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的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AIG）發放巨額獎金的新聞，引起美國社會軒然大波。AIG是危害當今世界金融海嘯的主要禍首之一，但也因金融海嘯而面臨破產。由於AIG規模巨大（號稱是世界最大的金融保險企業），一旦破產，必將嚴重影響美國、乃至於世界金融體系的穩定，極大程度地惡化美國的經濟。之前不久，美國政府放任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引爆了這次金融海嘯，招來許多學者專家強烈批評。在此壓力下，美國政府只好撥款紓困，迄今已經高達1,825億美元的天文數字。這些都是美國老百姓的錢。如今，AIG卻把這些救難錢用來發放給高級主管當作獎金，而且金額驚人，最高的5人，每人領取超過4百萬美元（約1億4千萬台幣）。姑且不論這場金融海嘯正是這些金融巨鱷高級主管的貪婪造成，僅僅對比這樣的事實圖像：始作俑者領取高額獎金，無辜受害者卻失業無薪，而這些獎金的來源又要由多數無辜的百姓來買單，不能不引起美國人民的怒吼。

AIG做出這麼不得民心的勾當，據說是基於這樣的論點：如果不發放獎金，就留不住優秀的人才。

這個論點也引起議論紛紛。這些高級主管真的是人才嗎？如果他們真的是優秀人才，為甚麼把公司搞垮？能夠讓企業贏利，至少能夠讓企業長期存活，應該是優秀人才的起碼能力要求。AIG這些主管顯然不符合這樣的起碼要求。他們充其量只不過具備了技術性的能力，懂得如何去操作金融市場。這樣的技術性能力過去也許幫公司暫時贏利（更重要的是幫操作者賺取巨額業務獎金），然而算不得真正的主管應有的遠見。這樣的技術性才能要培訓出來完全不難。顯然，這種論點根本經不起認真的分析。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論點隱藏了資本主義的一個潛在邏輯：高級主管或經理人的要求是不可違背的。以往，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邏輯裡，資本家的投資意願是無法勉強的，因此資本家對投資條件的要求是不可違背的。正是在這個潛在邏輯的支配下，各國政府推出各項獎勵投資條例，唯恐資本家出走。可是如今連經理人的要求也不可違背，否則「人才」出走。過去投資者動輒威脅：「如果不減稅，不獎勵投資，不協助徵購土地，不……，那我就不投資，我就出走。」今天，又增加了一個威脅的條件：「如果不發獎金給高級主管，那麼『優秀人才』就會出走。」官僚們不敢得罪企業家，只好慷老百姓之慨。

勞委會此時推動修改工會法與勞資爭議處理法，除資方反對之外，這次竟連其他行政部門也跟著資方一個鼻孔出氣，爭著表示此次修法的方向與內容有欠周詳的考量，並提出此舉將對台灣的經濟或民眾造成難以估計的傷害等等，當著民眾的面修理勞委會，實在令人遺憾。

試問，台灣的勞工運動史上有發生過哪幾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罷工？台灣又有多少雇主或官員實際因為罷工而受到影響的？這些跳出來反對的人，有幾個是真正思考過，為何勞工甘冒風險及輿論批評，而選擇採取最激烈的抗議手段？又問，哪一次是為了讓雇主或政府難看、並讓自己可能因此失去工作而罷工的？

在台灣之所以難以組織有影響力的罷工行為，除了是勞動法令對罷工權執行所作的不必要限制之外，更重要的是勞工本身對罷工行為所產生的疑慮及焦慮所致。台灣的政經環境向來就不利於勞工團結運動的生成，再加上講求敦厚與人情的社會風俗，要求台灣的勞工團結對抗老闆爭取權益，實在不容易。因此，把原本屬於勞工的權利還給勞工，只是政府該為勞工盡到的責任與義務，至於放寬罷工的限制就一定是走回頭路及鼓勵勞工罷工、並導致勞資關係的惡化與失衡，我說，您們的想像力也太豐富了吧？

台灣正面臨經濟是否能持續正向發展的關鍵點，此時的勞委會突然丟出一顆令資方及其他行政部門摸不著頭緒的震撼彈，主動提及要大幅放寬勞工罷工權限制的修法方向，提出修法的時間點以及政策推動與執行的輕重緩急似乎欠缺審慎思考，透露出勞委會在政策推動與宣導上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實在令人搖頭。

我們都了解，勞委會一直以來都在研擬勞動相關法令的修法討論，也許對他們而言，現在提出是因為剛好完成研擬的階段。勞委會或許自認此舉是為了勞工，但是從各工商團體及其他政府部門針對此事在報章媒體上的評論就可以知道，勞工反而因此被貼上麻煩製造者的標籤，被認為只要取消罷工限制，就一定會造成不可收拾的結果，似乎營造出勞工「應該或可能」不願與企業同甘苦共患難，只是貪婪地想著自己的薪資與福利，卻忽略了企業能否渡過經營危機。我相信這絕對不是勞委會的初衷。

勞方與資方各自的利益本質上就是互相衝突的，所以才要不斷地強調勞資要和諧，企業才能永續經營下去。此刻台灣的經濟體質禁不起勞資雙方過度的對立，勞委會對此更應該了然於胸，不要輕易去挑動勞資雙方最敏感的神經，被指責後又無辜地說，「我是為了勞工好」。

昨天是中共海軍建軍60週年紀念，之前3天，北京的國防部長梁光烈與來訪的日本防衛大臣會談時說「中國不能永遠不擁有航母」，是最近一年來中國官方非正式表態要造航空母艦，最露骨與層級最高的一次；在本月8日南海發生中、美艦船準衝突事件之後僅12天，顯示高度尖銳性。

以過去3、40年中國發展核武器、飛彈、人造衛星、戰鬥機、太空船與種種高科技的歷程，以及最近20年對外貿易的突飛猛晉震驚全球而言，航母計劃可說是相對十分遲緩。原因可分為三方面。主觀方面，早年悲涼的國共內戰史與中共革命建軍史，因為整個中國海權沒落了3、4百年的現實條件，其海軍建軍與成熟較晚，海權戰略的發展也相對較晚。客觀方面，二戰後美國獨霸整個太平洋，至今鎮壓日本「不准」擁有航母；俄海權隨蘇聯同時崩潰，北京長期「缺乏」二級海權競爭對象。戰略實際運用上，中國海權力量的成熟，晚於對東協國家經貿關係的大幅成長，毋寧是件好事。

但是，這件好事美國不願意成人之美。3月8日南海的摩擦，台灣的大報已剖析了幕後背景，是美國想要挑撥中國與東協環南海各國的島嶼主權之爭。於是，美國的布局，反而「催化」了北京的航母「○四八工程」。日本方面對於中國航母最為敏感，也最勤於追蹤報導：可靠的消息，大約是2011年將先擁有小型航母，到2015年將一次同時完成兩艘中型航母（排水量6到8萬噸，艦載機2、30架）並建立戰鬥群。

至於2015年北京擁有兩個中型航母戰鬥群之後，美、日所最「關切」的台海軍力平衡問題，目前在台海兩岸觀光與經貿合作熱潮之下，無人願意多談；而台灣的經貿出路，捨大陸與東協別無他途，則關鍵仍在南海方向。

2005年鄭和下西洋6百週年紀念之前幾年開始，北京至今一直強調的是當年明朝海權的和平宗旨。但因為蒙古現在是獨立國，中國就不大好多談元朝海權，而有些「霧裡看花」了。本文在此略作補充：元朝初年忽必烈大汗兩次征日本，所派艦隊（漢人水師）分別是1千艘與4千艘，後來在他晚年征南太平洋各國，逝世前最後最小的規模是5百艘；比較之下，百餘年之後鄭和每次兩百多艘艦船下西洋，數量比元朝小得多，因為是和平不是征伐，所以之後至今可以與東南亞維持6個世紀的高度友誼。這樣的鄭和式海權，美、日兩方面可以多思慮些。

本專欄上週討論了台灣社會進步力量應團結起來，共同努力來開創一個新的公義社會。筆者指出，「台灣多元的進步力量應集思廣益地針對當前基本問題，相應地提出共同認同的基本訴求」。也就是說，台灣各方進步力量不僅要在各自領域基礎上提出進步訴求，也須在整體社會共同認同的大方向下真誠團結起來。

那麼，各多元價值的進步訴求又如何匯聚為根本性的共同訴求呢？整體社會的新方向與各多元領域的特殊訴求，兩者之間的關係又如何具體呈現呢？

簡單的說，台灣進步力量的共同訴求可以濃縮為：社會基本需求公共化。

另一方面，面對當前以私人企業利潤、商品化為導向的資本主義政經體制，台灣多元的進步力量在追求自己特定的訴求時，也會無可避免的要重新檢討、批判資本主義的既定價值取向。換言之，只要台灣各方進步力量不斷深刻發展，他們就會在自己領域內的抗爭過程中，不斷挑戰資本主義的宰制力量，也就會越發需要一個更宏觀的運動視野與共同訴求，來團結不同領域但卻休戚與共的其他進步力量。

我們不妨以多年來努力於生態環保進步理念、執著奮鬥的綠黨，來具體說明上述的論點。

以綠黨的核心價值，即保育自然生態與環保訴求來說，這顯然是上述的社會基本需求之一，而且恐怕是人類最根本的基本需求。

即使人類是地球所有生物中唯一能以自身的科技力量來主宰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的需要，但人類乃是大自然的一份子，而非自然的創造者，如果我們不懂得珍惜自然資源，而一昧的破壞自然生態，就會將人類賴以生存的根本環境毀滅。一旦大自然遭到惡性的破壞，作為大自然生物群體的人類，又豈有未來的生存出路？

另一方面，若我們真誠地努力於生態環境的保育工作，則在今日私人利潤掛帥、一切都可賣的資本主義世界裡，我們就勢必會與龐大的資本主義力量起衝突。

在今日資本主義已陷入空前危機的時刻裡，為了搾取任何可得的利潤，可想而知，未來資本主義經濟只會更全面地破壞自然，以攫取商機。資本主義經濟與尊重自然的理念之矛盾衝突，將會日益尖銳。以此來看，基於這核心訴求而在台灣社運奮鬥多年的綠黨，當然有充分的客觀條件，與其他進步力量團結於更廣闊的運動目標下。

我們由衷地相信，綠黨朋友們能繼續堅持對生態環保的努力，為台灣能發展出一個尊重自然、尊重多元價值公民社會，貢獻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

另一方面，我們也期待，綠黨朋友會對現有的資本主義體制，在運動中不斷提出更深刻的檢討。唯有如此，綠黨以及台灣所有進步力量的社運道路，才會走得更遠、更有生命力。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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