鬆綁、彈性化是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字眼。如妳我所知，所謂鬆綁、彈性化都只是服膺市場競爭與企業利潤的指南，結果導致了部分工時、臨時契約工等非典型就業大行其道，而薪資的壓低與社會安全制度的限縮，更衍生了所謂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的社會惡果。

時值經濟危機之際，勞動者的脆弱性變得更雪上加霜。我們看到了，彈性化下的非核心聘僱人力往往因為雇主無須負擔資遣費用的支出，而成了被優先解雇的一群。尤有甚者，由於這波的經濟危機迅速而凶猛，即便是所謂固定聘用的核心人力也難以倖免，更已惡化成全面性的就業災難。

搶救失業必須快狠準，但目前政府所創造的就業機會總有時盡，不免有揚湯止沸之感。此外，現所創造的公部門就業性質也多偏向短期臨時性，但當人來了，好不容易被訓練到真正能上手時，短期聘僱期限也差不多快結束了。這既是就業人力運用的無效率，也是訓練資源的浪擲。

或許質量兼顧的搶救失業作法，必須另闢蹊徑。我們必須理解到，彈性化未必是不可變的髒字眼，只因它被新自由主義染指後，變成了人人畏懼的必殺令。倘若彈性化意味了以人為本，以生活需求為原則進行安排，則彈性化反而是值得被期待的就業改革。

例如，我們那種朝九晚五的工作確實太僵化了，對於一個有小孩或是家有高堂，甚至是單親家庭的人來說，被工作綁住而裡外忙到心力交瘁的情形，屢見不鮮。誰規定上班一定要每週五天，每天朝九晚五？如果勞動者不適合，應該可以調整，這才是收入與生活兼顧的彈性化真諦。

當這個僵硬的全職工作被軟化，變得有彈性後，或許還能空出新的職缺，也可能從中緩和非裁不可的壓力。近來加拿大為了避免裁員潮過於劇烈，聯邦政府便與企業合作推動工作分享（job sharing）政策，准許工人每週上班四天，而第五天則由聯邦失業給付來支持。這套衍自1980年代不景氣的作法，消極是避免失業，積極則可能創造新的就業人口。

新自由主義的彈性化是建立在減薪、消除工作保障與社會福利的基礎之上。若要將彈性化由原先的惡質轉為良性，則應該改以勞工為主體的彈性化，加上完整的社會安全網。畢竟，彈性工時的收入不比全職，這是客觀現實；如果要讓人從僵化的工作束縛裡解放出來，還得透過普及性的社會安全網支持不可。

扁家弊案再現高潮，傳出吳淑珍點名工商大亨獻金千萬至億元達20人，一時媒體急趨查證，事關所有大企業名譽，然時過24小時，迄未得到任何澄清，更加引人疑竇，阻不住群情驚呼、激憤，甚至有顏面掃地、台灣崩盤之感。

請容我們撇開道德，冷眼以道，這不過暴露統治此間的機構依然滯留在前現代化的地步。權、錢如此對號交易，貪腐政府圖利特定企業，說明台灣儘管有著資本主義發展的外觀，但是其政治結構不足以撐持其資本積累，還是不脫貪贓枉法的千年戲碼；也就是說，這個國家只是特定資本家的工具，簡單易使，不是為全盤資產階級服務的機器，像資本主義先進地區的歐美，國家不是任何一個資本家所能掌握或滲透的，用尋常話說，就是沒有貪污腐敗，國家有其自主性，它著眼資本的利益於整體，而非局部，長遠而非暫時，根本性而非指標性，所以國家將懸在眾資本之上，不為單一資本所用，但為資本所用，成就了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我們羨其弊絕風清，不知它圖利整個資產階級，而壓迫整個無產階級，另有深一層的不道德的。

扁家展示台灣是一種跛行的資本主義，政經不同步，宜其資本主義不永，且將不日倒蹶了。

報載吳淑珍在本（2）月3日向特偵組遞出第二份陳報狀，供述20家企業獻金13億元，幾乎遍數台灣的頂級商人，除了久被懷疑的遠東徐、萬海陳及金控的國泰蔡、富邦蔡、中信辜、日盛陳之外，連一身洋氣的張忠謀也赫然在列，並且台灣前後兩個首富王永慶和郭台銘都屬億元貢臣。

這一爆，無異把台灣的企業界形象爆光光了，動搖國本，莫此為甚，老百姓從此堅信官商一體不貳，外資也視台灣為畏途，這樣的國家還有什麼希望？為今之計，只有查，查到底、查清楚。據聞，特偵組為之疲於奔命。

當然，這份名單不無可疑，像傳聞最盛的新光集團居然無涉，莫非是刻意予以包庇？蓋吳淑珍貪嗔心特重，遭她疑心從中污錢的辜仲諒、鄭深池及元大馬家都被她死咬不放，所以咬放之間可能摻雜愛憎，抑有甚者，她咬出這麼一大串，很難讓人相信是坦白求寬，也不僅為換得愛兒陳致中輕判，勿寧是拖人下水，擴大案情於極致，震懾全民，看你敢不敢辦？

台灣已至極醜、極惡的面目，遮掩無以了事，只能嚴飭法紀，整修門面，再造一個新台灣給國人、給世人。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推動的「解除總統任期限制」公投，獲得過半數的選票，顯示委內瑞拉改革正面臨瓶頸。這個瓶頸，並不是主流媒體意有所指的：「看吧！社會主義必然伴隨獨裁、領袖崇拜。」而是，委內瑞拉正面臨加速社會改革，或是放慢改革速度的抉擇。

基本上，委內瑞拉在過去10年所推動的社會改革，其實是在「社皮資骨」的架構下進行。廣大的農民、貧民是查維斯進行改革的群眾基礎，然而，國家的經濟大權、媒體在富人手上，主要的執行官僚則是舊勢力。雖然查維斯宣稱要進行社會改革，但是政府主要的組織、思維，卻是資本主義式的。

查維斯之所以沒有進行激烈的土地改革、國有化措施，是因為他的團隊沒有那樣的操作能量。從2002年，富人、舊勢力發動政變要查維斯下台的失敗過程，就可以看出，查維斯的執政團隊，其實能力有限。後來，委內瑞拉政府開始發展一些鼓勵民眾的「參與式民主」模式，背景就在於，他們希望能繞過主流媒體、既有的政治制度，用民眾來向既得利益者形成壓力。查維斯所採行的社會改革措施看似有創意，其實是一種無法向主流進行對抗的迂迴戰術。

查維斯團隊原本的盤算，是要用時間換取群眾成長的空間，但是，時間顯然沒有站在他們那一邊，群眾的政治意識成長緩慢。查維斯越來越難將一些複雜的狀況，向民眾解釋清楚，例如，為什麼石油事業要國有化、為什麼中央銀行的匯率政策是錯的。

難以說清楚、解析的內容，最後只能托辭於「波利瓦爾革命」，或是建立在查維斯的個人魅力。這個操作雖有獨裁、領袖崇拜的色彩，其實恰恰相反，正因為政治人物難以用理性分析、具體作為來維繫內部共識，才不得不將這一切都轉成感性訴求。

許多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有類似的經驗。從目前中國開始零星出現關於文革的口述歷史，就可以看到，在1950年代末期，中國的群眾、基層幹部，就已經開始對於各種看似合理、卻又感覺不太對勁的爭論感到迷惑，黨中央也無力將各種不同的主張一一解釋清楚，最後，只能訴諸於一些政治口號、綱領，以此來凝聚共識。結果，簡化的綱領，讓思辯的空間更為限縮，在群眾的政治認識更難提升、幹部更難將事情解釋清楚的困境下，最後只能往政治人物的特質上集中。

簡單的說，正因為查維斯團隊的力量不足、群眾的政治認識成長有限，才讓查維斯以「解除任期限制」來推動改革，這其實是下下之策。

台北市大安區的立委補選即將在3月28日舉行投票，雖然媒體報導共有7位候選人登記參選，一般預料，選情仍是國、民兩黨的對決局面。

不同於國民黨空前激烈的黨內初選，民進黨則是徵召現任台北市議員周柏雅參選，兩黨一冷一熱的作法，極大程度反映該選區的選民結構。與大安區類似的情況亦出現在台南縣，相對於國民黨在此間的冷清，民進黨幾位候選人早已廝殺得不可開交，毫無疑問，藍綠對台南縣的冷熱態勢當然也是所謂基本盤的必然結果。

國民黨之於大安區正如民進黨之於台南縣一樣，兩黨之所以磨刀霍霍、志在必得，最根本的原因並非他們推出的候選人有多麼優秀的條件，而是這兩黨壓根就認為，大安區與台南縣就是我的鐵票，我的王國。

兩黨猖狂至此，當然不是憑空想像。過去十多年，4屆台南縣長當選人分別是：陳唐山、陳唐山、蘇煥智、蘇煥智；李慶安與羅文嘉在第7屆立委選舉的得票率則分別是：66.8％與32.46％。這樣的歷史經驗無疑給了兩黨參選人勝選的必由之路：國民黨候選人只要在大安區獲得提名、民進黨候選人只要在台南縣的黨內初選勝出，接下來就可以等著當選。這也才是藍軍候選人之所以積極投入大安區初選，以及民進黨一直擺不平台南縣長選舉黨內初選的唯一原因。

進一步觀察，此次參與國民黨大安區立委初選的參選人蔣乃辛、林奕華、李新、秦儷舫、李慶元，竟然清一色是現任台北市議員；而目前正在競爭台南縣長黨內初選的民進黨參選人，除陳唐山無官職外，李俊毅與葉宜津亦皆為現任立法委員。天下有這樣便宜的事嗎？選上了更上層樓，就算選輸了也還有退路，更別提選舉過程那些見不得陽光的政治獻金。如果這不是選民縱容，難不成這些人真的自以為英明神武到所有職務非我不可？

正如我們看到的，號稱選民素質最高的大安區，正在進行一場看不見政見的立委補選，在離大安區立委補選不到40天的現在，我們甚至不知道也看不到各政黨候選人的政見，有的只是各政黨各懷鬼胎的算計：國民黨似乎只在意新黨瓜分票源、民進黨則寄希望於大藍、小藍的分裂、新黨反正抱定打一場不會輸的選戰……民主政治發展至此，頭家竟然還不生氣，確實讓人生智慧、長見識。

政黨基於私利將特定選區視為鐵票倒也算了，選民如果也認同這樣的看法，實無異於承認自己甘為某某政黨的禁臠。想好要投給誰了嗎？看來拒絕去投票也是不錯的決定！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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