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金融海嘯產生的20個世界最大經濟國家高峰會議（G20），即將在英國倫敦舉行。在它的預備會議──G20財政部長會議──前夕，巴西、俄國、印度以及中國的財政部長舉行會前會，發表聯合公報，除了分析金融海嘯以來世界經濟危機的狀況，呼籲各國合作克服這場危機之外，還提出改革世界經濟體系，特別是改革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以及世界銀行（WB）的組織與權力分配。

IMF以及世界銀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美英等國召集資本主義主要國家，在美國布列頓森林會議決議建立的世界經濟組織。除了IMF以及世界銀行外，還有關於貿易的國際關稅貿易總協（GATT，世界貿易組織WTO前身），共同組成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建立這個體系，是預防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混亂所導致的大蕭條；那場大蕭條是催生第二戰的主要動力。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戰後強國除了改進國際政治體系（成立聯合國），還發現必須建立國際經濟體系。和一戰結束後只成立一個功能不強的國際聯盟相比，建立聯合國以及布列頓森林體系的力度大很多。第三次世界大戰終於沒有爆發，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但是和國際政治體系聯合國的組織原則不同，IMF以及WTO的投票權並不是每個國家都相同，而是依據該國加入這兩個組織時，所出資本的大小來決定。換言之，這兩個組織的權力結構比較像是民間營利企業，依據投資者擁有股份的多少，決定股東會議的投票權。這個制度決定了這些世界經濟組織的控制權掌握在少數資本主義經濟強權，特別是美國。即使這些國際經濟組織都附屬於聯合國，根據聯合國成立的精神，它的權力分配應該民主平等，而不該弱肉強食，依經濟拳頭的大小來分配權力。

布列頓森林的組織原則不僅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也不符合現實。二戰結束60多年來，國際經濟局勢已經發生巨大的變遷，然而布列頓森林組織的權力結構與分配，還是依據半個多世紀前的經濟局勢。這種不符合現實的安排，其實不利於克服當前世界經濟大危機。甚至美國財政部長柏南克最近也表示，應該增加中國在IMF上的表決權。金磚四國的聯合公報，只不過反映了這個現實的需要。

但是，這個改變將會動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版圖，抗拒的力量一定不小。更重要的，這樣的改變雖然朝著比較民主等的方向前進，但是根本上還是依據資本主義的邏輯，還是強權主導世界的體系。因此，我們認為，金磚四國的改革方案，只是朝向建立國際經濟民主的第一步。更多的努力還需要進行。

雖然說資本主義體系的工會和工人在市場經濟的前提下，常常只停留在承認勞動力的剝削，而以保障工作權為主要的集體訴求，但即使是最投機的國際工會組織也知道，資本家常常是缺乏投資遠見的一群。工會要在社會大眾建立權威，就要自己指出有利社會大眾的政策在哪裡。

舉例說，主要代表北美和加勒比海區製造業工人的聯合鋼鐵工人工會，就懂得利用經濟危機資本家自顧不暇時，與環保人士於華府進行國會遊說，直指未來兩年如果能投入1千億美元於風力發電、電力輸送網建置、大眾綠色交通及相關的綠色經濟方案，所創造的兩百萬個工作機會足以紓解美國正面臨的失業潮。

在台灣，現階段一片靜默的社會力量基礎上，工會與環保團體難得積極地聯合倡議，前述的景象顯然難以再製。面對台灣是否能發產綠色產業，放任鴻海企業式的那種哪裡市場有辦法以優勢進入就切入的思考，產業、勞工和環保是三輸。工會界得先打破沉默，小兵作戰的環保團體更應適時配合創造更多建言。至少第一階段該做的倡議是：綠色產業必須是有經濟危機發生時社區、受雇員工能夠不受資方利潤威脅工作權的新經濟；綠色產業必須承認有工會代表結合環境協議今神的團體協約。

全國能源會議召開在及，原本以為歐巴馬的「綠色經濟」主張會為會議效法，參加北區分組會議後，令人失望。諷刺又幸運的是，3天後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就表示，進軍環保產業是著眼於「大時代產業淘汰賽的開始」，因此要針對企業的下一波發展進行投資。也就是宣示跨足綠色產業是著眼於大未來。

郭台銘表示，鴻海深圳廠碳排放量平均每天就高達一百萬噸，因此將先由鴻海自己全球的廠區做減碳工作，未來則將提供其他亞太區企業當地化、客製化服務的節能減碳解決方案。長期而言，鴻海目標在台灣打造綠色智慧城市，使用綠建築、LED、太陽能、綠色面板等環保建材，預計是數十億美元的重大投資計劃。這不正是回應綠色經濟？

一週後，行政院好像也開始動了起來，劉兆玄親口提到，聯合國提出綠色新政的概念，各國的政策方向也多蘊含綠色能源、綠色產業及綠色消費的內涵，期透過再生能源開發及低碳運輸系統推廣，帶動經濟成長，同時解決環境問題。問題是，台灣的能源討論，長期被幾個跟不上潮流的學者，和仍然只在火力與核能打轉的台電所左右，跟得上時代變化嗎？只能期待產業界快快進行實際投資，讓政府至少得以後進的承認綠色新政重要性。

「3‧14」西藏事件週年，「20國集團」G20的財長們正在倫敦開會，商研拯救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並且將有求於北京，所以當天流亡藏人在國際上的活動，西方僅只應景地略說幾句。而去年西方炒作西藏問題的主角，法國總統沙柯吉，今年對於週年紀念「緘默」之餘，不甘寂寞並擅長捭闔的他，換了一個更大的舞台來表演。

倫敦會議前3天，沙柯吉發表重量級的談話：法國將重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軍事指揮體系。14日的倫敦會議，是為4月2日的G20高峰會的準備動作；11日的沙柯吉的談話，則是為了4月3、4日北約將舉行慶祝60週年高峰會的預告──屆時法國將對北約正式提出重返軍事體系的知會。這幾天，法國國會正在討論此一重大事件，而沙柯吉將面對左翼陣營、甚至於他自己執政聯盟的雙重反對壓力。

北約是世界史上空前龐大而複雜的軍事政治國際組織，法國是北約創始國並且一直與會至今；所謂「重返」，是指北約十分特殊的軍事指揮一體化這件事，法國在1966年戴高樂總統時代退出，但並無礙於法國仍保持是北約重要成員，並且在1999年仍參加北約集體軍事行動的轟炸塞爾維亞。

戴高樂當年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連帶逐出北約在法國的基地與在巴黎的總部），是為了反美，因為北約慣例其最高軍事統帥都由美國將領擔任，軍事指揮一體化也就等於聽命於美國。所以，反北約的法國左翼反對「重返」，而執政的右翼聯盟為維護法國獨立自主的戴高樂傳統，也不同意。

然而43年過去了，國際陣營與全球戰略幾經巨變，早已今非昔比。第一個巨變當然是：北約對手華沙公約集團在1990年解散、次年底蘇聯瓦解。第二個巨變是德國統一，與後冷戰以來迄今不停的北約東擴。第三個不算巨大的變局，是去年8月俄羅斯用兵喬治亞，阻止新階段北約東擴。

德國統一與北約東擴，使北約歐陸化、陸權化，甚至「日耳曼化」，也就是美國被架空化；所以美國要更激進地東擴到亞洲西陲的喬治亞，超出歐陸範圍。喬治亞衝突，歐盟變成「紙老虎」是英國的說法，德國另有一套算盤──在沙柯吉利用美國新舊總統青黃不接，迫歐巴馬放棄波蘭、捷克的反飛彈計劃之中，德國竟放言要與俄保持密切關係。美國精心設計阻止德俄和解的東歐反飛彈計劃失敗之後，北約可能重新「日耳曼化」，於是法國要聯美加以制衡。

面對台灣整體經濟與社會局勢的持續惡化，如失業率飆高、生活壓力沈重、家庭關係鬆解、社會合理價值的墮落等等，台灣社會的各方進步力量，無論在主客觀條件上，都必須積極因應，提出與實踐（或摸索）新的社會發展方向。

所謂社會進步力量，尤其是高度自覺性的實踐者，應是對於目前既定的資本主義社經與政治體制，在根本立場與價值觀上有著基本的質疑與批判，從而願意在各方不同的領域裡，結合群眾、推動發展出新的社會模式。

由於資本主義社會是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而整體運作，所以，縱使當前台灣社會的各種問題，是在各方領域裡以多元的方式來呈現，但這些問題都是在市場機制的運作下，而彼此密切相連的。

換言之，要解決台灣當前社經基本問題，台灣的社會進步力量，一方面必須提出根本性的訴求與新的實踐方案，而非侷限於既有的體制架構內來思考；另一方面，台灣進步力量就必須同時在各自領域基礎上，並在整體社會的大方向下真誠的團結起來。

也就是說，各社會進步力量應以翻轉整體社會為總方向，並直接聯繫到自己努力實踐的特定目標上。

那麼，擺在台灣今日的現實裡，台灣進步力量應做些甚麼，才能真正的團結起來，發揮最大的改造力量？

簡單的說，台灣多元的進步力量應集思廣益地針對當前基本問題，相應地提出共同認同的基本訴求。

這共同的訴求，乃是進步力量的基本政治路線。它不僅界定了各方力量團結發展的共同大方向，而且也是規範各方進步團體彼此差異（甚至爭議）時的基本準據。即，這共同認同的訴求，乃是多元進步力量能夠落實團結的具體基礎。

不可諱言，相對於主流社會來說，台灣進步力量還是微小的，還處於逐步成長過程中。而在這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彼此的當下抗爭目標、抗爭的力道、步伐等等往往會有不同，而很容易被在位者分化利用。

要防止這類運動目標的不明確，或彼此爭議時，流於個人意氣或人際關係的爭執，甚至宗派利益的作祟，而導致進步力量的渙散，進步團體更有必要，以明確的共同目標與訴求來整合各方利益，並在這客觀基礎上團結運作。

其次，這共同目標的訴求、路線，絕非是某一特定團體的訴求，而應是經過各方團體彼此之間的理性討論、爭辯而民主決定的。

總結來說，台灣社會多元進步力量，應針對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病根，提出明確的解決訴求，並在這共同的運動方向與路線上，團結努力，共同為台灣社會開創另一個明天。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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