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主化敘事，大抵是一種內向型的發展，即受壓迫的在地住民反抗黨國權威，結束了軍事戒嚴、緊接著出現首位台灣出生的民選總統，以及在世紀之交完成了劃時代政黨輪替。

這種內向型的發展並不令人意外。舉凡選舉、被選舉等政治自由權，乃至於攸關再分配的的社會福利權，都無可避免地與這種內向型發展緊密聯繫。進一步地，客家學院、台灣文學與原住民族學院在過去十餘年陸續成立，亦可視為這種內向型民主化過程所建立的文化權指標。

這種內向型的民主化發展迄今仍是未竟之業，這可從政黨輪替的失敗（扁家貪腐醜聞、反對黨迄今仍低迷不振）、國內貧富差距的擴大與惡化，以及雖然族群間的文化權利逐漸被認可，但卻也因選舉張力而存在緊張等面向看出。

但我們要提醒的是，隨著馬政府的執政與兩岸關係的積極交往，台灣未來的民主化將不再僅侷限於前述的內向型發展，也必然得在外向型發展的軌道上運作，這既是民主獲得擴充的機會，但也是嚴厲的政治挑戰。

由於台灣所面臨的歷史條件特殊，故只要政事性質涉外，例如邦交、援外或加入國際組織，民間幾乎都體貼地自動授權給行政部門，既無決策過程的對話，亦無事後的監督。這使得台灣雖然不缺外向型發展的民主化空間，卻總受制於國際處境艱困的自我認知，而屢屢止步。

外向型民主化的轉機是來自於可預見的馬英九總統任期。由於兩岸關係的交流愈趨頻繁，故也讓兩岸成了台灣對外關係的發展起點。更重要的是，攸關兩岸的對外發展也無可避免地會對台灣內部的再分配制度產生重大影響。所謂的內、外之分已經逐漸模糊，而台灣的民主化必須內外兼修。

眼前最需被關注的議題即是ECFA。原先陸委會尚擬以舉辦公聽會廣徵民意的方式擴大參與，孰料在公聽會舉辦的前一天，行政院副院長與經濟部臨時喊卡。行政院副院長邱正雄說得很耐人尋味，他說ECFA「原則已經講得很清楚」、「勢在必行」。可見邱副院長仍認定ECFA是「政府對政府」的高級政治議題，徹底「與民無涉」，其心態仍停留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ECFA絕非可有可無的小事，否則政府也不會宣示得如此強烈、業界警訊拉得如此頻繁。問題是，擔心水門一開而被沒頂者如勞工、農民、傳統中小企業，亦不在少數。如過去WTO歷次會議被不斷抗議，人們所得到的教訓那樣，愈是看似層次愈遠的議題，愈是需要在地草根的正當性。這一課，台灣社會才剛起步，但我們的官員則仍懵懵。

明眼人都知道：金融危機下最保值的就是房地產。所以橫跨北桃兩縣，長達30公里的河畔腳踏車道的附加價值，極可能讓桃園的房價「向上提昇」到北縣的水平。

事實上，翻開房價圖：正順著新店溪、大漢溪一路看漲，而溪洲、三鶯與河濱三個被拆遷部落，卻也「恰巧」位於房價熱點。更驚人的是：政府也無法回答為何他們位處「行水區」卻30年未淹水？

令人不禁要問：用納稅人「公共」的稅金來拆除原民的老屋、鋪設腳踏車道，是否僅為圖利「私人」房產商？房產商和政府官員間，是否存在著龐大的「政治獻金」利益？否則，為何要罔顧河濱部落70歲老人家們的餐風露宿，執意在今年將其老家化為平地？

答案正是土地背後的「金權政治」：畢竟，官僚可以換來換去，但拆遷政策卻會穩如泰山。這是一場奠基在土地私有化的公共居住權鬥爭，無論你的種族與膚色，沒有私有土地的人都將被逐出家園。

所以，團結的訴求正是提出：公共化的居住權是勞動大眾的基本需求。亦即在公有地的基礎上，原住民可以蓋屋、漢人可以租公屋。只要是受雇者，都不應被高房價榨乾薪水；相對的，我們都應有價廉、舒適而長久的公共住屋權。

本週三侯孝賢導演與桃縣河濱部落、北縣三鶯部落，共同前往國民黨：抗議桃縣府以興建腳踏車道為由，在未安置之下、強行拆除其位於行水區中的住家，並要求朱立倫下台、國民黨道歉。

我們尊重原住民習慣群聚、逐河川而居的生活方式與傳統價值，以及其長期處於經濟弱勢、無力負擔都市房價的現實。

但是，一個進步的社會、凡事需論法理情，依據《水利法》規定：「河川區域（行水區）不得建造工廠或房屋。」其屋事實上已違法。

從理的角度，颱風季節將至，若未及早將原民遷至安全的居住地點，日後若發生類似八掌溪事件、或者淹水傷害身家性命等問題時，政府、社會都將付出極大的社會成本。

由情而論，北縣府已陸續提出「就地合法」、「以地易地」，及「就近安置」3個方案，相信近日內桃縣府也會從善如流，提出類似折衷方案。

但解鈴仍需繫鈴人，關鍵仍在於原住民朋友是否願意放棄河濱畔的餐風露宿，改為接受縣府專為其興建、保留的國宅。

至於國宅6千元房租過高的問題，就得期許北、桃兩縣政府，儘快協助河畔的原民朋友一份長期而穩定的工作，方能化解這場土地紛爭。

先是撞球好手吳珈慶鬧出走，接著是WBC中華隊再敗給中國，在其他各組尚未開賽之際就已打包回家，名符其實「還沒開始就結束」，然後是台維斯盃輸給了印度，才一個多月的「牛年」，果然不利。

相信對大多數人來說，這裡面最痛的，仍然是棒球的落敗吧！上週的預言也一語成讖，WBC這「馬戲團」果然搞得台灣雞犬不寧，總教練葉志仙也從杜哈亞運用兵如神的金牌英雄變成了無米可炊的狗熊。一個星期下來，劉揆震怒、體委會挨轟，連原本不甚重視運動的諸家媒體們也開始「檢討」，甚至連每天聊「阿扁」的政論節目都忙著開藥方了，只是很妙，怎麼都是同樣一群人啊？

京奧的輸球，可以辯稱運氣使然，這次的敗戰可是一點藉口都沒有，如果輸了這一場球可以真正喚起國內棒壇，倒也不是壞事，而本人在此貢獻我的「兩分錢」，提出幾點建言。

首先，是到了聘請外籍教練的時候了。但這絕非立意於外來和尚比較會念經，或是本國教練水準的問題，而是這是解決國內棒壇山頭林立的治標方法。如果細看經典賽中華隊的名單，會發現11位選手來自於國立體育大學台中校區，其中林哲瑄與蔣智賢一入學後就被轉介到美國打球，但是這當中許多選手甚至連上場亮個相都沒有，這樣的現象足堪玩味，選訓委員中，是否有傾向拔擢自己子弟兵，但卻忽略了整體戰力的考量？溫情主義與派系是普遍存在於台灣社會中，這並非體壇專利，然而唯有聘請外籍教練，方可以跨越派系的包袱，用人惟才。聘請洋教練，對於號稱國球的棒球來說，無疑是一記重搥，然而連號稱「足球祖國」的英格蘭都可以放下身段，先後聘任瑞典籍的艾力克森與義大利籍的卡佩羅領軍，那台灣棒球還有什麼好矜持的呢？

再者，國內棒壇的雙頭馬車時代，是該劃下句點了。中華棒協與中華職棒之間的鴻溝已經深不見底，中華職棒身為台灣棒球金字塔的最頂端，但卻上樑不正，屢屢出包，其領導者也淪為虛位；棒協既然手上無兵，則乾脆扮起業餘球員掮客，把年輕球員一個一個往日本、美國送，甚至還辦起了名為「訓練營」，實為供外人「選妃」，基層棒球中，買空賣空的「球探」與「經紀人」卻反客為主，變成了主導基層棒球發展的黑手。問題的癥結就在於雙頭馬車的領導，自從唐盼盼於1993年卸下兩者的領導者之後，棒協與中職就此分家，其惡果在十幾年後一一浮現，兩者間沒有互信基礎，甚至為了賭氣而並未齊心協力為台灣棒球發展努力，在這國際棒壇迅速變化的十幾年間，內憂外患下虛耗的台灣棒球的確被拋在這浪潮之後了。

棒球的重要性在台灣社會不言可喻，撞球的風風雨雨、網球的失利都被淹沒在WBC失敗的巨浪下，國球之名是沈重的，但不可否認它也享受了國內體壇最大的資源，改革之路漫漫，但若能先從這兩項改革做起，將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明年，是台灣實施「19點財經改革措施」50週年，這是個讓台灣一腳踏進出口導向生產的重大政策。在這個歐美消費市場萎縮，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來越擴大的時候，其實是對這50年台灣經濟發展探討的時候。

就在半世紀前，在美援即將終止的壓力下，尹仲容等財經首長提出的「19點財經改革措施」，搭配1965年成立加工出口區，讓台灣成功作為加工生產基地。自由經濟學者常以當年的改革開放作為進一步自由化的理由，但仔細深究，當年的國民黨政府是有意識地對進行資本及商品進出進行分類控管，加上國營企業仍佔據戰略性產業，台灣經濟的發展，是有高度管理性質。

但要注意的，在生產層面有戰略性管控，分配層面除了選擇性的恩給之外卻是呈現「放任」，因農村破產游離出來的勞動者，僅在勞動力自由市場的「下滴」邏輯中換取薪資，集體談判權則在工會戒嚴中完全消失。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隨著1970年代石油危機的過關，二次進口替代成功，薪資成長仍隨著GDP的增長而順勢墊高。更重要的是，台灣製造業的薪資，曾因為後進國出口導向規模還未趕上，加上勞基法實施，而有一段時間的成長蜜月，但隨著1980年代國民黨政府的獎勵資本外移政策漸漸奏效，傳產外移造成失業，台灣的經濟成長一定程度開始仰賴新興產業的泡沫效應。

這種模式，帶來經濟成長，卻使得以工資成長創造擴大消費成為發展險途，其實在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後，就有一波反省東亞各國加工出口生產的討論，但隨著美國仍扮演著吸納全球商品的超級市場，東亞各國就靠著繼續撩下去走出風暴。這也是為什麼台灣一碰上美國消費力下降，GDP及工業生產指數就下降到全球最差的地步，台灣的出口，已經佔了高達GDP的74.14％，而在1999年，僅僅47.32％。

但大有為政府的神話卻依然在東亞各國竄流。國民黨重新取得政權，也是仰賴著技術官僚治國的神話，在東亞新興工業國家，除了南韓公民社會力量較強之外，這次危機的解決方案，仍然靠著政府菁英支撐，已經建構半世紀的發展型國家，不論從實體經濟或是意識型態，正在奮力一搏。

這半世紀的經濟發展，帶來了許多經濟迷思，從對大政府的稱許，再到對自由經濟的擁護，累積至此，帶來的種種政治經濟問題，得這次危機讓東亞各國面臨嚴重的經濟震盪。這次經濟危機讓新自由主義人人喊打，但不見得回到大政府就是出路。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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