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券發行首日，就有9成以上的民眾領取，並且帶來狂熱的消費潮。民意調查，也有極高度的認同率。兩大政黨與主流媒體也多半叫好。表面看來，推出消費券政策似乎十分成功；樂觀者甚至期待藉著消費潮的興起來活絡整個經濟，終於克服金融海嘯對台灣帶來的經濟危機。
消費券誠然可以帶動終端的消費者。特別有相當數目的民眾急需購買民生必用品或是準備過年所需而苦於沒錢，消費券的發放正像及時雨。再加上人們普遍認為，消費券有如額外橫財，而且又不能用來儲蓄，只有在有限期間內才有效。因此，民眾迅速將之用於消費。就直接效應，特別考慮到在經濟蕭條下，商家實在需要購物人潮。因此，消費券的立即成效是顯然的。
但是，消費券真能達到擴大內需，終而解決台灣目前的經濟困境，有如1930年代美國羅斯福新政所產生的效果？我們以為這個期待未免太高了。
首先，1930年代的美國，對外貿易的總額佔美國的GDP比重很低。然而，今日台灣進出口總額超過台灣的GDP，亦即台灣的生產總額有一半以上經由對外貿易而創造出來的。當年美國只要拉高內需，就能夠增加社會總體的有效需求。可是，由於台灣已經是出口導向的經濟體，高度依賴對外貿易。內需即使完全恢復金融海嘯之前的水平，依然不足以填補外需的缺口，除非台灣的消費水平遠超過金融海嘯以前的水平。何況，消費券的發行到底可以拉高多少內需還有待觀察。
其次，這些消費券是發給終端消費者。但是商品的需求有很大的比例來自原料，半成品與機器設備。除非這些終端商品都來自國內生產、來自國內的原料等等，否則終端消費品的出售庫存未必能夠成比例地誘導國內原料、半成品與機器設備的需求，從而無法達到需求帶動生產的良性循環。
從以上兩方面的分析，我們都不能因消費券目前的成功而沖昏了頭。這並不是說，發行消費券毫無作用，更不是否定執政者的良苦用心。
我們還要指出，發行消費券也不是沒有負效果。刺激消費本來就不是解決經濟危機的根本辦法，只能緩和經濟危機的嚴重性。而且，這種緩和，也是把今日的部分危機推延到未來，這還未談到債留子孫的問題。1930年代採用的刺激消費的措施，其後果到了1970年代後期便顯現出來，可為明證。台灣今日的刺激消費做法，只能說是萬不得已的救急辦法，千萬不能誤以為這就是解決今日經濟危機的主要措施。

1月16日大寮鄉抗爭者北上總統府抗爭的前夕，環保署和行政院院會突然在15日搬出簽署「環境保護協定」這個動作，作為抗議訴求的回應。報載劉院長召集經濟部及環保署等相關單位，要求各級政府協助當地民眾與工業區廠商簽訂「環境保護協定」，進行污染防治及敦親睦鄰工作，依據公害糾紛處理法，建立空污事件賠償機制。妙哉！對久視而不見的工業污染突然那麼有遠見？
一個仿傚日本並已推行十多年的公害預防與環境協議制度，環保署幾年前分析都承認台灣迄今仍難有成，居民抗爭前夕卻變成除害良方。先不論相關政府部門動機為何，一個公權力都無力約束廠商簽署的協議制度，地方居民如何跨過技術與知識門跨，達到充分對話的兩方平衡？官員們真以為事情就是兩造坐下，帳本打開，談談後簽下一紙合約就是環境保護協定？更不用說根本矛盾盤根錯節：害怕趕走工廠就是威脅當地經濟這類結構矛盾下的邏輯思考壟罩，弱勢地區如何進行全盤考量？
深入研究過社會協議制度的人都清楚，這類遊戲規則要落實，前提是雙方或三方的涉入者要有相對對話能力，更要有穩固清楚的組織。本事件裏這些條件都還未具備，怪不得居民抗爭脈絡看來還比官員們的假邏輯有理多了！

行動遲緩的政府造就了今年第一個明星社區──高雄縣大寮鄉。該鄉潮寮地區毒氣污染事件迄今，污染源仍然眾說紛紜，賠償金額仍然不知在何方！大寮居民在地方首長帶領下，動員大約1千6百名鄉民北上到總統府抗議，要求總統馬英九到潮寮地區long stay、行政院長道歉、環保署長下台，隔兩天居民進而包圍大發工業區，揚言將持續抗議，甚至強制關閉污水處理廠。
衝突未被化解反而繼續升高，出面喊話的官員卻持續技術性犯規，不針對居民訴求回應難處在哪裡（好比署長下台為什麼不可能），卻大談原有公害糾紛制度都有規範可解決。還侈言，「透過簽訂環保協定的簽訂，都可以達到這樣的目的。」廢話！如果原有規範都有效，為什麼大寮居民會已經忍受了十幾年低品質空氣？
更可悲的是這個制度並非首見，過去本是政府自己攬下與業者簽訂環境保護協定的責任，但多年來苦無成效，政府要拿舊貨來推，也該承認遲遲無法推廣的經驗，至少是重新出發的開頭。所以當地民眾看穿所有環境監督的虛偽性：「官員不認真做事，阮不自力救濟，怎麼辦？」
院長、署長們，要不要我們也來簽一紙協定，看看我們空有文件，可不可以讓你們在限期內不再用言不及義污染我們的智商？

這裡的「連續」，不是從美國國務卿任期上看，也不是從美國總統單任任期上看，而是從美國總統「個人任期」（包括8年屬於一個人）來看，即柯林頓的歐布萊特、小布希的萊斯、歐巴馬的希拉蕊，三位女國務卿。而歐布萊特是柯林頓的第二任國務卿，若把小布希第一任國務卿鮑威爾被副總統錢尼架空成為「虛位」而言，則仍可算國務卿本身任期也是「連續」三位女性。
今天美國新總統歐巴馬就職，特別以他的國務卿作話題，在「連續三女性」之前，先要談全球唯一特例的美國國務卿制度。二戰以來，全球籠罩在「美國式的和平」、美援經濟開發、好萊塢聲色催眠與各種美國神話的泛美國式當代文明解釋潮之下，很少人注意到：美國立國的根本，與全球各民族大異其趣：在清教徒倫理為內涵的前提之下，外交事務佔了極重大的分量。其背景原因是當初脫英獨立，受法國大力援助，以及建國之後領土不斷擴張、不斷介入拉丁美洲動亂。所以美國異於全球各國，不設外交部，而以總統之下最高行政首長國務卿兼掌外交事務。此外，美國參議員在其政府中有外交權，也異於全球各國。
美國以外交為國本，以及掌外交事務者為最高行政首長，可以由美國外交靈魂的門羅主義看出來──1823年門羅總統發表的這篇宣言，其實是國務卿昆西‧亞當斯堅持擬定的政策，他因此成為門羅的下一任總統。在此之前，還有開國元勳傑弗遜，以華盛頓的國務卿而當上第三任總統。這些例子是1860年代南北戰爭之前的事，內戰之後「大美國」逐漸成型、成熟，並且進軍國際霸權，國務卿逐漸技術官僚化，即使有二戰後的天才國務卿馬歇爾、季辛吉，也難以形成總統級的聲望。
季辛吉之後，不再出現強勢國務卿。原因之一，是柯林頓「不敢」用波蘭裔強烈反俄的布里辛斯基，來處理後冷戰爭取葉爾欽的親西方路線，而用了布氏的學生歐布萊特，成為美國史上首位女國務卿。歐氏為捷克裔，同樣憎俄，但不如乃師激烈，所以處理削弱俄影響力的波黑「內戰」尚差強人意。於是啟發了小布希，在棄用不易駕馭的首任國務卿鮑威爾之後，次任時用聽話的非裔女性萊斯，執行美國衰勢中的「強硬外交」。
現在歐巴馬的國務卿希拉蕊，在上任之前就先以「準總統」的聲望成勢國務卿，實際外交能力則有待觀察。希拉蕊有野心成為第二個昆西‧亞當斯，而歐巴馬的如意算盤，不過是把早先的敵手「拉在身邊」，並利用其曾為8年第一夫人的「外交經驗」。兩人共同的第一份考卷，是以色列剛剛對哈瑪斯停火。

自消費券發放的短短兩天以來，民眾踴躍消費的風潮非常浩大。
據報導，這幾天各大百貨公司與大賣場的業績，平均增長了3成左右。而這僅是第一波的領取與消費行為而已，第二波的消費風潮，除了尚未領取或較遲消費者之外，更大宗的消費來源的將是目前收受消費券的出售商品或服務的商家與勞力服務者。
這些商家既是可領取消費券的民眾身分，也同時是出售商品、勞務後收取大量消費券的集中者。也就是說，商家手中的消費券數額將遠大於只領取政府發放消費券的一般民眾；可想而知，這會有效地刺激他們的更大量的消費行為。
第一波消費券消費所帶來的好業績，就會幫助商家們出清商品庫存、加速投資回收與資金周轉，例如，經銷商會進更多的商品，而生產廠商就會擴大生產更多商品來提供，而從而雇用更多人力、購買更多生產設備等等。而且，第二波的消費券消費，應會更擴大這消費效益。
毫無疑問的，這顯然是一個不斷擴大經濟效益的良性循環，即主流經濟學所津津樂道的乘數效應：最初的3千6百元消費會啟動一連串的消費、生產與資金周轉，從而在總體經濟體制內的流通過程中，這3千6百元會實際創造了幾倍數的經濟效應。
若是如此，那麼消費券這政策能夠扭轉台灣當前險惡的經濟局勢嗎？或在多大程度上，這政策有其正面效應？答案是，這只是杯水車薪的微小效應，難以撼動大局。一些基本數據就可證明筆者的論點。
首先，政府共發出2,319萬份消費券，總金額達857億元；然而，這850多億的資金不是政府稅收過多的退稅，而是政府在目前4.6兆之龐大財政赤字的現實下（占全年全國生產毛額之35％，即全年生產總額有3分之1要去還債），進一步地以特別預算之全數舉債之方式來提供這些消費券的。
換言之，這是我們全台灣以預支未來資源來消費的。但如今，在全台民眾每人平均背負著20萬元的政府赤字時，又再擴充舉債來消費，而未來是否能推動經濟成長還未可知，則這次消費券的發放，豈不是雪上加霜，債上加債嗎？
其次，這次消費券總金額的857億元，僅是台灣一年13.3兆元經濟規模中的0.64％而已！即使以最樂觀的乘數效應來估算5倍效應，也不過是台灣生產總額的3％左右。這麼微小的經濟成果，不是杯水車薪又是什麼呢？
消費券的發放，只是讓台灣眾多民眾在這艱難的現實裡，有個心理安慰、微小的物質補償來過個春節吧！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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