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局駐加拿大多倫多辦事處新聞組長郭冠英疑似在部落格發表辱台言論，使用「台巴子」和「倭寇」等詞指稱台灣人，經媒體披露後，不只掀起輿論上的軒然大波，新聞局更將他緊急召回調查。這廂高舉道德大纛審度芝麻官郭冠英，甘冒扼殺言論自由、文字獄等大不諱，公權力也要介入究辦；那廂阿扁一家人貪贓枉法，卻彷彿道德真空一般，只在法律上進行攻防，對其越來越激烈的種族主義台獨言論或八卦爆料置若罔聞。

若郭冠英的文章真如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所言，是「社會分裂的種子」，那麼她該做的應該是約束該黨公職、黨職政治人物繼續發表更為極端的種族歧視言論，而不只是一同譴責郭冠英，讓種族主義者更加自以為正義，繼續加深所謂「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矛盾與鴻溝。我們不是贊成郭冠英或「范蘭欽」的言論，但與「中國豬滾回去」或「外省人DNA不同於台灣人」的說法，其實都一樣，不該只撻伐前者，對後者輕輕帶過。

無論統一或獨立，其實皆有許多可以辯論的實質議題，但是種族主義者往往將之本質化為不可挑戰、無庸置疑的真理，成為魅惑人心的意識形態。例如：CECA或ECFA因為是促進兩岸經濟整合，所以必然是好的或不好的，支持者無需論述它對誰有利？對誰不利？甚至不必推論何以有利於台灣經濟；同樣的，反對者也只能批評其黑箱作業、賣台，而不去闡述區域經濟整合是為誰找出路？哪些人經常被犧牲？換言之，統一和獨立是可以具有階級意義，而不全然是種族主義的，因此，減少種族主義的言論，才能讓統獨中的其他議題浮現，我們反對郭或「范」的言論，可是更反對扁及扁迷們以此為護身符，正當化將阿扁一家的所做所為限縮為純然的法律問題。

法律是道德的底線，元首為國家的象徵代表，自不待法律處置而以道德自律，以免有損國家尊嚴。如今芝麻官郭冠英與前總統陳水扁兩相對照，卻發現台灣再次獨步於世界，恰好顛倒。對下以道德責之，對上則道德真空只言法律，任前元首大放厥詞，才是對台灣人最大的污辱吧！

台灣護士一人當多人用、工作疲勞等問題早已不是新聞。馬總統14日出席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20周年慶祝大會，針對護士太累、工作條件不佳等問題，承諾支持修法將護病比降至1比7，同時表示不會開放大陸學歷考照。這看似回應了問題，實際上是把問題簡化了。

人力吃緊誠然是問題之一，但更重要的則是其中的管理體制、專業地位以及勞動權利問題。配合著醫院企業化經營所實施的各種評鑑考核，早已經將醫療品質的管理扭曲成形式主義的文件戰，除了讓醫院高層方便管控、增加權力之外，對實際醫療品質並無太多助益，甚至有害。同時，傳統的由醫生主導的醫療體制，持續忽視護士長時間接觸病患、診斷病情甚至安撫情緒的專業貢獻，使其在醫療過程中的地位無法提升。這些問題，最後皆展現在護士的長工時、換算時薪低、工作疲勞與工作傷害等問題上，影響醫療品質。

要解決這些問題，光靠高層或「公會」的某些政策，只會換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扭曲結果。我們更需要的是讓基層護士能夠組成「工會」，以勞動者集體的力量監督管理者、爭取專業地位。

護士工作疲勞的問題由來已久，因為護士的工作本質即是繁瑣、辛勞、充滿突發狀況且不乏危險性。再加上台灣實施全民健保之後，病患「逛醫院」的情況大為增加，更使護士的業務量持續上升。在此種需求增加的情況下，護士的人手經常處在吃緊的狀態，並不奇怪。

奇怪的倒是高層的對策。馬總統出席護理公會時，一方面承諾要將護病比降至1比7，一方面卻又反對大陸學歷考照。這一方面希望增加人力，一方面又要減少外來競爭者，試問，在目前國內護理院校供給有限的情況下，要如何增加人手呢？眾所周知，一旦立法規定護病比，醫療院所對護士的需求將增加，屆時恐怕護士人力的吃緊依舊，但薪水卻由於限制競爭而被人為地抬提高，最後還是要由患者或是全民健保埋單。再者，就算台灣護士在一段時間之後有所增加，以台灣又急又猛少子化的趨勢來看，年輕的護士增加幅度必然大大落後於即將邁入老年的病患的需求增加幅度。到時候，誰來照顧這些病患呢？

當然，如果馬總統的限制對象只針對大陸學歷，而效法日本開放菲律賓等國的學歷，或許也是可行之道。

杜斯妥也夫斯基說：「一個人所能給予這世界最大的禮物就是他自己。」我不認為存在一種獨善其身與兼善天下的區分；自身完善便是任何人所能給予世界最大的禮物。因此，我對那些一生在山洞裏打坐的修行者之尊敬，往往勝過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志士。

羅素四處演說，一生出版96 本書，發表兩千多篇文章，反美反戰反核武，戮力世界和平。相反地，維根斯坦雖寫了千萬字筆記，生前卻只出版一本僅兩萬字小書《Tractatus》（邏輯哲學論叢），不曾發表文章，一生只做過一次公開演講，而且從不參與社運，對之鄙夷甚深，常說那些救國救民者大多是人渣。羅、維兩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但後者贏得我的心，前者在我看來卻可有可無，瑣碎而缺乏意義。

羅素有一次嘲笑維根斯坦說：你整天為自身道德煩惱，「難道你想當完人？」維說：「對啊，難道你不想？」這話很容易曲解成自私，但追求自身完善是使之無私無我，而非自私。甘地說：「當一個人把自身降到零，便能撼動世界。」降到零便是無私。當你視己微渺如塵，你反倒有了重量；當你膨漲自我，拚命擴張影響力，反倒輕薄而無足輕重。這話很弔詭，但弔詭往往更接近真理。

自身完善若不可能，至少別窩囊。做好事做壞事都無所謂，千萬別窩囊，別面目模糊，要像個「人」。但在台灣，你總是能在菁英身上聞到一股窩囊的虛榮氣味；他或許什麼都有，卻沒有「自己」。

在劍橋認識一位留學生，姓關，已10年沒連絡，卻一直存在我心裏，我看他就是那種「在山洞裏打坐」的修行者。在他身上，我看不到半點虛榮。他對現實世界很無知，卻給了這世界最美好的禮物，那就是他自己。他雖處「山洞」，不為人所知，但他的好卻不曾因此減少一分，正如太陽不會因為無人注意其存在而吝於給予萬物溫暖。其他留學生看他土裏土氣，毫無來由幫他弄出一些謠言，說他什麼課業不順生活緊張，或說他英文不好（事實上我沒見過英文寫作比他更好的台灣人），於是有人「好心」跑來要我以精神科醫師的「專業」治療他，我回信給那位「好心人」說：「妳沒搞錯吧？我豈能治療一顆太陽？他是治療人的，不是讓人治療的。」

當然，在一種鑑賞能力極其庸俗的社會中，美醜顛倒，賢愚易位，但太陽就是太陽，太陽不會因為你輕忽它或鄙視它而吝惜一分光熱。一個善良無私的人或許並沒有為你做什麼，可當你想到世上哀樂竟然有人真的在乎時，難道這不就是為什麼生命還值得留戀的原因？

1987年3月7日，傍晚一艘疑似漁船的不明船隻向小金門東崗海岸漂來。守軍驅離射擊無效，船隻登陸，原來是一艘越南難民船。船上生還者多是老弱婦孺。前線舊習，外船登陸視同作戰失敗，防區指揮官為免上級究責，竟然下令殺死全部難民。為了避免留下證據，甚至命令士兵以圓鍬擊殺或者活埋。官兵徹底執行，難民無一倖免。同年5月消息走漏，於是自金防部司令官以降全被撤職。旅營連長則遭軍法審判，全部緩刑結案。

回顧戰後歷史，此事件（以下簡稱三七事件）堪稱台灣涉外人權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台灣的轉型正義專注於國內，基本上是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的情況，三七事件則跨越了國內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區別，使台灣與國際接軌。換言之，所有台灣人在國際上都成了道義上的加害者，因為軍隊對外代表國家。具體而言，在場下令屠殺的固然是職業軍官，但實際執行的卻主要是義務役官士兵。他們來自全台灣各地、各族群、各階層，顯然應該有不同的投票與認同傾向，和街頭巷尾的年輕人沒什麼不一樣，是台灣社會具體而微的呈現。

很遺憾，三七事件中沒有一位官兵挺身而出護衛難民。相形下，在越戰美萊事件中還有美軍軍官不惜動武制止同袍屠殺無辜村民。當然，在戒嚴體制的背景下，也許不該責難奉命殺人的官兵，尤其是義務役官兵；但如果只是奉命就沒有責任，那麼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也可以同樣的理由辯稱無罪。東德哨兵奉令射殺試圖越界逃亡的人，在德國統一後多遭起訴，他們同樣以奉命為由喊冤，多半不為法官接受。德國經過納粹與東德兩次轉型正義的經驗，得到一勇敢而又沉重的共識：如果違反人權，即使奉命殺人也不能免罪；人最終不是對下命令的長官負責，也不是對長官下令所援引的律法負責，而是獨立對自己的良知負責。這不只是神父牧師講道的內容，這也是法官判案的中心標準。

最近因電影《為愛朗讀》的放映，掀起頗多對納粹罪責的討論。對於這個問題基本上有兩種討論的方式：一、援引漢娜‧鄂蘭之「邪惡的庸常性」，二、偏重個人良知對抗邪惡意識形態。乍看下，三七事件堪稱「邪惡庸常性」的台灣版，因為執行者大部份是義務役官兵，甚至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預官與大專兵，換言之，原則上人人皆可為屠夫。但要如何避免人人皆成屠夫，還是得深思且更進一步的提問：是什麼樣的戒嚴體制、什麼樣的意識形態讓人人皆可為屠夫。

如果設身處地回到22年前的現場，這將是一個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的問題，不為聖賢則為屠夫，不為屠夫則為聖賢，其間不容有凡人這一選擇。如何讓台灣社會成為人人皆拒為屠夫的人道社會，應是台灣轉型正義不能須臾忘卻的根本目標，希望三七事件能從歷史的墳墓中復活，永遠作為台灣人全體警醒自己的明鏡。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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