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保的「財務缺口」早已不是新聞，而解決「財務缺口」似乎成為健保政策的最主要的目標，無論原本研擬實施的1.5代健保或未來的二代健保，莫不以此為核心考量，輿論也多聚焦於此，鮮少著眼於國民健康的需求來提供適當資源，以與國民健康局相輔相成。反之，著眼於「財務缺口」的思考，讓健保局和國健局成了兩個利潤中心，互踢皮球，不斷強調健保非社會福利，應注重成本控管，使關照國民健康的社會安全網漏洞百出。

健保問題應以整體國民健康為考量，不該從官僚機構的本位主義出發，更不該只是斤斤計較於虧損與否。健保的實施雖是基於社會互助的原則，卻不能作為政府縮手的理由，健保不一定要虧損，但也不必害怕虧損，而是要看為何虧損？由誰補償？事實上，將台北市及各縣市政府欠繳的健保費用，一年1、2百億的藥價黑洞，以及「吃健保」的門前藥局等各種缺口填補起來，健保的財務壓力即可降低大半。其次，1.5代健保以稅收制代替保險制的改革方向，不僅可增加收入，亦較符合公平正義原則，不失為解決財務缺口的良方。

然而，行政院衛生署近來積極規劃的跨部會醫療旅遊計劃，其實才是危及國民健康的最大病根。衛生署計劃以3年為期，輔導10家醫院投入醫療旅遊，宣稱可創造3千5百人次就業機會，提供10萬外國旅客服務，期待2015年時，全年產值可達到5百億元，全力搶攻健康檢查、美容整形等收益高、風險低的醫療旅遊市場。本該以國民健康為念的衛生署卻成了見錢不見人，讓國人淪為替外國觀光客服務的苦勞，難怪健保也是「目中無人」，只汲汲以消除財務虧損為宗，國健局則成了聊備一格的冷衙門。

1.5代健保因非薪資所得高者的反彈而喊停，並且健保局或輿論對健保的思維仍不脫財務優先於國民健康的方式，健保局本身又無心無力整頓各種既存的錢坑弊端，全民健保可說已病入膏肓，若再不改革──不僅財務改革，還要跳脫官僚本位及利潤中心的思考，改以促進國民健康為宗旨──將必死無疑，不只健保會倒，台灣民眾的健康也將隨之落入萬劫不復的慘境。

中正紀念堂者，說穿了，不過就是供奉老蔣的廟寺；但既然是廟，事情就複雜了起來。

政權雖然出自槍桿子，但廟寺可不是光靠槍桿子就可以建得成的。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所以廢蔣廟，似乎政治充分正確！不過他在寫這句之前還強調「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只要壓迫不減，歎息又豈是說住嘴就會噤聲的呢！

對照於馬政府在此問題上的折衷主義，扁政府對於蔣廟的改造是最值得玩味的過程：說得婉轉一點，可以說是反映了民進黨執政在「轉型正義」問題上的漠視；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證明了民進黨還是國民黨意識形態統治的延續。

改名或許可以推倒一座神壇，但無法取消神祇，更別說連神像也撤不下來，而只是在神像旁邊點綴幾只風箏。以諷刺來迴避直接的批判，以符號來代替意義，以譬喻來取代行動，如果不是台灣仍處於雷震、柏楊的噤聲戒嚴的年代，就是當權者其實無意讓民主思維超越那個年代；反叛壓迫，無非作作樣子而已。

可悲的是，民進黨似乎至今並未對此多所著墨。

馬政府或許對於如何救經濟至今缺乏「手感」，但在一些政治問題上，畢竟還是清醒的。中正紀念堂一事即為一例。

當初在杜正勝力推下倉促成案的中正紀念堂「正名」過程，且不說決策粗糙有餘、爭議不斷，光是「台灣民主紀念館」的定名即缺乏語意上的精確度，可惜了杜正勝作為政界難得的中國上古史權威史家。

定名者的原意，應是希望將館區改作紀念、陳列台灣民主政治發展歷程史蹟文物的空間，遂有此議。既為如此，則應作「台灣民主歷程紀念館」或其他類此的名稱，因為紀念的是民主發展的歷程，而不是祀奉「民主」的牌位。也因此，府方在這個問題上首先清醒地意識到此一名稱語意上的闕漏，其次則是清醒地意識到既然「過程可感，民主未歿」，則不僅「民主紀念館」之稱不宜，且決策本身亦應改採召開公民會議進行「共識決」，以充分體現民主時代的民主精神與決策品質。

不過，此事發展至此，決策者得以揮灑出更為開闊的思維，與其說是馬政府英明，不如說是杜正勝等人的殷鑑之功，居功厥偉哩！

北島詩句出神入化，可當他哪天站上頒獎台，問及詩技，難道一點心虛都沒有？柯慈（J. M. Coetzee）獲諾貝爾文學獎，回答詢問時卻說：「別問我這麼多，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個騙子。」方文山的《菊花台》說道：「我一生在紙上被風吹亂。」如果有個人，一生耗費紙上，卻覺得自己所寫不值得公諸於世，不知道他這輩子除了自言自語然後像聲嘆息般消失外，還能做些什麼？

二十幾年來，寫了上千萬字，除了保存期限僅一天的報紙外，履歷表著作欄永遠掛零，我該怎麼跟人解釋我每天浸淫書海皓首窮經，究竟都在忙些什麼？一個沒有才華的人，卻日以繼夜想寫一本好書，難道「寫成它的時光早已流逝」（維根斯坦語）？這書耗掉我大半青春，但依然停留在第一章第一個句子，彷彿必須把千萬字濃縮成一句話，方才成書；彷彿是一個在地球迷了路的外星人，在文字裏在意念中，找尋一個不曾存在那裏頭的東西？維根斯坦說得對：「一個人再怎麼博學多聞，扣除抱怨和吼叫，他能說出的東西不會超過三個字。」而我們卻為了這「頂多三個字」費盡青春。常有人說人力渺小，但他若真覺渺小，將連渺小二字也說不出口。

古人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於是迫害持異議者。當窗外灑進陽光，房裏常可見塵埃載浮載沉，以為地球是宇宙中心者，正如某粒灰塵覺得自己是島嶼中心一般。可悲的是，這麼一粒幾乎連「存在」都稱不上的灰塵上頭，卻滿載億萬生靈，而我們呢？我們在這塵上的中心位置呢？

黃霑的《男兒當自強》取自古曲《將軍令》，用於號令征戰。千百年前，大漠上兩軍對峙，戰鼓擂鳴，士兵們聽聞此曲，想必與我們有著類似滄桑。很難想像千百年來，儘管科學昌明物質興盛，人心卻沒什麼變化；恩怨情仇悲歡離合，訴說同樣的故事，只是筆墨不同，方法不同。千古不變的是，這一切終歸無有。曾有位皇帝，戰績彪炳，一路勝仗凱旋歸來；歸途中，眾人熱情昂揚旗正飄飄。皇叔告訴皇帝說：「看哪！我們的江山，我們的千軍萬馬！」皇帝回首一望，卻不禁悲從中來。皇帝說：五十年後，所有我們這些人，所有這些馬，都將化成一堆白骨。

奢談意義既然是毫無意義的事了，那為何不自殺還活著幹啥呢？或許梅蘭芳說得對：「我們不光要活著，還要往好裏活，活得不害怕。」一些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總這麼說：我們要「詩意般地活著」；生命本身雖無甚意義，起不了波瀾，但即便微塵無聲飄落也該有著一種美；美使人無懼，不再虛無。

中石化台鹼安順廠受戴奧辛、汞及五氯酚嚴重污染、污染管制區面積廣達37公頃。其中在五氯酚工廠區的土壤戴奧辛污染濃度，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1,000 pg-I-TEQ/g，即每克土壤有1千皮克的戴奧辛；以下提到戴奧辛濃度時，只提此單位的分子部分）的6萬4千1百倍，是世界最高值，鹼氯工廠汞污染濃度最高值達9,550mg/kg，為土壤管制標準（20 mg/kg）的477.5倍，污染濃度之高，令人瞠目結舌。

中石化公司編列16.47億之整治經費，於97年10月17日重新依土污法規定提出整治計畫，該計畫將整治分成二階段，第一階段整治期，預定期程為5年，首先將廠區高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值之土壤移除暫存，縮小污染範圍，解除部分列管區域，並進行海水貯水池底泥疏濬清理。高濃度污染土壤約1.5萬噸（戴奧辛濃度為5萬皮克以上），預計以熱處理方式將污染土壤濃度降低至5萬皮克；中、低濃度污染土壤約5萬噸（戴奧辛濃度1千至5萬皮克間），其整治技術尚待於前5年進行研究，但規劃以化學處理、植生復育技術等方法為主。

對於這個全球最高濃度的戴奧辛污染場址，我們更應以嚴謹審慎的態度來面對，然而該整治計劃，台南市環保局在二次專家審查會後旋即通過，但整個整治環節充滿了疑問：一、以5萬皮克為高污染濃度判定標準，世界任何文獻皆無此認定標準。二、中低濃度整治技術需要研究，為何高濃度不用進行研究？三、目前全球以熱處理法整治戴奧辛的場址其戴奧辛濃度約在1千至1萬皮克間，世界亦無同時處理汞與戴奧辛之經驗，而我們為了戴奧辛減量的口號直接挑戰高濃度。四、植生復育法根本不宜用來處理超過1千皮克的戴奧辛污染土壤。五、二次污染的高度風險與退場機制並未詳細論述。六、為了達到政府部門要求面積縮減71％的目標，計劃將單一植被區、草叢區的污染土方移入廠區內暫存，並未整治而只成就了口號。

此外，這個整治案讓我們一再地看到政府的無能面對問題，不敢承擔責任。1956年，日本熊本縣水俁市發生水俁病，日本政府積極協助闖禍的私人窒素公司處理問題，並負擔部份經費；而台鹼安順廠的真相污染行為人實為台灣經濟部與中油公司，台灣政府部門的罪行遠勝於水俁一案的日本政府，然政府至今不願承認過去錯誤，主動積極的面對問題、解決問題，而放任中石化草率執行整治計劃，實在貽笑國際。在此誠摯呼籲政府，當我們面臨污染分佈與整治技術等多重不確定時，請放緩腳步讓土地與心靈得到安寧。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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