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旅外球員刻正在台中冬訓。人數之多，達26人，可以自組一支棒球隊；但與此同時，我們的國家教練葉志仙卻也忙著在球場認人，因為這裡頭有不少人是少小離家、懷著到大聯盟淘金夢的「幼齒球員」。

這個冬訓場景說明了，台灣確實已經被國際棒球市場所整合。所謂旅外球員，再也不是郭泰源那個年代的單兵突圍，相反地，許多人在他們尚未闖蕩出真正的名號、尚未練就一身完整的球技時，就被外國球探以「資質」、「潛力」相中，到國外接受小聯盟的洗禮。

換句話說，當國際球探介入台灣棒球環境後，他們隨時可以截掉球員的在台棒球生涯，並讓他們十幾歲就赴美。不似郭泰源的年代，三級棒球一路上來，又披國家隊戰袍多年，最後以真槍實彈的成績遠赴東瀛。

假以時日，這些人或許會成為第二個王建民。但就像趙士強的警告：別為圓夢，賤賣自己。確實，在「留美」圓夢小球員人數遽增的背後，卻是由不斷廉售所刺激出來的「國際買氣」。

趙士強說，簽約金沒50萬美元，就沒出去的必要。以此為依據，則今年簽約旅外的6名球員全部低於這個基本標準，甚至還有低到5萬美元的「打破行情價」情形。

興高采烈，但也是便便宜宜地和人簽約想要圓夢；但實際上，夢碎者卻又不知凡幾，如王建民者，少之又少。理由很簡單，美國只是用低價買個「潛力股」，磨個兩、三年，最多5年，發現資質有限，或者進步不如對手，球團自然會停損「棄養」。美國的大聯盟星光熠熠，但它的基礎──各級小聯盟，其實是標準的粗放式競爭。講好聽，這是各顯神通；若講難聽點，則是拎著球棒與手套的血汗工廠。今年，恰好是我們旅外球員的被解約高峰，也算是夢醒時分。

郭泰源模式，猶如過去的台灣留學生是在國內受教育到碩士，然後箇中優者再到國外念博士。今則不然，「小留學生」成為主流。哪種模式較好？或許難以一概而論。但可以確定的是，當棒球的「小留學生」蔚然成風後，咱們的主管機關、棒協，是否還能自我催眠：第二個、第三個王建民即將出現？以及台灣棒球備受國際肯定？

然而，這些棒球「小留學生」，在資訊欠缺的情況下畫押賤賣，難道不應予以保護規範？再者，我們對這群人也經常是期待他成功，卻又在整個過程裡吝於協助與關心。問題是這些棒球小留學生許多人的心智都還不成熟，在異地競爭的壓力，可以想像。而咱們只想撿便宜，是否過於功利？

我們不應再把旅外球員當成為國增光的比賽即戰力了。與其說他們是救世主，倒不如視他們就是群小伙子，而這些人也需要被關心。

隨著同性戀日益成為社會，乃至政治現象，從來就不乏對同性戀進行生理學考察，也不乏要找出天生使然、天性使然的分子生物學結論，其實都是在做偽科學的努力，很簡單嘛！如果同性戀傾向深藏於遺傳基因，那早早就絕後、絕種了，倘有之，只是隨機突變、存在，決不會如今日所見，繩繩相繼，代有傳人，以致越來越繁盛。

這麼簡單的邏輯卻難以進入愚癡人的腦袋，日前還有報紙刊出「同志是天生？」的標題，細讀報導，才知是對90名受試者進行核磁共振掃描，發現男同性戀者與女異性戀者的腦部構造類似，而女同性戀者則與男異性戀者類似。以這些發現，該報老編就要暗示同志是天生，該當啐他一句：不識字兼沒衛生！

一錯是，把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分別編入女異性戀者、男異性戀者同組，分明是研究者基於前者娘娘腔、後者金剛芭比的成見，不是廣測更大量的樣本數而歸納出來；再錯是腦部構造若有異同，不能一個箭步就指稱天生，胎兒在子宮發育的諸多因素既非天生也非後天；三錯是腦形異同影響了性傾向抑或性傾向造成腦形異同，此中因果還待分判。總之，同性戀決無天生之理。

報載，登刊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一項瑞典研究顯示，同性戀男性與異性戀女性的左右腦呈現對稱形狀，同時在連接情緒反應的腦部迴路也相同；反觀異性戀男性與同性戀女性的右腦都比左腦大，呈現不對稱，而且連接情緒反應的大腦迴路也相同。

這次檢測賦予性偏好以生理基礎，也解釋先前的科學發現：異性戀男性與同性戀女性的方向感較好，正因為他們擁有較大的右腦，而右腦主司空間能力；另方面，倫敦大學之前的研究顯示，同性戀男性與異性戀女性在語言流暢度的表現優於對照組。

無疑，性行為的偏好傾向深植於腦部結構，而非率性胡為，經過這項神經科學的發現已是信而有徵了，也就意謂著，同性戀者自應有人權，因為受命於天，就算行為逾矩違規，也不是他們的錯，有如身心障礙者一樣，更何況同性戀純屬私領域，又礙到誰了！

儘管這項堅實的科學證據出現於美國大選之前，但伴同大選的加州選舉卻把同性婚姻否決掉了，退步是極慘重的，說明久受基督教文明禁錮的美國人跨越種族鴻溝易，衝破同性戀障礙難，在爭取同性戀人權的道路上不容童騃式樂觀與懈怠。

台灣的DRAM產業出路問題，在這幾個月頗為熱鬧。倡議者認為，台灣DRAM產商的個別產能未達經濟規模，只有整併成一家廠商，才能提升競爭力。這個論點的對照組是日本與韓國在1990年的大整併，從業者林立的狀態，整併成三星、海力士、爾必達的現況。但是，合併看似成理，實質上卻是假議題。

眾所周知，此議題的源頭，是DRAM業者向金融業的高額貸款。在這個景氣不佳、大虧損的階段，業者，特別是金融業者呼籲政府出面解救才是真實，至於產業競爭力等說法，其實是虛招。

台灣的DRAM廠商，對於國外業者而言，只是整個策略佈局的一環。國外業者為了因應DRAM產業的景氣劇烈波動，所採取的作法有四：擴大生產規模降低成本；從事研發以降低成本；其次，則是藉由生產快閃記憶體來移轉風險；最後，則是和台灣業者形成的策略聯盟，移轉經營的風險。

國外的DRAM業者，將前一代的生產技術移轉給台灣，一方面是滿足台灣在地的產品需求，另一方面則是以此作為國外母廠在景氣波動時的「緩衝區」，景氣好時，台灣廠商是產能供應的幫手，景氣不佳時，台灣業者就是「擋子彈」的前鋒。從統計數字就可以看到這個狀況。首先，台灣的記憶體業者的產品，都是以本地需求為主，迥異於晶圓代工以出口為主的模式；其次，本地記憶體廠商的擴廠計畫，幾乎與國外業者所宣告的產能委外比例有一致的變化，日商爾必達與力晶／瑞晶，以及奇夢達與南亞的關係，就可以看出此趨勢。

簡單的說，台灣業者很清楚自己在欠缺技術、產能規模不大的情形下，只有緊抓國外業者在全球佈局上的需要，才能找到生存的空間。這是一個雙方互有默契，本地廠商雖不滿意、但也可以接受的狀態。

因此，所謂的合併議題，主控權其實不在台灣，而在國外業者。從爾必達的社長匆忙趕到台灣，以及本地業者對此議題的消極立場，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這並非國外業者有情有義，而是「台灣業者合併」的議題，將會引爆三星、海力士、爾必達、美光之間的衝突。

然而，記憶體整併的議題，為什麼會出現？因為，金融業者要營造新題材，誘使政府出手挽救潛在的呆帳；科技業界的大老，則是希望將台灣產業界在全世界的影響力，能從目前只做苦工、主導製造成本的狀態，一躍成為能影響國際產業的版圖，甚至參與業者的策略制訂。

三方各有盤算，就注定此議題將可能只是虛晃一招。

歷史真諷刺，幾個在3月大選前大談國債如何高築的立委與名嘴，最近對於國債在6個月之間暴增8千億這件事情，已不知如何自圓其說。他們做夢都沒想到，竟然在新政府第一年就面臨國債加倍暴增的狀況。

擴大內需要舉債，發消費券要舉債，擴大公共建設要舉債，各種基金虧損也造成新國債，然後又是一堆大減稅，小民雨露，大戶甘霖，時值聖誕節前夕，看著這種向未來借來的禮物，豈是悲憤兩字可以道盡。

捷運車上媽媽們互相恭喜：「連剛出生的小孩都有，你們阿寶家真是幸運。」喂，有沒有搞錯啊？這些小孩將來是國債的債務人，你們都有3,600，照理說該給他們7,200才是，至少將來他還國債還得甘願一些，否則你知道那時他會用甚麼眼神看待這一代人。

國家一有危機，人民的理性毫無用處：明明是銀行和部份人擴張信用不當，我們要拿金融營業稅打銷呆帳；明知各種保險與退休制度是過度討好、跨代剝奪，多數人卻駝鳥的想著：希望不會在輪到我之前就撐不住。問題是，怎麼會有僥倖的機會呢？「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悲劇通常只會早到，很少遲到。經過這一輪財政大劫難，我們的國家叫做中華民國或台灣已經不重要了。對於凡在想2016年以後家事國事的人，我都默然以對。

都說下一代最重要，但是教育投資卻增加有限；都說鼓勵生育，至少要給一筆奶粉尿布營養費吧？但是育嬰津貼就是不肯儘速立法。不景氣來了，更年期不遠了，如果這波不景氣持續3年，大家又只拚經濟，新生兒人數將再度腰斬──從一年20萬人降到15萬人甚至10萬人也不是危言聳聽，而那又是另一個不景氣的開端，彼此惡性循環。

減公教的薪水在上週差點被炒起來，但是喊得最大聲的卻是執政黨黨鞭。很多人不解：對不起，既舉債又減稅，難道國家財政會有轉虧為盈的機會嗎？難道不能為平衡收支喊一聲讓民眾爽的話嗎？何況一旦成真，私部門老闆更有理由對員工減薪。但平實的說，公部門受雇者薪資是公共支出的一部份，沒有了收入，還真的有一天我們會修不起教室，請不起老師，而這都已在前面的路等著我們。

如果你知道最近的國家財政惡化的速度比景氣快，如果你對於領消費券有一絲遲疑，如果你對跨代公平還有那麼一點信仰，那麼請集結在12月13日這天，讓更多台灣人知道：拚經濟成長不等於拚薪資成長，經濟衰退不等於是世界末日，要拒絕混水摸魚的假稅改，要更嚴厲監督國債的擴張。請跟著年輕人的步伐，走在台北街頭吧！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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