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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聽《活著》作者余華演講。
進場時晚了,真抱歉。他正說到第一次被《北京文藝》的編輯從小鄉下找去北京改稿。
那過程說得巨細糜遺,有種和他作品全不搭調的小小沾沾自喜,但也有一堆誠實。談的不是作品,是一己的事,有點疑惑這是「文學講座」,詢問身旁友人──沒錯,演講開始到現在,就是講「我如何開始寫作」的。
雖然認為寫作者是最身心健康的人種,但講到寫作作息,余華說,越是寫到緊要處,越失眠,要靠兩顆進口安眠藥入睡,寫過那緊要處,大約是一星期,接下來,幾乎虛脫一個月…。寫作的人多有睡眠問題,他多提了兩句關於「曉得蘇童的睡眠也不好」,還沒我的朋友蘇童。
接受問題時,有人問他如何讀書;余華前後所說,我聽到三個重點:他引述了「看一篇名作,勝過百本現代文學雜誌」的說法;「自己盡看別人好的部分,不去挑東嫌西」,並比喻為廚子見習,看到別人菜好、而不是嫌人缺點的廚師,進步快;然而,書好與不好,有時在書與人的交遇,在對的時候,才會看出書的好處來。
接下來有人問,他如何看待魯迅──應該是起於余華作品中「荒誔」總被比為魯迅,以及余華也曾改編周作人作品吧──余華舉"阿Q正傳"與"狂人日記"各一例,講魯迅下筆如刀。兩個例子,化龍點睛,短短就說明了魯迅寫作之高──這是這場演講我嘗到的最佳菜色。
去時,我帶著一個問題:余華關在北京小平板房裡寫《活著》時,起先用第三人稱寫,寫不通,有天醒來,改為第一人稱,就豁然通暢了?我的疑問在,可能更多作家覺得,躲在「他」後頭很安全,才能暢所欲言,用起「我」,反而扭扭捏捏怕暴露狂。
只是,覺得前半場余華露相顯耀自己閱讀廣,一時興起,臨時加問了一個他對文學寫作語文國際化的看法。拿了去年來溫的哈金(棄中文轉用英文)、奧罕帕慕克(使用土耳其文)和Azar Nafisi《在德黑蘭讀洛莉塔》(不用伊朗文用英文)做了例子。
余華當然聽得出來,我挑釁了。似乎賭氣:「基本上我沒有哈金的語言選擇問題」,就算答完了。
我比較驚訝的是,那個不算回答,竟博得了個滿堂彩。
我埋怨追問,沒回答問題;也提醒他忘了答第一個問題等等。他每一次回答,不論說的是什麼,用什麼語氣,或態度與他先前談的文學大度有矛盾,都獲得叫好掌聲。
我能了解余華的反應:寫作二十年來,他接受的當面美言讚譽,不知從哪一年起,早已一面倒地遠超過批評;至於日後會不會遭遇更真槍實彈的挑戰,那是余華或其他所謂名人的造化,與我無關。
令我嘆氣的是現場的反應。那種掌聲像衞護著神主牌:「這是我們祖國的驕傲!神聖不可侵犯!我幫他打妳來著!」和台灣人不可侵犯同一顏色的政治角色如出一轍。
那種掌聲,令我想起去年亞洲文化節,在UBC亞洲研究中心聽此地書法聞人謝琰當場揮毫,講解書法,提問時間我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謝琰對中文繁體簡體的看法?workshop用英文進行,我也用英文提問,現場應不知道問者的立場吧。
謝琰先強調,他不涉及政治問題(我也沒有政治意圖),他的態度,大約是傾向繁體(我也一樣),結論是,底線在傳統書法之美應用繁體(嗯,完全同意),最後他用俗語「亲(親)不見,产(產)不生,厂(廠)空空,爱(愛)無心」來說簡體不僅在美不美的問題,也牽涉風俗民情──到大陸去做生意開工廠的人,看到牆壁上漆著工厂名稱,投資鉅資卻建了空空如也的大厂,心很悲呀。
引來一片掌聲叫好聲。那種熱烈反應,似乎不只在說,答得好;更像在說,有人有反對意見嗎?駁斥得好!叫好聲過後,謝琰立刻用一種我先前希冀相反答案的口吻詢問,我同不同意他的說法?
余華並沒有因聲勢壯而腦筋不清。接下來即使有人對他大加讚頌──雖然過譽是跌價最快的移動標準(諸如「老師」到「大師」;以後也許「小師」端坐在上)──「您作品裡的情感只有我們自己人理解,」祖國同胞徹底捍衛!余華倒未再現出自得的神色。
移民圈子中,意見不同,就敵我立現,即便是文學藝術,那種「不同一國」的激烈反應,我只在華人的場合,尤其中國人多的場合,一再見到。愛爾蘭人是團結緊密,愛憎分明的,文藝水平的平均素質高而整齊,但他們也會偏愛與英格蘭人唱反調;東歐民族不管哪一個樂器是家具一部分的國家,爭辯起事理,像重拍急拉著小提琴,一旦俄國人加入,卻有莫名的隱讓情結;伊朗人「追求起真理」,哚哚逼人,自己人當中,階級分明…這些民族,似乎都有共同特色──曾歷經層層迫逼動亂,民主精神當中,尊重不同意見的庸容,發展得緩慢又不徹底。
我感覺得出,余華不僅念過的書遠多於絕大多數華文讀者,他從閱讀中的體會學得,也超過許多華人作家;我認為,余華的寫作,即使放在全球有作家名銜的群體中,一起評量,也有他的相當位置;我知道,如果我沒有把余華當作準國際地位的作家看待,根本不必問他從什麼角度宏觀看待中國文學書寫國際化的問題、從而審視自己所在的文學「世界」。
只是,我接收到的訊號是余華轉身走進門裡,有人幫他把門關起來,在裡頭敲鑼打鼓,不想聽到有人敲門,邀請看看經過門外的花車鼓樂;我有點呲然,有點好笑…嗯,余華才談過阿Q精神…
也許托爾斯泰無法去和他熱愛的廣大農民,每一位去談論他的閱讀,因而也無從對他們失望;但我說的是坐在文學講座上的文藝愛好者,我應該如何看待?
說知書達禮、說知識份子的精神,我有機會接觸到一群禮儀之邦之外的書迷,讀了不亞於我這號稱書評作家的書籍數量,聊起讀書感想自有誠實見地;當我的法國友人分享她寫了二十年的幾頁隨筆,就有我讀過的所有中文寫作中不曾看過的新鮮面向和spirit,她只謙稱信手塗抹;當幾位讀書摯友各持己見爭執辯論之後,仍能回歸原點,渴望下回繼續過招新的題目……我不知該為文學講座上說寫聽著同一種語文、卻自己畫分去民主化外的那一國人,笑笑,或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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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起,哈佛文學博士生楊照學成回台之初,圓山飯店有場兩岸三地華文學術研討會,楊照的論文有論點謬誤,被評論人陳映真抓小尾巴,楊照面紅耳赤氣鼓鼓,但終究當場對席間兩百多人道歉。
我記得的,不是楊照論文上的瑕疵,我記得的,是他當眾認錯,青澀但勇敢;我記得的,是楊照曾經示範一椿萌芽的民主美事──之後怎麼「嘿嘿嘿」,那是人生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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