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前結束的20國集團（G20）財長倫敦會議，是4月2日倫敦高峰會的預備會議，所發表的結論共識，除了最近大半年西方再三談論的改革國際金融秩序與拯救全球經濟之外，另有兩個重大的具體決定：國際貨幣基金（IMF）將增資兩倍，從現有的2千5百億美元擴增為7千5百億美元，同時使亞洲開發銀行（ADB）增資至1千5百億美元。這兩大增資，將在4月2日峰會上拍板定案。

4月2日將舉行的倫敦會議，是去年11月中旬G20華盛頓峰會的後續與完成。華盛頓會議當時並未作出重大決定，主因是留待IMF的龍頭最大股東美國新總統就職之後；而原先美國希望安排在今年4月底，現在提前到愚人節次日，應該是為了趕在4月4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60週年大慶峰會之前。因為這次倫敦峰會必將大幅調整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則應該趕在它所長年滋養並受其護衛的北約、新階段（法國將重返北約軍事指揮一體化）發展之前，先行塵埃落定。

去年11月華府峰會時，已顯現兩大趨勢：一是包括金磚四國在內的G20，將取代過去操控全球的G7集團；一是對於重建國際金融秩序，美、歐立場不同到了齟齬邊緣。而這次3月14日的倫敦預備會議，又出現第三個趨勢──為紓困問題，歐盟內部意見紛爭莫衷一是。IMF三級跳式的增資，其實主要為解決「新歐盟」國家要求擴大紓困，而增資既然是美元，美國樂得繼續做領導；對於ADB的同時增資，則是一種「歐亞平衡」式轉移世人對於東歐國家將擴大告貸的注意力，跡近掩耳盜鈴。

IMF暴增資，將有兩個準攤牌的問題呈現：一是美、歐都陷入債務黑洞時，這增資的5千億美元從哪裡來？二是必然造成資金來了之後，要改變IMF的股份分配比率。

先談第二個問題。如本報昨日社論所評：當年布列頓森林會議所決定的IMF組織原則，不僅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也不符合現實。這個組織原則規定：IMF的重大決定，須85％持股投票通過，而美國最初持股25％，至今雖遞減至略多餘16％，仍卡住85％門檻，有如獨家否決權。4月2日大增資之後，美國是否會調降到持股15％以下，或修改85％的門檻？全球正拭目以待。

至於第一個問題：錢從哪裡來？全球早就有默契：中國那兩兆美元的外匯存底，早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群魔眼中的「唐僧肉」了，否則溫家寶前個月訪歐時，也不致於責罵「豬八戒」。《西遊記》裡的「唐僧肉」，今天有一個「西」式註腳：後冷戰以來，俄羅斯加入西方市場經濟，不久被G7邀入參加成為G8，隔了幾年中國經貿震驚全球，西方按捺不住、要再邀中國加入而成為G9，但北京10年來一直相應不理，因為中國的工業等級、經貿結構與意識形態都仍屬於第三世界；於是西方精心設計了G20，拉來了一籃子第三世界國家，眾星拱月搞定中國──以及，現在IMF增資，還要拉ADB「護航」。

不過，北京向來有另一套鴨子划水功夫。國際貿易人民幣結算，香港試點還不到兩個月，國內已延伸到上海、長江三角洲，國際上已有巴基斯坦、俄羅斯。這個趨勢配合擴大內需與出口衰退，使用美元外匯的機會相對降低。假以時日，情勢成熟，與美元、歐元鼎足而三時，IMF恐怕要面目全非了。

丹麥政府再次令人驚豔！在聯合國將值夜班列為可能增加罹癌率的因子後，丹麥政府根據WHO的「長期上夜班增加乳癌風險」研究結論，開始給予長期上夜班而罹患乳癌的婦女賠償金，已有約40人獲賠，創下國家賠償夜班患乳癌者的世界首例。

雖說福利國家體制已土崩瓦解，但國家作為資本主義重要調節機制的傳統角色仍在，政府捍衛公共衛生以確保健康的勞動力不虞匱乏，使丹麥政府特別重視夜班等危險因子，其來有自，尤其當金融風暴肆虐，政府角色再次凸出的今時今日，丹麥有此舉措，並不讓人意外。問題是此舉治標不治本，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危機一除，資本又會極力擺脫政府干預而重蹈福利國家瓦解之覆轍。根本在於人成為商品，勞動力必須配合機器與資本流通的需要24小時無休，人役於物是關鍵，不脫離市場無可解。

然而台灣之公衛廢弛，攸關國民健康的4千6百億健保預算則任由藥商與醫療資本分食，連起碼的資訊透明尚不可得，可謂資本獨大而政府與勞方皆弱，不若成熟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必須居中調節勞資雙方矛盾。由此可知，台灣落後於丹麥，何止以道里計，台灣人當起而效尤，並為丹麥喝采。

台灣與歐美在世界分工體系的「微笑曲線」中，恰好分置上揚與落底兩端，研究、設計與發包皆由歐美囊括，而台灣等東亞小國則負責利潤最薄的代工端，因此歐美企業高獲利，可配合政府的高稅收而打造福利國家，台灣完全沒有相應的條件與之為伍。近來，丹麥政府開始發給長期值夜班而罹患乳癌的婦女國家賠償，其實正是在此國際分工之下的產物，英國亦打算跟進，台灣卻只能望而心嘆。

國民的身體健康與創造力和競爭力息息相關，有健康且富創造力的國民，才會有強而有力的國家競爭力。不過台灣有上述現實條件上的限制，若要模仿丹麥模式，只怕東施笑顰。所以不如逆向思考，不必期待原本羸弱的政府變得大有為，應善用台灣靈活敏銳的中小企業來促進國民健康。活力充沛的中小企業向來是台灣出口的先鋒，也是經濟的命脈，目前推廣的「醫療旅遊」不該獨厚大醫療集團，應將之視為另類出口，分散給中小型醫院承辦，方可提供更多元而豐富的醫療及旅遊服務，獲利後再課健康捐用於國民健康促進，翻轉台灣處於微笑曲線底部的劣勢。

民為邦本，本固邦強，此理不渝，只是需要不同的路徑罷了！

最近幾年印度人努力工作，希望打造印度為亞洲新興強權的形象，但這股希望成為百萬富翁而不願繼續淪為貧民的熱情，似乎被僵化的政治體系澆熄。在下個月開始的五階段全國大選中，這個政治體系提供一成不變的選擇，以及一成不變的藉口。

在政治光譜上，溫和偏左的是執政的國大黨，該黨推派的總理候選人為溫文儒雅的辛格（Manmohan Singh），目前擔任總理的辛格現年76歲，今年1月才動過心臟繞道手術。強硬偏右的是2004年失去政權的印度人民黨（BJP），該黨推派的總理候選人是阿德瓦尼（LK Advani），現年81歲。

為了不讓選民以為領導班底老化，國大黨讓出身尼赫魯－甘地家族、現年38歲的拉胡爾‧甘地（Rahul Gandhi）主導選務，尼赫魯－甘地家族自印度1947年獨立以來就領導國大黨，拉胡爾‧甘地的母親桑妮亞‧甘地目前擔任國大黨黨魁，也是前總理拉吉夫‧甘地的遺孀。但印度的問題在於，政治結構沒有多少改變。

阿德瓦尼在1942年開起政治生涯，當年他在尚未自印度分離的巴基斯坦大城喀拉蚩，加入由印度教基本教義派組成的「民族志工組織」（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他不斷描繪自己是充滿熱情的人，而且充滿現代性，願意與惡鄰巴基斯坦談判，以及架設部落格。

一般預料，印度兩大政黨在國會大選中都難以贏得過半席次，分析師表示，原因之一在於，兩大政黨在政策上沒有太大差異。國大黨繼續推動社會救濟和賦權（empowerment）計畫，成效卻因不當管理和貪污而大打折扣。印度人民黨在理論上會推動市場經濟改革計劃，並對恐怖主義採取強硬立場。但兩大政黨的獨立性都受制於結盟夥伴。

歐亞集團分析師希瑪‧狄賽（Seema Desai）最近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指出：「國大黨和印度人民黨的實力比過去還弱，他門缺乏明確的理念，也沒有明確的治國藍圖。」

傳統的政治理論認為，當兩大政黨同樣積弱不振時，區域政黨可以在選舉中趁勢而起，而北方省省長庫瑪莉‧瑪亞瓦帝（Kumari Mayawati）、前電影明星暨塔米爾納德省省長賈拉雅莉莎（J Jayalalithaa）、西孟加拉的國大黨基層領袖馬瑪塔‧班尼傑（Mamata Banerjee）、印度人民黨發言人暨古吉拉特省省長納瑞卓‧莫迪（Narendra Modi）等地方政治人物，也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而由共產黨等小黨組成的第三勢力，也能在地方或種性制度等議題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然而，如果印度7億多選民在5月16日的大選中，讓第三勢力取得左右政局的實力，印度政治體系可能再度陷入討價還價的地步，使得莊嚴的選舉承諾成為泡影。

在承平時期，印度政治的破碎化或社區化可能為民眾接受，畢竟，民主帶來的混亂遠近皆知，但有兩個因素顯示印度並非處在承平時期。

原因之一是，肇因於西方國家的經濟衰退已開始衝擊印度，證明印度神並非無所不能，印度人過去幾年建立的希望開始幻滅。2009年度印度經濟成長率約7％，為6年來最低，財政赤字大幅升高，農業和工業生產減少，今年1月印度出口銳減16％，失業人口可能高達1千萬人，80％的印度人每日所得不到2美元，在經濟不景氣下，可能更難以生存。

原因之二是，印度國內和邊境的安全情勢惡化，最近幾個月，斯里蘭卡的內戰、持續煽動的分離主義、印度對喀什米爾的鎮壓、孟加拉軍隊的叛變、尼泊爾的騷動、西藏的緊張情勢升高、美國和北約組織與塔利班組織的衝突加劇等，已導致不少民眾死傷。

但資深印度外交官表示，印度最大的隱憂在於，巴基斯坦的局勢愈來愈不穩定，可能發生軍事政變或孟買式的恐怖攻擊。如果在接近印度大選期間發生這些事情，這類攻擊可能引發印度和巴基斯坦軍事敵意升高，引燃印度次大陸的戰火，伊斯蘭聖戰士組織可能不會放過這種機會。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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