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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01-05》 |
| 本期內容 | |
| ◎世界傳真：歐巴馬教改之路 困難重重 | |
| ◎金融危機重創英國大學捐贈基金 | |
| ◎耶誕節不平靜:雅典青年的憤怒火炬 | |
| 世界傳真：歐巴馬教改之路 困難重重 | |
| 譯寫■葉興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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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美聯社等媒體報導，美國總統當選人歐巴馬提名艾恩‧鄧肯（Arne Duncan）為下任教育部長，雖然獲得教改團體的支持，卻引起民主黨內分成兩派，使得歐巴馬的教改之路尚未開始就已蒙上陰影。 民主黨意見分歧 鄧肯是個身體力行的教育改革家，自2001年擔任芝加哥公立學校學區主管以來，已試行過不同版本的績效薪俸制（merit pay），設立超過75所新學校，很多都是特許學校，以取代辦學績效不佳的學校，這些作為使他和教師工作出現不少磨擦，但他一直能和教師合作無間。 鄧肯稍早在芝加哥的記者會上談到，教育是我們這代的公民權問題，但如何改善學業成績不佳兒童的成績，尤其是少數族裔兒童，是美國各界激烈討論的議題，甚至連民主黨內也意見分歧。當美國國會在審核鄧肯的人事案時，他對《不讓任何孩子落後》（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的態度，對2007年授權到期的聯邦政府中小學管理法案的想法，將使他整合異見的能力備受考驗。 華府非盈利教育智庫湯瑪斯‧福特罕教育研究中心（Thomas B. Fordham Institute）副主任麥克‧佩翠里（Michael Petrilli）表示：「我們得等待新政府如何解釋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解釋聯邦政府在讓學業成績透明化，以及介入達不到學業標準的學校上，該扮演什麼角色，這實在不容易。」 民主黨陣營對鄧肯獲得提名分裂成兩派。一派希望繼續透過標準化測驗來落實績效責任，不僅適用於學校，也適用於個別老師，該派希望教育部長應由紐約市教育局長喬爾‧克萊恩（Joel Klein）或華盛頓特區教育局長李洋姬（Michelle Rhee）來擔任，因他們有與教師工會周旋的經驗。 與教師工會往來密切的另一派則認為，學生的學業成績進步與否，端賴是否提供學校更大資源，拉近富校和貧校之間落差，因為富校和貧校之間的落差擴大，會影響學生的健康和學習，關注學校資源的此派民主黨人士，較支持歐巴馬政權交接團隊教育組組長的史丹福大學教授琳達‧達林－漢默德（Linda Darling-Hammond）擔任教育部長。 美國教育人士形容這場論戰是教改人士和反教改人士之間史詩般的戰爭。由家長、學校行政主管和教師工會組成的「學習優先聯盟」（Learning First Alliance）執行長克勞斯‧薩斯卓（Claus von Zastrow）表示：「這場論戰比漫畫版的當前教育現狀還要糟糕。」 兩派確實有不小的歧見，但這個分裂是否繼續存在，端賴哪些人會填補教育部的其他職缺，歐巴馬政府對具體政策採取何種立場。克勞斯‧薩斯卓表示：「歐巴馬選擇鄧肯，為全國公立學校之間更具建設性的對話，建立了一個舞台。」 教改團體力挺 在2008年夏天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激起論戰的紐約政治行動委員會「民主黨支持教育改革」（DFER），2008年11月向外表示鄧肯是教育部長的最好人選，稱讚他透過凝聚特許學校的辦校精神和教師訓練，在反彈聲中關閉辦學不佳學校，改革了10年前被外界認為是全美最爛學區的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 「民主黨支持教育改革」會長喬‧威廉斯（Joe Williams）表示：「鄧肯的作為，是目前拯救公立教育的良方。」 美國兩大教師工會對鄧肯獲提名表達支持，卻也強調聯邦政府必須編列更多經費，拉近學生的成績落差。美國教師聯盟（AFT）主席蘭迪‧魏嘉騰（Randi Weingarten）表示：「即便我們經常在方法上意見不同，但重點是，我們需要一個能與我們合作的教育部長，協助孩子獲得嚴格而多面的教育，鄧肯過去在芝加哥就這麼做。」 給學區更大彈性 在鄧肯的主政下，芝加哥學生的學業成績大幅進步，在他任內，小學生符合伊利諾州測驗標準的比例由38％升至65％，但高中生的成績就沒有那麼好：測驗成績原地踏步，根據關注教改雜誌《Catalyst Chicago》報導，高中生符合伊利諾州測驗標準的比例不到30％，但該雜誌強調，測驗程序的改變，使得年度比較很難進行。 芝加哥公立學校學區關閉、取代或徹底改革了60幾所辦校成績不佳學校，但《Catalyst Chicago》發現，因學校關閉而被轉學的學生中，只有很小的比例落腳在新學校或改革後的學校裡，很多學生是以試讀身分轉到其他學校。 鄧肯根據《不讓任何孩子落後》法案，要求現任教育部長瑪格麗特‧史佩琳（Margaret Spellings）給芝加哥公立學校學區更大的彈性，例如，允許該學區對有學習障礙的學生提供輔導，不借助其他外來團體的幫忙，他的努力也獲得瑪格麗特‧史佩琳的稱讚。喬‧威廉斯表示：「鄧肯擔任教育部長後，教育部將樂於允許各學區有更大的彈性。」 很多教師和學校行政主管表示，在布希總統執政期間，他們不受政府重視。華府研究團體「教育政策中心」（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主任傑克‧詹寧斯（Jack Jennings）表示：「不爽布希的人，也不爽《不讓任何孩子落後》法案，在鄧肯對此法採取行動之前，若他能在就任半年內只是聆聽各方意見，那會是件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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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金融危機重創英國大學捐贈基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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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英國衛報公布的一項調查，全球金融危機使英國各大學的捐贈基金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至少損失了2.5億英鎊（120億台幣）。 衛報調查了羅素大學集團（Russell Group，譯按：於1994年成立，類似美國的長春藤盟校，主要由研究型大學所組成）的20所英國大學，截至2008年7月為止，這些大學公布的損失金額已達 1.9億英鎊。 其中百年老店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損失最大，劍橋大學的捐贈基金規模為9.07億英鎊，牛津大學為6.8億英鎊，劍橋大學的捐贈基金較一年前損失了8千4百萬英鎊，但這是在金融危機真正爆發前所做的統計，所以劍橋大學的損失可能還要更大。 英國各大學的捐贈基金都是長年積累下來的，很大一部分來自校友的捐贈，這些基金通常用來投資，以為學校增加收入；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已分別向外籌資1.25億和1億英鎊，以增加捐贈基金規模。 羅素大學集團執行總監溫迪‧皮亞特（Wendy Piatt）表示，相對於美國各大學而言，英國各大學對捐贈基金的依賴程度較小，經費來源相當多元；但隨著英國經濟進入衰退期、國際競爭加劇和成本升高，英國各大學的財務來源也將受到威脅。 英國大學財務總監協會（BUFDG）主席費爾‧哈丁（Phil Harding）表示，自2008年7月以來，捐贈基金的縮水情況更為嚴重，各個大學非常關注金融危機究竟會對他們帶來多大的衝擊，以及這種衝擊會持續多久。 衛報報導指出，今年英國政府可能減少對大學挹注資金，這對英國大學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教育人士預估，英國大學將出現4％的預算赤字。 曼徹斯特大學校長亞蘭‧吉爾伯特（Alan Gilbert）說，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來自政府的教育撥款必將受到衝擊，高等教育將面臨嚴重擠壓。截至2008年7月為止，該校的捐贈基金損失了1千6百萬英鎊。 英國其他著名大學的捐贈基金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失。例如，2008年前11個月，格拉斯哥大學的捐贈基金損失4,190萬英鎊，減少了近3分之1。2008年前10個月，伯明罕大學損失1 千1百萬英鎊；2008年7月為止，倫敦市立大學損失了1千6百萬英鎊。 報導指出，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和全球經濟不斷惡化，這些大學的損失還將進一步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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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耶誕節不平靜:雅典青年的憤怒火炬 | |
| ■莊雅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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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耶誕節，當許許多多國家在寧謐中歡慶平安夜時，希臘首都雅典仍未從三週前爆發的暴動中平息。 自從12月6日一位少年遭警方槍殺身亡後，暴亂、示威、警民衝突在雅典街頭全面引爆，至今未歇，並且引起超過22個國家的公民聲援行動。而看在許多分析者眼中，雅典青年的憤怒所點亮的不僅是希臘國內數十年來的政經沉痾，更可能預示全球資本主義不均發展下，一波交纏憤怒、抵抗與無奈的「青貧世代」之逐漸成形。 12月6日黃昏，15歲少年格里戈羅普洛斯（Alexandro Grigoropoulos）在與警察口角中遭開槍射殺身亡。當晚，抗議便在全國各地蔓延，示威者以石塊、汽油彈、塗鴉宣洩不滿，燒毀車子、銀行與商店，佔據大學罷課；此後，警察與青少年的對峙日益激烈，國際特赦組織在12月9日出面批評希臘警方執法過當，12月10日工會發起全國罷工，群集於首都「民主廣場」表達對政府不滿。其後，抗爭持續擴散，儘管總理、總統、內政部長都為此道歉，但仍未有進一步政治行動回應少年與工會的批評，直到24日，抗爭仍持續，無人能預料這場騷亂將如何收場。 事實上，少年之死只是一個偶然的火種，在政府長期效能不彰下，深刻的憤怒、絕望早已蓄積等待燎原。 二次大戰結束後，希臘政治便深受冷戰結構的影響，不僅美蘇都覬覦其戰略地位，社會內部也陷入長期的左右對抗，內政更受到美國的深刻干預。1967年至1974年，希臘經歷7年由美國主導的軍政府統治，直到1974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才迫其垮台，創立議會民主體制。 然而，貪腐、政治不透明、警察濫權始終籠罩內政，而儘管加入歐盟後GDP經濟成長加快，總體財富的增加卻未轉化為平均國民生活品質的提升，希臘的年輕人失業率超過25％，殘破的社會安全網與蓬勃的地下經濟，迫使許多人兼兩、三份工作餬口，而雅典的生活花費卻高達紐約的90％，英國國家廣播電台報導於是以「歐洲的物價和非洲的工資水平」形容希臘年輕人的生活處境。也因此，希臘學者史普達拉奇（Mikalis Spourdalaki）將此騷亂形容為「一場對抗社會不平等的戰役」。 然而，希臘青年絕非唯一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中感到絕望的族群。從2005年底法國郊區少年的暴動、2006年春天同樣發生在法國的「反《首次僱用契約》運動」，到這次希臘青年的抗爭，三波抗爭容或有不同的形式與動員對象，卻分享著同樣的情緒：年輕學生與勞動者對國家無能阻止日益擴張的貧窮、不平等的深刻憤怒。 仔細比較這三場抗爭，希臘抗議的抗爭主角和動員網絡較接近「反《首次僱用契約》運動」，都是由家境較優的中產階級學生主導發起、工會支持聲援，讓青年貧窮問題獲得重視；然而，希臘抗爭的行動內涵卻更接近2005年的法國北非少年抗爭：同樣由警察「誤殺」事件引爆，同樣以極其醒目怵人的暴力形式呈現抗議，並且同樣地缺乏中心領導組織與明確訴求，媒體所能夠捕捉的唯有一團團被燒毀的汽車、滿目瘡痍的碎玻璃，無可忽視的憤怒下，是對整體政經制度的徹底絕望。 許多分析者注意到：雅典暴動之所以不同於法國少年叛亂，在於後者還包括了對種族歧視的抗議，而比較這三波抗爭的異同，逐漸清晰的訊息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在不同國家政經脈絡下會排擠不同身分、階級、種族稟賦的對象，但，工作條件的降低、生存成本的提高，與尊嚴工作的萎縮，是全球青年都要嚴陣以待的壓迫。換句話說，走過經濟起飛的豐饒年代，當代青年正一步步目睹體制耗竭後的浩劫。 相較於歐洲社會深厚的抗爭傳統，台灣青年雖然不習慣集體抗爭，卻未必有更多方法逃脫於生存的焦慮。邁入新年，我們是否有樂觀的權利？在巴黎和雅典後，下一場火會在何處點燃，儘管無從預知，但在裁員、降薪、減稅的呼聲中走入新年，團結要求政府捍衛尊嚴生活、保障教育與工作權以抗拒市場力量，是青年勞動者唯一的出路。 （九五聯盟執行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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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長期徵稿啟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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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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