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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02-16》 |
| 本期內容 | |
| ◎當石頭也開花了－－紀念保羅‧策蘭 | |
| 當石頭也開花了－－紀念保羅‧策蘭 | |
| 著■沃夫岡‧埃梅里希Wolfgang Emmerich 譯■梁晶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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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蘭（Paul Celan）是二戰後最重要的德語詩人，是見證奧許維茲大屠殺歷史的代表性詩人，也是最具獨特個人語言的現代詩人。 詩人貝嶺認為：「策蘭是20世紀最深的詩人，也是20世紀最傷的詩人。」 《策蘭傳》是中文世界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策蘭傳記，並和世紀之作《策蘭詩選》（將在年內出版）一起， 為幾乎對策蘭一無所知的中文世界展示了較為完整的策蘭。 4月是策蘭逝世月，在德國歌德學院的支持下，以台北為起點， 相繼在香港、北京、巴黎、法蘭克福、紐約、波士頓等地舉辦「策蘭之夜」，為自沉而亡的策蘭守靈。 「……以紀念他的資訊碼」（註1） 時間與空間——屬於詩的與屬於詩人的 今天，保羅‧策蘭已被視為1945年以來最重要的德語詩人，他的〈死亡賦格〉是一首──也許可以說，是唯一的一首──世紀之詩，有時，甚至有人將它和畢卡索（Pablo Picasso，1881－1973）的劃時代鉅作「格爾尼卡」（Guernica）相提並論。1988年，當人們在聯邦德國議院悼念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悼念那場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時，猶太女演員、導演伊達‧埃雷（Ida Ehre）就朗誦了這首詩。 時間與空間——屬於詩的與屬於詩人的 許多優秀的文集版本都希望為大眾真實展現策蘭的全部作品，1997年後，讀者還能看到一套收入詩人大量遺作的作品集。各種解讀策蘭的研究文字數目可觀，不容小覷。1978年開始出版的《策蘭年鑒》則完全將這位作家的作品作為中心主題。策蘭的一些書信被集結成書，大批有關他的回憶性文字也被整理出版，它們敘事準確、情感至誠，讓讀者和研究者在閱讀時具備了多種瞭解和深化的可能。 同時，這位作家的許多詩作卻又是如此令人迷惑，讓人覺得難以參悟，甚或完全無法理解，於是常有人感嘆地將此歸因於策蘭不詳之生平。從某種程度上說，保羅‧策蘭是一個隱秘的人——借用他自己的表述方式，他不是一個「內心生活公有化的朋友」。策蘭在同一次交談中如是說道： 我處在與我的讀者相異的時空層面上；他們只能遠遠地解讀我，他們無法將我把握，他們握住的只是我們之間的柵欄。 在任何時代、任何語言的寫作者中，再也無法找出第二個人能像策蘭一樣，讓曾經的經歷和筆下的文字如此緊密地融為一體；另一方面，這些他個人生命曾有的經歷，又絕不只單屬其個體。策蘭個人的生平歷史和詩作中充滿的，是20世紀創傷的歷史，這段恐怖歷史在對歐洲猶太人的集體屠殺中達到高峰；對這段歷史視而不見的人，無力、也無權閱讀他的文字。 對此，在策蘭接受格奧爾格‧畢希納文學獎（註2）之演講辭──他最重要的非詩體文字──之中已有闡明。名為〈子午線〉（Der Meridian）的這篇講演辭，完全可被視為策蘭有關時代詩歌寫作的詩學表述，「時代性」是討論的重點所在。然而在當時，1960年10月22日的達姆施塔特（Darmstadt），策蘭作此講演時，聽眾絲毫無法意識到策蘭自覺擔當「書寫時代詩歌」的使命感有多麼強烈，他們也沒有意識到詩人的講話是怎樣地激進而滿懷信仰；他們的歷史知識面太狹窄，他們的思想準備太欠缺，他們的時代意識還未形成，而在那時的時代意識中當然也有一些可怖的東西。我們也許可以說，策蘭當時也曾這樣表述道： 每首詩都應將它的「1月20日」載入其間，我們在此以最明確的方式嘗試著時刻不忘這些資訊碼——也許今日之詩的新特點便在於此？然而，我們每個人不都是從這些資訊碼出發進行寫作交流？我們要將我們自己歸於哪些資訊碼？（III，196） 講演辭〈子午線〉多次言及獨特的個人資訊碼和集體資訊碼（即：在當代歷史和現實中的經歷），在真正「今日之詩」上所打下的烙印。按照他在另一處的說法： ……也許，只有在那些未忘卻自己言說於自身此在的傾角、只有在言說於造物傾角的詩歌中，才能找到詩的這種「仍舊－還」（Immer-noch）。（III，197） 而在這段文字前幾行，慎思後的策蘭特別強調說明他的創作重音何在： 它既不可能是歷史的沉音符，又不可能是永恆的……長音符：我將它設為──別無選擇地將它設為──尖音符。（III，190） 1960年的〈子午線〉演講中，策蘭的整個話題都圍繞著當今文學創作的時空定位。對於所有那些寫於大屠殺之後、不願脫離時代、不願喪失責任感的文學而言，「1942年1月20日」這個以隱晦形式出現在文中的資訊碼，可被視為一種信號。與其他在大屠殺中因幸運或意外得以倖存、離散於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一樣，策蘭也蜷身生存在特別的「存在傾角」之下；即使未被奪去性命，他依舊難以從這樣的存在狀態中離脫。1942到1943年的那個冬天，策蘭先後得知父母在集中營裡身亡，從此永遠無法克服的創傷經歷便寫入了他的全部生命，寫入他的詩作中。在這個傷痛的經歷裡，有三個方面的因素相互糾纏，組成策蘭生命中永恆的尖音符：從未減退的哀悼，尤其是對摯愛母親的哀悼；無盡負罪感的自責──為什麼偏偏是他活了下來；以及與世界上一切猶太人、一切業已亡去的及尚存於世的猶太人的一體感受──這感覺有時是切身的體驗，在更多的時候則是文學想像。 三十多年來，傷痛的時空體驗無法隱去，沒有終結；然而，這些體驗是如何見諸於策蘭的詩作？在詩歌文本中，對這些舊日經歷的記錄（Einschreibung）與轉寫（Umschrift）如何得以實現？我們常聽說，詩歌文本與傳記性的真實經歷相去甚遠，如若果真如此，我們是否應將策蘭的詩歌與生平區分對待，僅將前者作為「純粹的藝術作品」予以閱讀？反言之，策蘭本身已將所經歷事件的陌生化推至了相當程度，他的大多數詩歌也未進一步透露出任何能讓人產生聯想的生平印跡；是不是正因為此，對於策蘭生平的興趣就不具合法性，這樣的作法就有違「閱讀的倫理」呢？ 在策蘭的有生之年，公眾都慣於將他的詩歌指為密閉的（hermetisch）或隱秘的（kryptisch）；也就是：讀不懂。於是到今天，要讀懂它們似乎已成為強人所難。類似的現象在他1963年的詩集《語言柵欄》（Sprachgitter）出版後表現得尤為明顯。面對這樣的偏見，策蘭的反應顯得頗為激動，有時甚至會怒不可遏。一次，他曾對作家朋友阿爾諾‧賴因弗蘭克（註3）這樣說道： 大家都說，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書（註4）是用密碼書寫的。請您相信我，此中的每一個字都和現實直接相關。可是，他們沒有讀懂。 1961年，伊斯拉埃爾‧沙爾芬（Israel Chalfen，為策蘭青少年時代作傳的作家，註13）曾請策蘭幫他解讀那些難懂的詩歌，策蘭對此的回答僅僅是：「讀吧！不斷地去讀！意義自會顯現。」 不過，無論如何，作者的忠告還是值得聽從，至今──從頭到尾「通讀」過策蘭詩歌的應該尚無一人。如果讀者想使初讀詩歌時所感受到的魅力變得恆久，而不使其淪為一次令人失望的「相遇」（這是策蘭用來描述詩歌和讀者間關係的關鍵字），那麼，他就必須瞭解詩歌中的資訊碼。 策蘭相當頻繁地（特別是在之前被援引的〈子午線〉一文的片斷中）用到「資訊碼」這個能夠帶給讀者強烈時代氣息的表達方式，而且是在相當廣義的層面上。「資訊碼」按字面解意為：業已存在之物（das Gegebene），可能有著多重含義；它是日曆上的時間說明，在策蘭的理解中也是一切可能的事實與資訊，歷史、政治、文學、語言或個人經歷中的所有事件與資訊。曾經在作家生命和思想中的某一刻，它們顯得那樣至關重要，而這也正是它們的共通之處。於是，一些重要的資訊碼出現，首先是前文提到的（1942年）1月20日，從詩人的個人角度來看，它是母親的忌日（具體時間不詳）。此外，還有那個從猶太歷史發端，經由死亡集中營，一直延伸到以色列的重要資訊碼綜合體：猶太性（Judentum）；策蘭由此中來，也將自己歸於此間。不過，詩人從未將此直接轉變為詩歌中的文字，他從來沒有如彼得‧魏斯（註5）那樣，以〈我之鄉〉（Meine Ortschaft）為題撰寫文章；不同於魏斯在文中明確提及「奧許維茲（Auschwitz）」，並通過直接的生平經歷建立自己與此地的歸屬關係，「奧許維茲」這一關鍵詞從未直接出現於策蘭的詩歌裡。 詩與亡者之間 一些旁側的友人有時也會進入詩歌中，如年輕時代的朋友埃里希‧艾因霍恩（Erich Einhorn），情人英格柏格‧巴赫曼，詩人朋友、命運的同路人奈莉‧薩克斯（註6），以及許多其他人。在策蘭看來，這樣的做法順理成章，因為他的詩歌從來不是自說自話的獨白，與此相反，它們總希望能夠觸及到某個特定的、或者未進一步言明的「你」。在進入詩人虛擬對話的重要人物中，有好幾個都是亡者：首先是他的母親，父親也出現了幾次，還有出世不久旋即夭折的兒子弗朗索瓦（Francois），當然也有一些在存在上和他走得很近的詩人和思想家，如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瑪麗娜‧茨維塔耶娃、弗蘭茨‧卡夫卡（Franz Kafka）、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弗德里希‧荷爾德林（Friedrich Hlderlin）、林布蘭（Rembrandt）、或梵谷（Vincent van Gogh）。他們的命運與他們的作品也是一種「業已存在之物」；一種已逝的業已存在，一種進入詩歌文本中那越來越密集的資訊碼之網的業已存在。 用一個例子也許能夠大略描繪出這個策蘭詩歌複雜的構成過程。1967年出版的詩集《呼吸間歇》（Atemwende）中收錄了下面這首詩： COAGULA 還有妳的 傷，羅莎。 妳的羅馬尼亞野牛的 犄角的光 替代了那星星於 沙床之上，在 兀自言說的，紅色 灰燼般強悍的槍托中。（II，83） 如果有一個不熟悉策蘭詩歌的讀者想嘗試理解這首詩，他大概會覺得完全不知所措。翻翻外來語詞典，就能知道「Coagulum」的意思是（血液）凝塊，是一些滲出的東西；看到「羅莎」一詞，也許會聯想到羅莎‧盧森堡（註7），那位在1919年1月15日到16日夜裡被殺害的「紅色羅莎」（還有妳的／傷，羅莎。）由這裡開始，讀者便踏上了一條能夠不斷深入的路。也許，「紅色／灰燼般強悍的槍托」還會令人想起羅莎‧盧森堡（以及卡爾‧李普克內西）（註8）遭謀殺前所受到的虐待。倘若繼續挖掘下去，那麼我們將會在作品的歷史校勘版中看到，在寫就於1962年11月的一個早期版本裡，確實出現了「羅莎‧盧森堡」的全名。 我們還能充分證明，策蘭在1967年12月的柏林之行期間曾去過護城河（Landwehrkanal），而羅莎‧盧森堡死後正被棄屍於此。翻開盧森堡的獄中通信，便可看到一段感人的文字：1918年12月中旬，這位被監禁者從布列斯勞（Breslau）獄中寫信給蘇菲‧李普克內西（Sophie Liebknecht）（註9），向她描述了自己先前在院中看到「戰利品，……羅馬尼亞」公牛時的情形；它們遭到士兵的虐待，鮮血從一頭幼獸「新鮮的傷口」中流淌而出，這野獸 正（望向）前方，烏黑的面龐和溫柔烏黑的眼睛看上去就像一個哭泣的孩子……我站在它的面前，那野獸看著我。淚水從我眼中淌下——這是它的眼淚。震驚中，我因著這平靜的痛而抽搐，哀悼最親密兄弟的傷痛的抽搐也莫過於此。美麗、自由、肥美、蔥鬱的羅馬尼亞草原已經失落，它們是那麼遙遠，那麼難以企及。 策蘭作品，特別是他的晚期作品就是這樣進行著雙重的記錄；一方面，他常在一定的語境中記錄下確實的生平經歷，文字卻又超出了單純傳記式記載，而另有一番別的樣子，曾經的經歷被改寫為謎樣的、只能被「遠遠」解讀的文字。事實上，讀者常會覺得置身於一個完全不同的時空維度，即使許多寫入和織入文本結構中的東西已被「破解」，情形還是如此。讀者總是一再面臨這個悖論：人總是將自己顯露，同時卻又將自己隱藏。同處於悖論中的還有策蘭的創作過程；他在詩歌的初稿中附註日期，但卻又於付梓時將寫作時間隱去，他在1960年受到公開的剽竊指控後，便更是一直遵循這樣的作法不悖。 母親的語言──兇手的語言 在策蘭看來，斯時斯世，欲要再以一種單純直接的方式使用德語，已絕無可能；這是他親愛的母語，同時卻又是殺母兇手的語言。在戰後第12與第15年的經歷已告訴他，儘管再三要求，對納粹過往的「清結」（註10）依然無從談起。於是，他和他詩歌的非猶太人德語讀者——他們曾經是、並且從來就是他最主要的讀者群——之間，被一道深壑隔離；既然如此，這溝壑也應在語言上有所標示，對此，每首詩都有新的形式，但它們主要被表現為一種障礙，阻攔人們進行照單全收的習慣性直接理解，那樣單純的直接解讀，最終甚至會令讀者（他們通常是完全善意的）產生幻覺，以為一旦讀懂作品，便與犧牲者達成了和解，便和他們同了呼吸。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另一種不屈不撓的堅持。作為策蘭詩歌的讀者，只有尊重詩作的陌生性，才有權閱讀它們。策蘭用以顯示「疏離」的方法十分多面且富於創新，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我們之前描述的方式──在語義層面，將各種不相同的資訊碼加以濃縮融匯。和這些資訊碼一同進入詩歌的，還有語言素材的陌生化過程。策蘭曾經親見這些語言素材，和人一樣被捲入納粹統治的殺戮磨坊；對他而言，以詩的方式來處理語言，已成為一種烏托邦，在這烏托邦裡，各種臆斷式的直接交流被摒棄，進而異化作非人類的發音，如咿呀、馬嘶、雞鳴、鴉啼。 超越於你之上──詩人的存在本質 策蘭希望詩歌在閱讀中被當作完全現實的、立於時代之中的文字，而非「ecriture pure」。若按照作者自己設定的意義，閱讀文本就不可能對詩的原創者，對保羅‧策蘭這一真實主體視而不見（雖然在許多詩作中，真實主體將自己彌散於各色敘事主體之間）；他甚至特別要求人們要尊重他的生命經歷，那令人精神狂亂而激憤的生命歷史。所以，為策蘭作傳是可能的，也是有據的。因為篇幅關係，緒言無法盡述策蘭的一生，然而在一切必要之處，在一切依據以上思維方式看來的必要之處，他的一生留下了生的痕跡，並時時使我們看見那由個人和超越個人之物羅織而成的存在本質。至此，我們不由得憶起錄於《時間農莊》（Zeitgehoft）中的一首詩，這是詩人的晚期作品。詩歌開頭這樣寫道： 你橫亙出來 於你之上， 超越於你之上 橫亙著你的命運（III，73） 《策蘭傳》全書即將由傾向出版社出版，相關資訊請見www.tendencychinese.com。 註1：資訊碼（Daten）：策蘭在闡發其文學觀念時用到的一個重要概念。Daten是Datum的複數形式，在德語中既可指「日期」，又有「資料」的意思。策蘭借此詞代指一切對作家的存在與其作品而言至關重要的日期、事件和資訊，在此權且譯為「資訊碼」。具體解釋見導言後正文。 註2：畢希納文學獎（Georg-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