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月24日北京奧運會閉幕到11月4日歐巴馬當選，不到3個月內，美國民族符徵連續受到3次巨創重挫：世界體霸易手、全球金融霸權不再、「白種盎格魯克遜清教徒」變色。現在，歐巴馬當選後不到40天，美國民族又遭受第4個符號象徵地位的超大危機：傲視全球百年的福特、通用、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廠面臨倒閉，「汽車王國」地位即將不保。

眼前有兩種現實情況。一是三大汽車廠要求美政府紓困350億美元，上週國會通過了170億，約可撐到3月，趕上歐巴馬就任後兩個月，親手解決他當選以來視為第一要務的國內就業問題──三汽車廠若倒閉，連鎖反應將造成百萬人失業狂潮；二是三汽車廠衰微的最大「敵人」，進口的日本與歐洲汽車仍虎視眈眈，日本已高聲抗議美政府，不應該對三大汽車廠紓困保護。

美國「汽車王國」，可能比前三個民族符徵地位更為重要，因為它由三組重大的優異物質條件構成：第一是美國領先全球的工業生產力及其管理文明，如著名的「福特式生產管理」；第二是美國優異的工業生產力所厚惠的美國生活方式，如當年第一代老福特的銘言「美國每一個家庭都應該有一輛汽車」，並以此吸引全球模仿學習；第三是三大汽車廠專門製造豪華私用轎車，以及其工人薪資、福利、退休金可比上落後國家的部長級待遇，為美國高工資傲視全球的「典範」。

第一、二組大約沒有什麼問題，至今仍是「美國價值」凌越全球的基石部分，而問題出在第三點。最近半個月美國媒體經濟評論的結論是：三大汽車廠危機的病根為「恐龍症」──軀體過度龐大（員工多到可造成百萬人失業潮）與胃口食量（員工薪資、福利、退休金支出）也太大。最近30年，日本與西歐就是「小汽車」的「小」成本，橫掃美國國內汽車市場的。這其中，工資是一個隱藏的關鍵性因素。

所謂「隱藏」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美國高工資吸引全球人才「輸美」的表層美景之下，還有以墨西哥非法移民為主的拉丁美洲裔非法外勞（美國官方統計數字是1千5百萬人，實情據說要加一倍，是上述百萬人失業潮的30倍），備受剝削的奇低工資作為「墊底」；這是美國國內工資結構的隱藏真相。二方面的隱藏很「簡單」而又複雜得離奇：全球16個月來的金融危機以致於經濟衰退，國際經濟評論口水可比海嘯之下，一致噤聲絕口不提的，就是全球工資結構在金融災難、經濟危機之中，所扮角色與所佔地位。

不提的原因也是既「簡單」又複雜：若真的討論全球工資結構，其所曝露的爆炸性，將不亞於美國金融病根是多年詐騙性信用擴張這件事。關鍵在於：以中國、印度、東南亞為首的、第三世界低工資初級工業生產力，不會永遠「低」與「初級」下去；現在才有一點積累的成果實力，世界經濟面貌已驟變得如此驚人，未來，西方工業國還有明天嗎？

極大的諷刺是：半個月前還被視為全球經濟救星的中國，兩兆美元外匯存底的主要來源，就是最近30年龐大人口的低工資；而人民幣對美元最近3年升值兩成，上週微貶了百分之一，國際上就「譁然」了；低工資很難繼續維持。

台灣經濟正處於極為嚴峻局勢中，而且在可預見未來看不到有什麼脫胎換骨的機會。在這現實下，我們其實面臨了不同層次但卻密切關連的兩大問題。

其一，是台灣資本主義經濟前途的問題，即台灣經濟的困局如何解決。其二，是大多數民眾民生疾苦的問題，如高失業率、勞動條件急遽惡化、生活負擔日益沈重等。

以問題的主次先後來說，顯然現實的民生問題才是根本，即經濟運作的目的，在於提供民眾安居樂業的均富生活。如其不然，則這經濟體制顯然就有大問題了。

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不過是一套經濟手段而已，而民生樂利才是社會生活的目標。

以此來看，任何社會的大多數民眾生活若限於困境，則這社會都應以其公共的社會資源，以政府的公權力（或其他民主權力機制）來照顧民眾現實生活。民生困苦的急迫性與重要性，高於經濟體制本身的調整。

台灣社會就正處於這兩大問題的困境之中。

在今日，民眾生活重擔日益沈重，舉凡大學教育學費與大眾交通費用日益高漲、環境污染、全民健保機制即將破產、薪水收入日益縮減等等，這都需要政府及時提高稅收來提供社會基本需求的公共化。

唯有如此，才能解救民眾現實生活的迫切需要。

面對台灣經濟不振，只有依循兩大方向來解決。

其一，就是從需求消費面著手，刺激、提高有效消費來活絡市場交易，以此來推動經濟復甦。

其二，就是從生產投資面來解決，即全方位改善投資環境，提供企業家低廉資金、土地與勞力成本，並在相關稅賦與進出口政策上提出配套措施，讓企業投資成本能發揮最大效益，以大幅提升利潤空間。

一旦企業賺錢，就會繼續擴大投資，這就帶來全方位的良性循環︰雇用更多勞工、賣出更多商品，不斷擴大投資規模。

顯然，第二種方式，生產供應面經濟政策，才是真正解決經濟低迷的良方。也就是說，政府應在各方政策上來提供企業家最佳、最有利的獲利環境。只有企業獲利才能帶來全面經濟復甦，捨此之道，莫有他途。

以此來看，雖然近年來政府財政赤字日益擴大，但要解決政府財政赤字，根本之道在於將稅基擴大，即讓台灣整體企業獲利水平增高，政府才能在企業獲利中收得到稅。我們絕不應一時短視，為了要解決政府赤字而動起增稅的念頭，這何異於殺雞取卵！

在新的時代裡，就要有新的思維。政府應透過大幅減稅政策，來鼓勵企業不僅根留台灣，而且擴大投資台灣。若反其道，鼓吹增稅，這只會嚇跑企業家。

汽車是二次世界大戰戰前20世紀的象徵，亨利‧福特T型汽車、福斯國民車和英國默里斯‧奧克斯福特（Morris Oxford）汽車不僅是工業產品，突然之間，工業化能夠提供廣大消費者廉價、便利和個人化的移動工具，汽車改變了工業文明和文化。

底特律是汽車業毫無疑問的重鎮，所製造的汽車遠勝其他地方，遲至1950年代中期，全球每5輛汽車就有4輛是在底特律製造，該地製造的汽車形塑了美國社會，美國民眾渴望爬進別克、凱迪拉克和野馬（Mustag）汽車裡，這些汽車代表了持有者的身分和抱負，這些移動工具促使郊區如雨後春筍般竄出。通用汽車前執行長查理‧威爾森（Charlie Wilson）表示：「對通用汽車有利的，就對美國有利。」這番話半點不假。

如今，美國的三大汽車公司──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和克萊斯勒汽車──正為生存而戰，上週他們向國會提出最後一份重整計畫，承諾將擴大研發節能汽車，停止無節制的浪費，作為政府340億美元代款和擔保信用的賠償。若沒有這筆貸款和信用擔保，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汽車可能被迫收歸國有，即便財務狀況較好的福特汽車也一樣。

美國企業11月裁員逾50萬人，接下來將面臨更龐大的失業潮，而製造業最重要的基石汽車業可能崩盤，這不僅是汽車業尋求政府紓困而已，美國資本主義和社會正處在十字路口上。

美國汽車業仍面臨不同的危機。包括信用緊縮導致需求減弱的危機，11月汽車銷售下滑近40％。還有生產的危機，過去幾十年，三大車廠一直抗拒各種要求推出節能汽車的管制措施，布希總統執政期間，他們的遊說大獲成功，三大車廠在管制更嚴格的歐洲也不願推出節能汽車，選擇在美國國內市場推出毛利高的耗油汽車，如今得付出驚人的代價。

汽車業的第三個危機在於，在這波金融暴中，美國金融體系遭到重創，無力放款給國內的製造商，在景氣強勁的時期，金融業金援各種投資案和併購案，如今卻無力借340億美元給汽車業紓困。

汽車業最後一個危機是目的危機。三大車廠一直嘲笑氣候變遷，以為石油會永遠便宜、取之不竭，以為美國右派不會垮台，認同新保守派主張的政府是必要之惡。如今，如通用汽車提交給國會的重整計畫所坦承的，美國福利體系的缺乏，使得三大車廠必須擔起極其沈重的責任；此外，美國自由金融體系失去功能，使得聯邦政府必須負起紓困三大車廠的責任。

幾年前，通用汽車副董事長鮑伯‧魯茲（Bob Lutz）還痛批氣候變遷是胡說八道，這種看法鼓動三大車廠拒絕研發節能汽車。三大車廠的世界觀就像華爾街一樣，已證明是大錯特錯。通用汽車執行長瓦格納上週坦承，他來到華府是因為公司犯了大錯，他沒有完全吐實。

美國國會和歐巴馬團隊對於是否同意三大車廠的重整計畫猶豫再三，因為他們不確定這些計畫是否有遠見，這些計畫承諾要研發新的彈性燃料（flexible-fuel）汽車、油電混合動力汽車，通用汽車甚至打算研發電池動力汽車，計畫看起來洋洋灑灑，但三大車廠過去的信用不佳。

美國社會漸漸領悟到，過去20年美國企業和政治決策人士所堅信的理念之一就是，企業是可以破產的，企業若要翻身，必須進行徹底革新。

全球石油生產已經觸頂，能源價格將呈波動，今年夏天油價逼近每桶150美元，預示了未來汽車業的問題。汽車業和移動工具該如何設計的概念必須改變，公共領導也需要新角色，政府、消費者和汽車業必須擁有新視野，這個新視野必須受到管制和加以立法。

當三大車廠的執行長在華府遭到國會議員羞辱時，德國寶馬汽車（BMW）兩年前推出電池動力車款Mini E，德國人向來自豪於汽車業勝過美國，其汽車業也抗拒政府管制，但歐洲政治體系較不受到遊說所干擾，管制也被視為合法。

德國綠黨已改變全國的政治氛圍，讓車廠難以反駁，因此投資節能、新引擎和新燃料來源，在政治、法律和商業上變得極為重要。美國經濟學家、政治人物和三大車廠都嘲笑德國的模式，但回應選民疑慮所做的管制有一重要效果：此一政治過程是消費者能表達願望的另一管道。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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