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年半以美、歐為首的全球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西方無數種討論分析與研判對策之中，已故「經濟學之神」凱因斯的就業與刺激消費理論，被反反覆覆提出來幾十次之多，同時也多次幽默而悲涼地提到他生前那句銘言：「從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

這句經濟學弔詭哲理，最近似乎快要應驗。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最近發表的《2009年全球就業趨勢報告》指出，今年年底前全球可能有5千萬人失業。另一個更可怖的官方預言報告是，美國全國情報總監表示：全球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動亂，已超過恐怖主義，成為美國面對的最大威脅。目前從歐洲、非洲到拉丁美洲，受美國金融災難連累，都已發生經濟與失業問題所造成的政潮與社會動盪不安。

凱因斯這句銘言的背後意思是：長遠看，未來經濟必然要崩潰的，只好死馬當活馬醫，先救眼前當下之急。也就是可以說，並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根本問題在那裡？當年的凱因斯不願說清楚，他死後60多年的今天，整個西方經貿評論界也仍然逃避不願面對。

最近大半年，西方經貿金融評論界經常提到1929年與1944年：前者是美國紐約股市大崩盤引發的全球經濟大恐慌，拿來類比現在的美國金融危機連累全球，也只強調股市、金融投機潮，而避談當年在一戰後美國生產過剩造成失業潮的問題；後者是二戰末期凱因斯主持的布列頓森林會議，制定戰後世界金融體制，也避談3年後依此會決議而誕生國際貨幣基金IMF與世界銀行時，美、英爭奪金融霸權的齟齬（凱因斯與美國財金首腦激烈爭吵後，返英不久即遽逝）。對於當年這兩種避談──工業生產過剩與金融霸權的爭奪轉移──其實就是80年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積幣，以及全球失業潮結構性的病根。

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把歐洲耗盡，而美國奪取英國的世界金融霸權。二戰後英國的全球殖民地紛紛獨立，過去實為壓搾剝削的「國內」產銷，變成國際貿易，而被美式門戶開放國際貿易取代。美式開放貿易有門羅主義色彩而要圍堵共產主義，於是在歐洲有冷戰核武對峙、在亞洲有韓戰與越戰；這「三戰」又巨耗美國經貿使美元不斷虛值化，到越戰末期的1971年不得不對黃金兌換脫鉤，而布列頓森林體制告終，伏下最近一年半美國金融危機肇禍全球經濟衰退的遠因。

韓戰、越戰重創美國並開始解放第三世界，與英國全球殖民地獨立潮同步發展，而落後國家工業化的起步極為艱困。越戰結束後5年，中國經貿改革開放並且工業化，頗有起色的1990年代初期，華沙集團與蘇聯雙雙瓦解，使北約的美國與西歐，在前南斯拉夫巴爾幹的流血動亂消耗了10年，第三世界無戰事而加速工業化。

蘇聯與歐洲共產世界崩潰，淪為西方市場經濟的魚肉，誘使歐盟提前誕生並發行單一貨幣而挑戰美元，於是展開後布列頓森林體制的金融爭霸：美國侵伊拉克阻止歐元進入而大虛耗，落入瘋狂舉債消費以「維持繁榮」，歐盟則瘋狂透支舉債來放貸給新入盟國以求擴張，最後雙雙陷入今天的絕境。

美、歐金融爭霸的同時，初步工業化的第三世界廉價次級工業品席捲西方民生市場、並且進軍製造業。工業國卻逐步棄守製造業，大批白領菁英投入正在泡沫的金融業與服務業。到現在，西方金融泡沫破滅之後，面對天文數字債務大黑洞之餘，還要應付繼續成長的第三世界生產過剩；其本身工資仍居高不下，必然失業如洪流。

阿扁一家與企業集團臭不可聞的政商關係，隨著弊案偵查的不斷深入挖掘而逐漸曝光於公眾之間。

即使以目前還是片面、尚不完整之政商關係的拼圖來看，阿扁的政商關係運作堪稱為東亞各國常見的「親暱資本主義」的典範。

這類型的資本主義，曾普遍出現於後進的東亞各國，如印尼的蘇哈托政府、菲律賓的馬可仕政府等，這種資本主義特色就是：外表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機制，但本質上卻是以政治特權的綿密人脈關係來操控實際的經濟運作。由於這些後進國的政治尚未提升到民主法治化，以致於政治特權所導致的經濟壟斷勢力會更惡性的發展循環，到後來就是政經局勢一敗塗地。

那麼，我們是否能期望一個能謹守法治而且清廉的政治體制，嚴格地將政府角色規範於市場秩序的維護者，讓市場機制正常運作，以充分發揮市場效益？

這答案，看看近日的金融風暴就可知了。冰島政府是一個典型的清廉政府，而且力行社會福利政策，但如今卻是第一個宣告幾乎要破產倒閉的政府。其餘的謹守法治規範角色的政府，如英美各國，如今的市場經濟狀況也正陷於嚴重危機之中。

以此來看，即使有正常的政商關係，也難逃資本主義內部危機。

在這半年來，對於陳水扁全家涉入貪腐弊案的偵查過程中，最駭人聽聞的恐怕是台灣高層政商關係的惡質發展。

根據吳淑珍自己的自白（遞交給特偵組的陳報狀），光是企業集團、金控集團大老闆的「政治獻金」就高達18億元之多，這還未包括未曝光或已曝光但卻是所謂由親信代購房產等不明財產來源的金額所得。

以常理即可判斷，這些獻金都是有明確對價關係：這一筆筆鉅額的金錢所要交換的，都是非正規市場與政治體制內的特殊壟斷利益，例如龐大金融機構的指定併購權（如中信金的併購）、百貨公司的經營權與所有權（如SOGO百貨公司）、土地買賣（如龍潭賣地）等等。

這種行為，已不僅僅是個人貪污枉法，而且由於這種行徑而嚴重扭曲了市場機制功能，更毀壞了政府應有的幫助企業正常發展的正面功能。

在自由市場經濟的社會裡，政府的功能是非常關鍵的。它既可引導、輔助企業的壯大發展，又可以公權力來鞏固市場經濟應有的規範，或適時的補強、甚至救濟市場機制的不足（如這次金融風暴，美國政府出面紓困各銀行）。

換言之，我們不應完全排斥政商關係，而應導正這關係是在法律規範內進行。

最近爆發的緊急事件影響聯合國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和蘇丹的維和任務，令人擔心聯合國可能再度面臨波士尼亞斯布里尼卡（Srebrenica）或盧安達大屠殺的慘劇，除非會員國迅速行動，提供經費、軍隊或政治協助。

儘管近年來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已增至18次軍事部署、多個維和工作和政治任務，官員表示，各界已達成廣泛協議，聯合國的維和行動應予以擴增和提供更多資源，但聯合國目前尚無明確的計畫。

聯合國維和行動主管亞蘭‧羅伊（Alain Le Roy）在英國和法國上個月召集的安理會特別會議中表示：「剛果的維和行動已瀕臨災難邊緣，剛果最近爆發的內戰，聯合國維和部隊被迫只能坐視，儘管維和部隊人數自此之後已有增加，但很多增援部隊尚未抵達。」

亞蘭‧羅伊也警告，聯合國與非洲聯盟在達佛混合行動（UNAMID）部署上持續面臨困難，因民兵的交戰日益激烈，面對這類持續進行的衝突，讓人質疑維和的目的何在；因為實際上根本沒有和平可以維持。

亞蘭‧羅伊表示：「我相信今年是維和行動的關鍵年，我們的很多任務面臨巨大的風險，任務失敗的可能性很高，這將造成可怕的後果。希望我們能因應新出現的挑戰，不希望聽到斯布里尼卡和盧安達的悲劇重演。」

聯合國未能阻止1994年盧安達大屠殺和1995年受聯合國保護的斯布里尼卡區8千名波士尼亞人被屠殺，造成各國對聯合國維和任務的信心危機，但近年來聯合國派遣維和部隊，已成為因應科索伏、阿富汗、黎巴嫩、賴比瑞亞、獅子山、蒲隆地和蘇丹西部和南部等國際危機的解決之道。

目前聯合國已在世界各地部署了11萬3千名士兵、警察和民兵，每年的費用達80億美元，10年前派遣的部隊人數僅1萬4千人。光過去一個月，聯合國安理會就發動在查德的維和任務，並決定自非洲聯盟手中接下索馬利亞的維和任務。

觀察家表示，聯合國的合法性和政治中立，以及它結合安全協助、解決衝突、援助和發展計畫的能力獨樹一格。根據牛津大學的調查，聯合國派遣維和部隊的成本也比派遣任何一國的部隊來得低，美國政府的一項研究預估，若派遣美軍接替聯合國目前穩定海地的任務，成本可能暴增一倍。聯合國維和任務的支出只佔全球2006年軍事支出的約0.5％。

擴張聯合國維和任務將面臨不少問題。亞蘭‧羅伊等聯合國官員表示，在缺乏軍隊、訓練、裝備、後勤和情報協助下，長期的維和任務還得附帶政治任務，這意味了聯合國維和任務不僅需要分隔交戰雙方，還被外界期待要促進和平過程、改革司法體系、訓練安全部隊、解除戰鬥人員的武裝並予以歸建、支持難民等。

若干國家對聯合國的維和任務出現敵意，極端的例子之一就是厄垂利亞限制聯合國維和部隊在厄垂利亞和衣索匹亞邊界巡邏，導致聯合國維和部隊去年撤出。在此同時，軍隊若紀律不好也會引人反感。戴藍色貝雷帽的聯合國維和部隊在海地、柬埔寨和己各非洲國家的維和任務中，多次遭到當地居民指控涉及性侵害或有其他侵犯人權之舉。

另一個問題是安理會會員國傾向用政治手段取代聯合國維和部隊，以解決長期的爭議。亞蘭‧羅伊表示：「由於對理想的政治方向看法不同，國際社會對我們的很多維和任務都缺乏共識。」

政治惰性使得一些維和任務已變成老古董。聯合國維和部隊從1964年起就部署在賽普勒斯的綠線，聯合國軍事觀察家首度被派往喀什米爾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停火線是在1949年，目前仍在當地進行觀察。

目前正在討論中達成擴張維和需求的務實作法，包括向俄羅斯等吝嗇的國家爭取更多捐獻或軍隊，與區域組織密切合作，增加儲備能力，或承認有時發起新維和任務並非解決之道，現存的維和任務也並未發揮功效。

英國駐聯合國大使沙爾斯表示，有效的監督、改善後勤資源、更清楚的指令和訂定績效指標都非常重要，安理會應採取戰略手段決定何時或在何處發起維和任務，確保其能成功。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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