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大安區立法委員補選原本又是藍綠內鬥爭提名、外鬥分地盤的老戲碼，不料在黃慶林無厘頭的爭取陳敏薰之後，羅文嘉更具體的提出「開放民進黨」路線，也就是民進黨不提名，轉而無條件支持社會運動議題的候選人。其實民進黨失去政權後，「重返黨外」的口號就不絕於耳，四大天王異口同聲的宣稱要結合所有反國民黨的社會力量，讓民進黨重新邁向執政之路。

將「黨外」視為所有反國民黨勢力的大團結尚無可厚非，但何以是民進黨收割黨外運動的成果，藉此取得政權而排除其他力量，逐漸純化為「本土」（僅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相對於國民黨而言）的資產階級政黨，則是「黨外」需要檢討反省，而非直接繼承的部份。這也是羅文嘉「二次黨外」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畢竟民進黨執政8年，出賣、悖離社會運動的例子不勝枚舉，如今淪落在野才又回頭拉攏社會運動。因此，對社會運動而言，「二次黨外」若真的讓民進黨重新邁向執政之路，無疑是重蹈覆轍。除非，這個「民進黨」徹底改造了其階級屬性。

換言之，「開放民進黨」不應該只是無條件的支持特定社會議題的候選人，因為民進黨並未因此開放或改變，仍然原封不動的坐享社會運動的光環，而這也是目前民進黨在大安區立委選戰中唯一可以贏的。但是民進黨自己不重拾環保、性別平等和勞工運動等進步價值自我改造，僅支持一席標榜「社會運動」的立法委員作樣版，而其他民進黨籍立委卻依然故我，那麼「開放民進黨」不只名不符實，更顯得投機取巧。

然而，將社會運動、社會議題與政黨政治或政治議題截然二分的論調，在台灣既久也廣，且兩者漸行漸遠──社會運動自謂與政黨無涉、社會議題避談政治，以「官民對立」的想像，把社會運動和社會議題去政治化，彷彿真的有與政治無關的「社會」存在。這是「開放民進黨」論述得以便宜行事的溫床，也是台灣的社會運動者必須面對的關鍵問題，而非僅在會不會被民進黨收編或收割的問題上爭論。

總而言之，要是走「開放民進黨」路線的「二次黨外」仍把民進黨執政視為理所當然，沒有自我檢討與改造，那麼就不值得有所期待了。

日前美國貿易代表署宣布將台灣自特別301觀察名單中除名，此事被許多國內媒體視為喜訊，部分官員更表示「得獲除名」將提高國際形象，並有利於與美國簽署雙邊投資協定（BIA）、自由貿易協定（FTA）等各種貿易協定。

然而首先必須質疑的是，台灣的「國際形象」究竟以誰的意見為標準？若非只需服從美國政府的評價、毋須其它國家認可，何以我國政府只忙於維護美國政府眼中的「肥美市場」形象、卻對台灣人在東南亞移民勞工與移民配偶眼中的「人權地獄」形象視若無睹？

再者，所謂的「有利於與美國簽署貿易協定」同樣難使吾人感到欣喜。因為在經濟部官員提到的內容中，每種協定的實質效果，終究不脫「降低國外產品或外資進入台灣的成本」。這雖對跨國資本而言具有提高產品的價格競爭力之效，但一般人民卻未必能因此得利——2005年法、荷兩國人民之所以用公民投票否決歐憲，其因便在於憂心歐洲一體化後，資本竄流更無限制，將對失業率等問題帶來進一步衝擊。

更何況，美方將台灣自301觀察名單除名，乃源於政府對著作權法的「嚴格執行」。但真正受現行法令保護者，既非消費者亦非創作者，而是大多以商業資本為原形的「著作權人」。這套法令換來的「正面肯定」究竟有何可喜之處？

經過十年努力，台灣終於再次自美國301條款觀察名單中除名。此事固然有令國人高興之處，但國內媒體普遍將此事視為純粹的喜事，卻非合宜之態度。

所謂的「301觀察名單」其實是美國貿易代表署每年的例行工作——列出認為「未能對美國智財權提供足夠保護措施」的國家，並向國會提交「各國貿易障礙報告」，並視情況決定是否對這些國家施以貿易報復。因此，台灣今年雖獲除名，但並不代表獲得美方的永久認可，只要未來國內執法情形不盡理想，甚或美方片面提高檢視標準，皆有可能使台灣第三度列名其中。

再者，由於名列301觀察名單，造成台灣的智財權相關法令在制訂與執行上皆有很大成分是為配合美方要求而行。筆者雖贊成保護著作權人，但若因他國施以經濟、政治等各式壓力而特別制訂能符合該國要求的法令、甚至按其要求執法，未免形同將立法、司法兩權讓渡。台美關係雖有特殊成分，但往後若歐盟、日本甚至中國引此為例，挾政經利益要求制訂保護其利益的法令，豈非有失國格？

因此，國際形象與經貿外交關係固然重要，但若單純為此而立法，恐怕亦有成為喪權辱國惡例的風險。

梵谷說：「我有一種強烈需求……但是……或者……我該說些什麼呢？於是我在夜裡走出室外，把星星畫下來。」如果小時候我「革命」成功而能學習一點音樂，或許人生能減少許多憂鬱。

10年前第一次聽到菲利普葛拉斯（Philip Glass）的音樂時，我跟學姐說：「這是我心裏的聲音。」這聲音彷彿一種影像，不悲不喜，無形無狀，卻隱約帶著一種焦慮，事關所有人的生生滅滅。我找不到它的相關命題而深感挫折，但葛拉斯的音樂卻以一種「什麼也沒說」的奇妙方式幫我「說」了出來。他相信，音樂是關於聆聽，如果你能聽得仔細，便能聽見那早已存在宛如藏於地下的幽靜長河。

或許Gaston Bachelard說得對：「一個人只能研究他心裏最初的夢想。」很多人問我為何研究維根斯坦，我總說這非但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或許我們都生了同樣的失語病，說不出內心渴望，卻被熱情所淹沒，當音符難以排列，便用數學寫起詩來，把一種純屬個人的痛苦放到一堆乾燥的符號裏頭：無言的邏輯，沉默的數學式子，無聲之音，無形之狀。當詞語不再破碎，於是一物才成為一物，彷彿十年寒窗只是為了能好好寫下一個字。

唯有同病才能相憐，於是我總害怕與人講話，因為每當我以命相許，你們總以為我在開玩笑，可當我胡扯時，你們卻正經八百當它一回事。「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那樣的人。」「沒有沒有沒有，我從來沒有那樣的想法。」這大概是我與人溝通的唯一句型。障礙不是來自言語蒼白，而是來自聽覺與嗅覺，我們聽到不一樣的聲音，追尋不一樣的氣味。梭羅說：「如果有個人沒有與同伴齊步併進，那是因為他聽到不一樣的鼓聲。」

達文西說他生平最大遺憾就是不會飛。Emir Kusturica也曾這麼說：「我一生只有一個敵人，那就是自然主義（naturalism）。」換句話說，他受不了地心引力，所以乾脆讓片中人物凌空飛起。我不會飛，倒也害怕跟地球人講話，卻又渴望有人聽我說故事。常幻想這樣一個場景：大海之濱一個幽暗的夜，在浪濤聲中，有個不是那麼腳踏實地甚至活得有點不耐煩的人聽我說故事。

聽說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也喜歡說故事，每次看完電影就轉述給他姐姐聽，可當姐姐自己跑去看時，總發現電影內容與弟弟所述不同。我也常講故事，每當我感到一種來自地心引力的痛苦，我就講普契尼的歌劇《Tosca》給自己聽，講了千萬遍。故事雖然都是同一個，但每次講的內容卻都不太一樣；每講到處決前夕「今夜星光燦爛」那一段，我總感覺自己彷彿真的飛離了地面。（醫師）

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已多有徵兆，如近日媒體報導澳洲的大堡礁，珊瑚生態逐漸衰落，北極冰洋的冰層面積漸漸縮小等。另一方面，伴隨著其經濟的高速成長，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大國，也是能源、資源的消耗大國；其他新興國家也競相加入經濟競技場，爭奪有限的資源。近日，全球的經濟崩跌，股價下跌，各國經濟成長下滑、市場需求緊縮，但原油價格的起落，由去年6、7月漲到每桶140美元，近期又跌回約70美元（甚至40多美元)。原物料價格也大都下降，如較之去年，汽油降59％、鎳降55％、鋁降36％、銅降53％、銀降24％等。以上這些現象，就環境觀點來思考，啟示了甚麼？

環境保護的一個重要原則或作法，就是把環境成本內部化，把環境資源或使用環境的代價加到產品價格上去，或採取經濟手段運作環境資源，例如徵收碳稅、建立碳交易市場。全球的資源越用剩越少、污染物（含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越來越多、全球環境問題越發明顯及趨於嚴重，但由第一段所陳述，目前世界運作中的經濟制度或各國的政策，好像沒有如此的運作。經濟系統自在的運作，似與環境問題脫鉤、彼此沒牽扯。在所謂「21世紀議程」，環境問題似要被排入議程，但看起來還是排不上議程的。美國迄今未簽署《京都議定書》，尚未上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的想法呢？

在國內，馬政府拯救目前經濟的一些作法，如擴大需求、鼓勵消費；雖說要控制溫室氣體，所定減量目標卻是2015年或更晚（於馬政府下台之後），甚至一直期待到國外去種樹、減量。以含混的說法，繼續興建核電廠、計畫使用及依賴核能，繼續興建火力電廠、繼續讓用電量成長下去。據1月11日報導台北縣政府的「不用免洗筷」作法之堅持破功；對製造污染的工廠（如大發工業區排毒氣事件之禍源）不敢予以停工。以上的作法，顯示環保是向經濟建設及開發計畫投降的，環境問題的重要性較之經濟是較次要，或是說，「誰理你」！

目前環境問題在經濟系統上的運作，只是被當作一套「謀利的工具」。若說如美國「卡崔娜」颶風災害，所導致的後果只是對一些保險業者的起、落，對未來將臨的「生態災難」，經濟系統會如何回應？設以目前美國對此次經濟萎縮的回應是1兆美元的話，其回應的幅度會是1兆或1百兆？而美國、我國與其他國家為救經濟所投入的龐大金額，又會排擠多少本來應該用來立即回應環境與社會問題的經費？又將引發多少環境生態與人道的災難？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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