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主義」前面加上「經濟」一詞，是為了與過去的「貿易保護主義」區別。在全球大部分進步國家都已加入世貿組織WTO、受其條文約束的今天，以關稅為壁壘與政府過度貼補出口產品的「舊」保護主義，基本上已可算是過去式。但最近半年全球金融災難與經濟衰退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工業國，在國內的紓困與振興方案，是否有貼補之嫌，已有些微爭議。而美國新總統歐巴馬就任之後的8千多億美元振興方案，被眾院附加「須買美國貨」條款，就被視為是新型的保護主義，而以其不涉關稅、亦非貼補，於是冠上「經濟」一詞。

去（2008）年冬的兩個重大的國際經濟會議：11月華盛頓的G20高峰會、12月祕魯首都的亞太經合會APEC，都振振有詞的共識不可進行保護主義；然而事隔僅兩個多月，兩會的龍頭美國，就在國內進行了變相的「經濟保護主義」。不僅如此，美國政界已有聲音提出：即將實行的擴大解決失業問題方案，也應附加「限美國公民」才受到照顧；這種保護心理趨勢，冠以「經濟」一詞尚嫌不足，美國媒體已出現了「民族經濟主義」的說法。

西諺「恐慌心理勝於所恐事物本身」，足以形容部分美國菁英階層的這兩種保護心理的扭曲。他們也十分健忘，不過是4個月前，以雷曼兄弟投資銀行倒閉為首，美國金融界對全球金融的可怕傷害。現在歐巴馬新政府的振興與就業方案，其財政來源的重要部分，是向中國為主的國際舉債，竟然同時進行「國家」、「民族」式的經濟保護主義，其義涵自相矛盾的可笑之餘，經貿現實上並不具重要作用意義。

美國國內一般民生消費市場，「美國貨」所佔比重已十分低，「須買美國貨」可能造成供應不足。至於工業半製成品、電子產品、建材之類，若「須買美國貨」，結果只會提高美國工業與建築業的成本而再拉高價格，不但無助、反而有損其國內經濟。這些美國國內市場，被以中國為首的第三世界產品攻城略地或席捲的根本原因，是這些落後國家的工資遠低於美國，而產品價格低。同樣的原因，美國服務業（金融業）也有被第三世界低薪資白領階級「侵蝕」的情況，若「限美國公民」，也同樣會提高服務業成本。

而中國之所以可以累積兩兆美元外匯存底，並成為美國最大債權國，其根本原因，也是中國低工資所生產的廉價民生必須品與初級工業產品、半製成品，席捲美國國內市場，貿易順差十幾年累積的結果。中國在最近4個月內追趕超越日本，成為美國最大債權國，並且在這方面迅速拉大與日本的數字差距，在國際金融權力改組的表層意義之外，是國際貿易結構上，第三世界對於工業國家關係臨界點的突破。

在此之前，日本長年獨霸對美貿易順差與債權的第一位，是工業國家「內部」的結構關係，現在被中國超越取代，是第三世界與工業國家「之間」的結構關係。突破轉變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工資的「西方化」，與第三世界低工資生產力的解放。

這個全球工資結構，再對照之於工業七國G7內，都有大量合法與非法的外勞，長期滯留在生產體系中的詭譎現象，就可以發現：全球金融災難與經濟衰退，也只是一時的表象。這些困局度過之後，工業國家的新型經濟保護主義，將難以招架下一波更大規模的，第三世界低工資生產力的大解放。

面對失業風潮，政府當然有無可推卸的責任來救助失業勞工。但這次台灣失業風潮絕非一般性質景氣循環下的階段性經濟衰退現象，而是全球結構性市場經濟崩潰下的結果。

長遠來說，即使這次全球經濟體的政府當局已盡全力去止血、挹注大筆資金來使銀行國有化，但這最多只是延緩經濟局勢的繼續惡化，卻毫無在結構上使整體經濟環境擺脫低迷而走上復甦的道路上。

所以，若體認到這點，政府的角色就絕不是一時的消防隊來滅火，或刺激一下消費需求而已。政府要擔負的責任，乃是徹底的與失業民眾站在一起，盡全力提供的公共資源，接受目前跑路或虧損連連的私人企業，再轉交給企業員工們自主經營。這才是真正面對當前經濟局勢的政府拯救經濟的最好方式。

一來，這是以社會資源來整合、接收私人資本的爛攤子，讓這些為了私人利益而運作的經濟資源轉化為公共所需。二來，這公共事業並非由政府官僚來主導，而是由目前失業的民眾，學習透過草根民主、自主經營方式來為自己，也為整體社會打開新的局面。

這才是化危機為轉機的良策。

在失業率不斷飆漲現實下，政府除了要提出緊急手段，推出各項擴大公共投資的方案外，其實最有效益的解決方式，應是鼓勵、輔助擁有專業或半專業技術與經驗的民眾自立自強，即輔導他們就地創業，以自己過去的工作經驗與人脈關係，以家庭式或社區化的方式，開始踏出第一步的小規模創業發展。

這有許多好處，兼具最大經濟效益化、社會自主性發展與避免國家機器不必要的介入或壓制人民自主經營。

首先，政府的公共投資其實只能治標而完全不能治本。雖然處於當前緊急狀態時，市場機能一時失靈的時刻裡，政府不能不出面來挹注資金，不能不提供就業機會來穩住市場信心，但這絕非是常態。市場信心一旦恢復，市場機能才是真正解決當前的失業風潮。

其次，過去歷史早已證明，凡是大有為政府強力介入市場，無不扭曲社會資源的最佳分配效益，長久下來，本來是美意的德政，幾乎都是最糟糕的下場。我們絕不應飲鴆止渴。

其三，鼓勵失業民眾自力更生，自尋出路，其實正是讓這些一時失業的民眾更能發揮他們潛能，創造出社會更大的經濟機會。

自利而利人，何樂不為。

今年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WEF）缺少女性代表，有的話，多半是男性代表的妻子，她們在這各度假勝地享受滑雪樂趣，而她們的伴侶則齊聚一堂討論如何拯救世界經濟，不然就是穿空姐樣式藍色制服的女服務生，協助代表找座位。

有重量級的女性代表與會嗎？確實有幾個，包括德國總理梅克爾、美國總統歐巴馬的資深顧問瓦萊麗‧賈瑞特（Valerie Jarrett）。瀏覽受邀者手冊，會發現在20個男性後才出現第一位女性，恰好是印度穆斯林領袖阿迦‧汗四世的夫人伊娜拉（Princess Inaara），在精簡版的170位企業領袖名單中，只有5位女性。誠如一位代表所言：「男性穿著剪裁合適的西裝來到達沃斯。」

女性代表未出席這場重量級男性聚集的會議，這個問題真的很重要嗎？畢竟，多數女性寧願出席其他場合。但事實上這個問題確實很重要。

本屆世界經濟論壇的主題是「重建危機後的世界」，要達成這個目標卻排除一半的人口與會，這種自大不僅令人震驚，也顯示在達沃斯與會的男性菁英仍陷於自得和自滿中。他們已經毀掉了世界經濟，卻對自己可能不是重建世界經濟的最好人選不以為意。忽略女性可能的貢獻確實非常荒謬，但現在有必要說明以男性主導的掠奪式資本主義，如何造成這場經濟動盪。

當然不僅是在達沃斯，世人都疏忽這場金融危機對女性和兒童所造成的毀性影響，也忽略女性在經濟政策上的貢獻可能有助於經濟復甦的方式。女性自覺可以幫助卻備受孤立，隨著金融危機擴大，媒體成日播放男性的觀點，若能聽到女性聲音，就會引人注目。搞亂金融體系的清一色是男性，就算是女性，如英國銀行員工協會會長安吉拉‧奈特（Angela Knight），也出面為男性同僚緩頰。

持平而言，達沃斯會議的主辦單位至少已經坦承，應更關注女性議題。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克勞斯‧施瓦伯（Klaus Schwab）表示，讓更多女性擔任企業或政府領袖非常重要，她們可協助二者解決金融危機和避免災情擴大。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發佈報告指出，提升女性地位有助於經濟成長，世界銀行集團經理恩高濟‧歐康卓－伊威拉（Ngozi Okonjo-Iweala）提醒與會人士，注意開發中國家女性的悲慘處境，在經濟衰退中，這些女性特別容易受到打擊。

但到目前為止，達沃斯的與會人士只是嘴巴說說，女性議題反而沒有比男性代表惹出的話題受到更多注意。土耳其總理在一場座談會上抨擊以色列攻擊加薩走廊，掩蓋住恩高濟‧歐康卓－伊威拉的呼籲。

當然，達沃斯只是反應了外在世界：這場會議缺乏位高權重的女性與會，並非刻意的性別歧視，但重量及女性代表沒有幾個，卻也是不爭的事實。荒謬的是，世界經濟論壇已連續幾年公佈世界性別差異（Global Gender Gap）報告，卻讓這個差異繼續存在於這場年度大拜拜中。多年來不斷遊說世界經濟論壇增加更多女性代表的英國樂施會（Oxfam）會長芭芭拉‧史塔金（Barbara Stocking）等女性領袖認為，世界經濟論壇定義的領袖過於狹窄，應加以擴大好容納非洲的社區女性領袖。

芭芭拉‧史塔金說的很對。重新思考誰有資格參與達沃斯會議已稍嫌太晚，但這場會議的代表名單存有偏見，所提出的觀點狹隘，根本無法處理世界所面臨的真正問題。世界金融機構需要更多女性任職，國際清算銀行（BII）沒有女性主管，國際貨幣基金（IMF）只有一位女性主管，世界銀行在10名主管中，只有2名是女性，實在是件丟臉的事情。

女性應在重建破碎的世界金融體系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不僅是公平與平等的問題，也有務實的理由：若不利用女性的經濟潛能，要修復世界金融體系將難上加難。

女性是促進世界經濟成長的最大動力，這個觀點不是激進女性主義者提出的，而是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該雜誌說，過去幾十年女性對世界經濟成長的貢獻大於新科技，或印度和中國等新興市場，但令人訝異的是，媒體始終報導新科技和新興市場的貢獻，卻老是忽略女性的潛能。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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