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危機的擴大，「貧窮」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我們這個社會究竟如何看待貧窮？不容諱言，太多人習慣將貧窮與污穢、羞愧、低賤、愚懦、墮落等形容詞連結，以至於貧窮代表一種卑下鄙陋的狀態，窮人等同於在社會底層蠕動掙扎的「低等人」。

將貧窮污名化是當代消費社會最頑強的意識形態，正是這樣的意識形態，將滿足物質慾望變成永無止盡的勞役。政府也將經濟增長奉為最高信仰，而刺激消費則是不二手段。消費券基本上就是這一信仰下的產物。在鋪天蓋地的宣傳下，「消費」成為國民義務，沒有能力或拒絕消費的人就變成異端，只能苟活於社會的邊緣。

其實，人類文明史上真有一些不甘屈服於消費社會商品拜物教的異端，他們自有一套革命性的生活哲學，自願處於「貧窮」的狀態，用「簡約」來換取個體生命更充分的綻放。他們認為人的生活，「是」什麼（to be）比「有」什麼（to have）更有價值。他們看到人類不斷膨脹的慾望製造了永遠感覺欠缺的痛苦，而在滿足欠缺的過程中，卻忽略了人生中最珍貴的事物，譬如愛情、親情、友情、互助、團結、分享。在歐洲、加拿大、美國、澳洲、紐西蘭都不乏這樣選擇貧窮的個人或團體，用「放棄」作為抵抗的武器，背離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增長的信條，自認為是「自願簡約」的奉行者，或者乾脆自稱為「減速者」（downshifters）。

他們從日常生活當中一系列的「自主選擇」來實踐簡約的理想。譬如，只購買當季的在地蔬果、儘量騎乘腳踏車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避免使用非必要的電器、節約用水。他們儘量學會自製物品，樂於耕種田園，寧願用以物易物、回收、維修來代替購買。他們堅持一個簡單的信念：要改變世界，先改變自己。

這種自願簡約貧窮的運動，最具代表性的是目前遍佈五大洲的「第四世界互助組織」（ATD Quart Monde）。組織創建者雷津斯基神父（Joseph Wresinski）倡議追隨者都應讓自己處於匱乏狀態，因為，自願貧窮會讓志工更接近想要幫助的貧困家庭，更容易讓他們接受並取得信任。這種自願選擇的貧窮可以讓窮人脫離卑賤自慚，不必在富人面前低聲下氣。而一旦窮人建立自信，可以自我肯定，就會挺身和周遭的世界接觸，勇於表達，敢於對抗。

在台灣，當貧窮的現象擴大，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面對貧窮的態度？是否可以接受貧窮做為自願的生活方式？不是歌頌貧窮，而至少是不再以貧窮為污名，允許有人選擇自處於匱乏的狀態，拒絕消費，拒絕經濟增長的迷思，允許人們更團結互助，消滅剝削和壓迫，充分發展個性，讓社會往自由人聯合體的方向邁進。

資本主義每發生危機，就是勞資關係斷裂時，雇與被雇兩廢，生產停擺，社會也停擺，倘不及時修好復工，那就演為政治動亂，恐有革命之虞，所以資本主義國家此時不能不大有為，眼下西歐與北美都在力行「銀行國有化」，自毀自由市場的信條，無異是搏命演出。同樣來到生死關的台灣，國家出手最重的，就是日前開始撥款補助勞工告資方，不惜直接得罪資產階級。

環視各國作為，台灣這樣對付經濟危機的招式可謂獨步全球，即使相較於自身長年官商勾結的歷史，也是空前的，何以故？

當然是反映此間勞工失業，受害的憤憤情勢空前嚴重，主政者生恐不測，在極度失衡的勞資天秤中首度換邊押注，難道官方別無他法嗎？是的！台灣有異於全世界的地方，就是沒有工會，島上名為工會者都是閹雞──只啼不生；或是豆腐──軟綿綿；或是花瓶──聊備一格，勞工毫無集結點，了無集體力，對資本略無還手招，勞動大眾俱成狼奔豕突狀，革命不可能，但是投票造反就在年底選舉，於是官方出焉，親力親為，槓上不法資方，這完全是官方自食其長期粉碎工會的惡果，倘有工會總攬工人事務，逕與資方集體談判、集體爭議，又何須官方制勞基法，憑添訟案呢？

景氣猛跌，勞資糾紛勁升，去年達兩萬四千多件，較前年增加兩成四，瞻首今年走勢一路破底，是則工作現場的紛擾更加可畏，勞委會前（2）日啟動「勞工訴訟立即扶助方案」，撥出公帑6千萬元扶助勞工上法庭向資方索錢，為荊天棘地的勞資關係潑油點火，凶險之至。

當知，此時已是非常時期，豈僅勞工失業，主要是企業破產，正因為越來越多資方無力支撐，故而出現大量的、結構性失業現象，所謂「資遣」，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更能突顯其不可行，既已破產的雇主哪來餘財去打發受雇者走路呢？全世界只有台灣《勞基法》還殘有這種家父長式的恩庇觀念，錯把資本家當封建領主，早該修法了，事實上，勞工保險就涵括失業為第七項，老闆每月都付了勞保費的份額，怎麼還重複承擔資遣的義務呢？他如職業災害、退休等皆然，這些當前稱為勞資爭議的名目統統是落伍的勞基法所製造出來的，勞委會不正本清源，還一逕執著到底，無端煽起烽火。

相對於勞工群起控告資方，失業是小事了，因為訴訟必有勝負，勞工失敗，倘貪念不息，不會變質為超法律的集體行動嗎？倘資方失敗，誰還敢投資台灣？從律師轉業為勞委會主委的王如玄，可知訟棍禍台、亡台嗎？

近年在中國出現的商品翻版風，開始受到媒體、文化界的關注。這種被戲稱為「山寨」的現象，最近被視為是中國版的「在地文化創意奇蹟」。最典型的看法，是認為中國的「山寨」的創意雖然有點「俗」、「草根」，卻顯示中國已經在翻版複製之外，開始出現文化創新的自主性、能動性。

這其實是一種「以果找因」的附會。

中國「山寨」的現象，並不是開天闢地以來的第一遭。日本電子產品在1970年代從複製「升級」成造型、創新取勝，以及南韓、台灣產業從1980年代的「海盜」、代工變成重視設計的經驗，都比中國的山寨來得早。

媒體、文化研究學者，似乎是從這些經驗來觀察山寨的發展潛力。但是，從歷史來看，出現了「在地需求融進產品翻版」的現象，並不意味著創造力的出現。

最明顯的反例，是家電產品在19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出現的「造型創新」風潮。當時，國外家電產品普遍強調外型設計、小改款，近年資訊電子產品在功能沒有大幅更動，卻頻頻換外殼材質、外型色彩的作法，幾乎是重複家電業的操作模式。然而，30年前的家電重視外型的原因，卻是創造力枯竭。當時，家電業在功能開發上遇到瓶頸，只能用造型設計這種低成本的作法來因應。直到1980年代，家電業才將焦點轉向關鍵零組件，讓家電產品的開發，脫離前一個階段只在顏色、外觀上做文章的尷尬期，當時，晶片在電子產品的成本佔了近40％的比重。

至於在中國「山寨」出現的各種「在地設計風格」現象，也不特殊。台灣家電業者在早期模仿日本產品造型時，就曾經將本地對於色彩、使用習慣的特殊需求納入設計過程。當時，出現了許多具有「在地色彩」的產品，例如，本地業者就曾經融合冰箱與米缸的概念，開發出白米乾燥儲存機。然而，當年的家電產品「草根創意」，至今卻似乎沒有留下太多痕跡。

這並不是創意不足，而是，產品的設計、創意，終究是要靠硬體生產來落實。缺乏零組件、製造為後盾的產品設計，最後只會淪於「玩弄創意」的下場。大約5年前，許多本地業者獲得國外設計獎的產品，最後無法商品化的關鍵，就在於開模能力、零組件整合能力不足，而非設計創意不足。

要觀察山寨是否可以「從量變到質變」，由複製、模仿進入文化創新，關鍵不在於設計，而在於零組件的研發能力。本末倒置，誤把現象當成本質來處理，只會讓我們陷入「看到黑影就開槍」的窘境。

為挽救持續探底的經濟情勢與日益嚴峻的失業率，半年多來政府祭出各種措施，無論是發放全民消費券、提供失業救助，或是釋出職缺以創造就業機會等，不外希望能協助人民度過難關。相較於其他行業，教育體系內的相關受僱者，似乎較不受景氣榮枯影響，而比起其他努力擠出職缺的公、私部門，各級學校能提供的協助似亦有限。

其實，在一片刺激消費、鼓勵就業的氣氛下，教育體系可以切入的面向並不在少。我們建議，在經濟不景氣的此刻，正是政府擴大教育投資的最佳時刻，茲提供以下作法參考：

一、校園基礎建設全面翻修：經由不斷的宣傳與推廣，節能減碳的概念目前已深植人心，問題是，各級學校平日雖然努力推動環保教育，然而學校自身的基礎建設多數卻一點也不環保，特別是老舊的電路與供水系統，無疑是對學校推動節能減碳政策的一大諷刺。我們建議，學校建物本身就該落實節能減碳的政策，政府應專款補助，全面於各校架設國產太陽能面板、並汰換老舊電路與供水系統，這不僅是以具體行動落實環保，短期而言，當有助於擴大內需市場、刺激景氣復甦，長期來看，更可以為各級學校節省可觀的水電開銷，在景氣低迷的今天，還有什麼比投資教育更有意義？

二、汰換校園老舊資訊設備：作為台灣重要經濟支柱的資訊產業，在此波經濟不景氣中受創尤深，資訊產業從業人員不是遭裁員，就是大放無薪假，正想盡辦法要擴大內需的政府，應適時協助各校更新電腦、通訊、視聽軟硬體設備，並採購最新教材教具，供教師教學使用，此舉既有助於提升教育品質，亦不失為協助優質國產品牌及其員工度過經濟危機的具體作法。

三、補助學生購置資訊產品：為了刺激消費，政府年後曾經發放8百億元消費券，不過，成效如何似乎仁智互見，是否再次發放，實應審慎評估。其實，與其再次舉債發放消費券，何妨思考將這些錢投資在孩子身上，目前全國國民中小學在學學生人數共計約263萬人，若每名學生補助一萬元電腦（或其他資訊產品）購置費，總數尚不及消費券發放金額的3分之1，可行性如何，或可進一步評估。

環顧國內外情勢，這波經濟危機短期之間恐怕難以有所起色，如果馬政府擴大公共投資、刺激消費的對策無誤，擴大教育投資或許不失為兼具多重效益的可行之道。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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