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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
從公視建台簡史看封建威權的復辟
[責任編輯：張十七]
黨政軍三退媒體這種八股說法，許多人以為早被掃到歷史灰燼裡去了，沒想到了2008年年末還有重提的價值，可謂時代在倒退了。
台灣經歷過有史以來最長的民主國家戒嚴，直到1988年才解除這個允許行政機關無視憲法保障的人權，可獨斷獨行的怪獸體制。在戒嚴時期，威權政體為了鞏固統治合法性，在各領域給人民灌注一統思想、箝制言論、打壓異議。透過報禁及執照管制，使與當權者互通聲氣的兩報（聯合報、中國時報）三台（台視、中視、華視），成為少數合法的資訊供應渠道，作為方便的思想管理與整飭工具。
經歷過這種壓制的台灣社會，九○年代以來對政府一切調控媒體產業的手段，表現出戒慎恐懼的態度。在民間力量推動諸多民主改革的議程中，媒體改革的重心在全面自由化，也就是在政府最小化信念下使國有媒體私有化。當時的言論場域百家爭鳴，在報界有自立早報為標竿，在電視頻道則出現大大小小的民主台。和尾大不掉的黨國媒體相比，它們確實讓許多進步清新、甚至是實驗性的言論得以解放而交流激盪。自由化思潮有此現實支撐，壓縮了社會對公共媒體的想像空間。因此九○年代中興起的公共電視建台運動，一路顛跛，97年才使《公共電視法》在「小而美」的前提下勉強通過了。
然而這部《公視法》可說是鳥籠法，開宗明義將公視營運宗旨定為「彌補商業電視之不足」，還將政府撥付的小額預算（和諸先進國對公共媒體的投資相比）逐年刪減，期待公視籌款「自給自足」。所幸逐年刪減的條文後經修正，政府撥付的預算固定為每年九億台幣。並且，因「黨政軍三退媒體」運動的催化，加上民進黨的政治能量壯大所創造出的政治矛盾，使得公視必須嚴格防杜政治力介入成為普遍接受的說法，其董事產生辦法之複雜曲折，可說獨步國際。
九○年代百家爭鳴的空間與物質條件，漸因大資本的兼併整合而消滅；與這個進程相配合的，是言論終於成為秤斤論兩的商品，斥裸裸地為資本積累的總目的服務。雖然《出版法》是廢止了，衛星頻道、廣播電台數量多到讓人懷疑政府濫發執照，但是我們並不因此更自由，媒體經常地被視為社會亂源，人民則陷入彼此猜忌敵視的框框裡，社會儼然有分裂對立之勢。
自由化思潮催生的媒體生態敗壞如此，也就對照出公共電視清新優質的形象，2000年後擴大公共媒體運動的訴求便得了正反兩面的教材作為論據，並利用民進黨執政後要將黨國營媒體改組的政治推力，力求將有政府持股的華視台視公有化，使之與內湖公視合併成為公廣集團。2003年在民進黨籍立委主導下，《廣播電視法》修正，要求政府政黨不得經營民營媒體（但政府可設立公營廣播電視）。台視因此釋股民營化，華視公股則捐給公視基金會。民進黨執政後開設的原住民頻道、客家電視台，原屬行政院原民會、客委會管轄，也由開標委製改交由公視專門製作，經費仍由客委會、原民會撥付。加上原來用國際宣傳用的宏觀衛視（由僑委會撥付經費），公視基金會共統籌了五個頻道，即公視、華視、原視、客家、宏觀，成為今日的公廣集團。
然而因為民進黨政府消極因應《廣電法》的修訂，將國營電視台一股腦兒地丟給公視基金會，而公視運作法源《公共電視法》卻未相應調整，各頻道原屬的部會也就還能上下其手，加上政府仍未買回華視的三成民股，因此公廣集團的整合與發展，不免跌跌撞撞。制度模糊與不穩定處，遂給有心者操弄的空間。
國民黨再次取得政權未及半年，先是修法廢除廣電基金，而後陸續以政治忠誠為根據撤換國有媒體的管理人事，有如中央社、央廣，其心昭然若揭，而主導者國黨立委們也不避諱，振振有詞道：「今天你拿國家的錢，居然來批判政府，我們要試問你，良心何在？」，顯然完全無知於公共媒體的價值與可能性。
然而向以媒體專業自我標榜的公視，此刻正好落在國民黨立委批評的架構裡。受《公視法》限制，公視董事不能直接指派，新聞節目單位並受保障得自主運作（編輯室自主規章），執政黨難以如操作央廣般操作公視。於是2008年應由新聞局撥付給公視的九億預算，07年年底遭立法院凍結半數，在國民黨立委的反對下至今不能解凍，期間已近一年，使得公視原本就捉襟見肘的財務幾乎要開天窗，連員工薪水都快發不出去。換黨執政後的原民會、客委會，則是遲付節目製作經費逾半年，期間開支亦全由公視代墊。公視董事會與管理階層為爭取經費放行，疲於在立法行政部門間報告溝通，盡皆無效。據報載，國民黨黨鞭林益世說：「公視日前被立法委員質疑運作未保持中立，做公視該做的事，預算才沒得到大家支持」，這和前述K黨撤換央廣人事的用心，恐怕如出一轍，只是不便明講。洪秀柱的說法則是：「公視創立宗旨是小而美，現在卻想成為公廣集團…」，顯然思維還陷在十年前內湖公視建台時的時空裡，不曾進步。對於各界質疑K黨凍結預算無理，洪撇清說公視送件太晚審議不及，把公視高層幾個月來的奔走溝通一筆勾消。
而透過預算凍結以遂行政治干預與言論檢查的目的，只是一端。今年十月公視董事的補選，立法院依《公視法》應推舉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審察委員會，審察行政院提名的候選人。國民黨竟提了四名黨籍立委作「社會公正人士」，分別為洪秀柱、李慶安、郭素春、孔文吉，分明和《公視法》摒除政治干預的立法意旨相悖，更不要說洪李二人都曾公開質疑公視的價值與精神，而孔文吉則是從不保留要將原民台收回原民會管轄的企圖，今年六月還在委員會會議上拍桌痛斥原民台新聞影射原民政策有問題。種種事例，讓人不禁以為時光倒退回十年前，那個我們還會上街抗議黨政軍黑手介入媒體的日子。
本文前半簡述了公視發展的社會史，正是要對照執政黨諸公們言行的反動狀態。和政府又再置入式行銷、警察濫權、教官擴編、學校設政風單位，以及對集遊法修廢拖拖拉拉的種種現象綜合理解，我們確實應認真思考威權體制復辟的可能性，並開始為保衛社會而集結準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