那些看不見的制度結構及意識形態都不是要考量的對象。

權力第二個面向指的是掌權者透過制度的運作，將權力弱者排除在外。這是因為權力根本沒有公平的分配在每一位公民的手裡，有人擁有較多的權力，另有人則是幾乎沒有權力。掌權者往往透過制度的設計（如集會遊行法）及議程的設定（如海基會及海協會的黑箱作業），將權力的弱者排除於合法的政治運作場域。因此，掌權者對於某些議題就會特別的喜愛，相對地，對於某些議題就會完全的給予排斥與壓抑。所以，當某些議題不被允許時，很自然的，許多行動者也就會被排除於正常及法定的決策體制之外，根本就沒有參與的機會。

權力第三個面向則意指掌權者進一步對於民眾意識形態的宰制。其提倡者主張，權力及其運作其實是深植於制度、結構、與意識形態的範疇裡，掌權者往往透過意識形態的操弄（如合法或非法、理性或暴力），建構出有利於己的社會意義，並透過親己媒體的大力傳播，來形塑及影響民眾的價值觀，這使得一般民眾及權力的弱者在不知不覺當中接受了掌權者的詮釋觀點，反讓自己的權力流失於無形，並對那些行動者產生了誤解。

如果我們接受前述的觀點，那麼我們就不應把注視的焦點僅是定位於警民之間的流血衝突，我們更進一步要問，掌權者用了什麼樣的意識形態來限制了我們的思維、及掌權者運用了什麼樣的制度設計將我們排除，剝奪了憲法賦予給我們的公民權及言論權，因為，這才是衝突發生的真正主因。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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