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於2005年愛因斯坦奇蹟年的百年紀年，2009年也是科學史上值得紀念的年份。兩百年前的2月12日，生物史上一個最重大的革命：生物演化理論的首創者達爾文誕生了。半個世紀後，即1859年，達爾文的革命理論：《物種原始》出版。演化論對人類觀念與文明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達爾文的演化論，最主要指出生物的物種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時間不斷地演變。因此，新的物種不斷地產生，原有的物種也會變化，甚至滅絕。另外，演化論提出環境對生物物種演化的決定性作用。為了適應複雜多變的外在環境，生物演化出千奇百怪的物種種類；同時，生物個體也發展出極度精緻巧妙的生理結構。這些都是生物學史上革命性的創見，成了19世紀生物科學兩大革命之一（另一個革命為孟德爾發現生物的遺傳規律）。

但是，達爾文革命的意義還不侷限於生命科學，它更深刻地改變人們的觀念。今天，人們不會訝異於地球曾經存在恐龍並且已經滅絕，是因為我們已經普遍接受生物物種會演變的觀念。但是，早期人類並未理解物種會變化、會冒出新品種、也會滅絕的事實。在一些具有創世紀神話或宗教教義的社會，就更難接受物種會變化這一觀念。達爾文的演化論因此受到基督教的抵制與責難。但面對演化論，歐洲中世紀宗教文明受到了最後一次致命的打擊，與伽利略、牛頓等物理理論打破天國神聖的思想革命前後映輝。基督教教義的正確性與權威瓦解了，從而奠定了強調工具理性的資本主義現代社會思想基礎。可見，達爾文理論對現代社會的影響之巨大。

科學總是被人類使用的。基於特殊人群的利益以及文化等因素，科學的成果也常常發生負面的社會影響。正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產生原子武器以及核能廢料等問題，達爾文的演化論也被誤用於種族優越論，成為帝國主義、特別是法西斯主義侵略弱勢文明的藉口。這個現象當然不能完全歸咎於科學本身，而是人們的誤用（有意或無意）。然而，科學造成的影響越來越大，它所可能造成的副作用亦然。為避免這種巨大副作用，人們有需要更多地瞭解科學的成就與內容，才能減少誤用。

以達爾文理論為例，種族優越論者多把「演化」理解為「進化」，具有進步的方向性或目的性。但是，達爾文的理論並沒有這種目的性，新品種未必更「高等」，而只是更能夠適應新環境而已。如果以為生物品種的變化朝著更優越的方向，就很容易得出種族優越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出來。從這裡，可以發現正確瞭解科學以及科學普及工作的重要性。我們應該以更加強科學通識教育以及科學普及工作，來紀念達爾文的偉大創見。

當台灣當權者高喊提振內需，我忍不住提醒內需不該被壟斷成多上商店消費，很多生活上的需求從未被提列上清單。

好比說，全台很多都市鄉鎮街道應重新設計整建，即使在台北市，沒有幾處道路可以讓婦女推著嬰兒車輕鬆散步採買。除了店家或車輛佔用空間，人行道也不平坦，甚至巷弄間人車爭道。關鍵點就在於空間從屬只依可使用資源的那群「自由人」的想像去分配，街道的概念受制於車輛行駛優先那種早期工業文明的模式。試想人人都可能因為生理週期、特殊身心狀況，在某個特殊時空中，成為空間弱勢族群。所以街道工程不該是整理翻修，而是回應全民需求展開的生活資源重分配。

為了突破傳統無障礙環境只照顧少數弱勢族群的思維，1990年代開始出現「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的概念，資源不是切割，是以適合全體、體貼所有族群的環境資源分享。趁此時正視通用全民的生活設計供應問題，資源投置則有了積極方向，成為提供危機經濟替代性選擇的戰略之一。關鍵是我們能否翻轉拯救大企業最優先的主流迷思。別慌亂迷信依賴舊經濟模式而取得利潤的集團的哀嚎，別慌亂地從公共資源取出資金灌入，那等於是再給機會去延續利滾利只惠其人的經濟。

面對消費緊縮，社福團體擔心資源的配置會更不公平，甚至壓縮弱勢群體的生存權。台灣在這方面，即使在亞洲國家中都可算是落後的。

例如首善之都台北市的低底盤公車數量仍極少。台灣現在公車設計階梯太高，別說輪椅，連嬰兒車都搬不上去；老人、兒童爬得辛苦，孕婦容易受傷。為服務行動不便者，香港和日本公車早過半是低底盤或升降機設置，法國更是百分百無障礙。對一個行動障礙者而言，無論就醫、就學、就業，「行」的無障礙是最基本的礎石，沒有行動的自由，獨力自立生活永遠只是空談。何況台灣目前是亞洲高齡化速度最快國家之一，65歲以上人口已達226萬，無障礙環境空間不只是少數族群需求而已。

台灣官員每年一批批出國考察，但無障礙空間實現願景始終離起點太近。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以及許多社會福利的推行者，如狗吠火車般一年又過一年的推廣了，政府和大眾仍視為是較枝微末節的議題。無論是春節連續假期多少人絡繹於途而弱勢族群更是寸步難行，無論是多少家庭帶小孩上街的不方便抱怨，政府沒有徹底翻轉，拿出魄力面對老問題。這群人很可能因為經濟危機下的資源緊繃，產生更大程度的社會疏離感。

美國新總統歐巴馬當選之後，挑中「民主黨內敵手」希拉蕊任國務卿時，立即使她的全球鋒芒僅次於白宮新主人。現在，雙雙就任後不到一個月，在全球矚目之下，希拉蕊從昨天起程，接連訪問亞洲的日本、印度、南韓、中國4國，開展她的第一次外交重任。

美國新政府為何安排國務卿初上任先訪問亞洲？全球都知道：是美國次房貸金融危機引發全球金融海嘯，把歐巴馬送進白宮的；同樣也是這個現實理由原因，使美國新政府不得不「重亞輕歐」，新國務卿先訪問亞洲。4國之中的中、日兩國，不但是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三、第二大經濟體，且是美國第一、第二大債主國，合計擁有近1兆5千億美元的美國債權，這是歐洲所瞠目結舌的事。

希拉蕊此行結束於下週返美後約10天，就是預定的4月2日倫敦20國集團G20高峰會，此會上中國不但將為「全球仰望」，而且國際貨幣基金IMF極可能大幅改組提高中國股權。一言以蔽之，G20取代G7的時代已經開始，美國的國際經貿金融戰略，不得不「重亞輕歐」了。至於「黑人」總統歐巴馬要與「非白人」的亞洲國家友好，猶其餘事。

4國以日、南韓、中3國夾了一個印尼，中國時報專欄說：希拉蕊可能有拍歐巴馬（童年在印尼度過）「馬屁」之嫌，以及印尼為伊斯蘭教國家，可以緩和美國對西亞中東問題的緊張。本文再補充兩點：一是中、日、南韓都是儒家文化國家，其中夾一個伊斯蘭國家印尼，可以「平衡」一下，這是什麼白宮捨印度就印尼的原因──中、日、南韓的另一共同文化，是都曾受印度文化影響；二仍是經貿現實問題，印尼為東協10國之中人口與土地第一大國，若以他代表東協，則4國就是「東協10加3」了，經貿前途潛力無限。

4國之中，希拉蕊首訪盟國日本，因為當下東京內外交憂：經濟內政方面首相麻生民調支持率只剩1成，工業產值不斷急速下降而庫存仍堆積如山；對外方面，同時受北韓將試射新洲際飛彈，與中國派東海艦隊戒備待命爭油氣田的「威脅」；內外兩方面都需要美國安撫支持。

支持日本之後，往印尼兜個圈子，再回頭訪南韓，暗示對北韓和談的誠意──希拉蕊行前已在白宮放空氣，對北韓打出「建交」牌了。最後訪問北京，其實有一籃子大小複雜之事要談，眼前最迫切兩件事：北韓飛彈與向中國告貸之外，對歐、對俄戰略，美國都要爭取中國。

自去年9月全球金融風暴以來，主流媒體、學界似乎還未能給予我們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明：為何全球金融危機會發生？為何這金融危機會導致全球經濟蕭條與危機？

主流媒體的解釋，不外乎是金融證券業的過度投機炒作、政府過於放任金融業的投機行為，以及各大企業過度貪婪、過度信用擴張而誤觸金融地雷等等。

但這些現象面的解釋，頂多只能說明全球金融風暴表面上的原因，遠不足以解釋為何這風暴會導致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

首先，何謂過度投資炒作？根據主流經濟學的看法，金融投資本來就是高風險的經濟活動，因此它的投資報酬率，相對於一般生產製造業，也特別高，這就是所謂的風險報酬。

其次，政府放任金融業的不斷擴大、跨業經營，容許金融業發展出種種匪夷所思對賭性的金融衍生商品，連氣候預測也可以成為期貨市場商品買賣，早從80年代就已開始了。

其三，所謂企業過度貪婪、信用過度擴張等等，更是本末倒置的邏輯。任何一個資本家若沒有強烈的獲利慾望，就不會有強烈驅動力來投資經營。貪婪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發動與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怎能作為發生危機的主要理由呢？而信用過於擴張，導致無法承擔週轉不靈風險，這恰恰是要被分析的理由，而非以這現象來作為解釋危機的理由。即，我們必須回答，為何會發生全球性的金融證券信用的崩潰危機，而非重新敘述這現象。

那麼，什麼才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本原因呢？這是由於四方面緊密相連的原因。

其一，隨著全球科技的驚人進步，在市場競爭壓力下，為了大幅提高生產效率，各行業、各企業的資本投資組合比例裡，投資在機器設備越來越高於人力成本。因此，資本投資所產生的剩餘價值比率就會不斷降低，而利潤（即銷售總額扣除成本的差額）乃是產自於剩餘價值的，所以平均利潤率就會越來越低。

其二，在這客觀趨勢下，生產製造業的利潤率會不斷下降，即使是新產品的壽命週期也會越來越縮短，所以整體資本主義必須大幅依賴非生產資本的金融炒作來支撐它的利潤。

其三，但金融資本，在資本總循環中必須依賴商品生產來表現它的貨幣或證券價值（即基本面），若是一昧靠著買空賣空，那一旦這泡沫被戳穿，不僅即刻破滅，而且之前所有信用交易的利潤都要加計利息與時間成本而付出。

其四，上述這規律若是在全球化的機制內運作，就會將全球市場捲入，而帶來史無前例的全球資本主義的災難了。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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