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冠英事件延燒，新聞局於3月23日依公務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第5款，「公務員言行不檢，嚴重損害政府及公務員聲譽」規定，將郭冠英免職。一向強調「依法行政」的馬英九總統也隨即嚴詞譴責郭的「不當言論」，讚許新聞局「做出明快而適當的懲處」。

這一事件引發言論自由與公務員倫理的爭議，其實已觸及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當局祭出公務員考績法將郭冠英開鍘，既無以讓綠營批評者住嘴，也無以讓當事人心服。民進黨立院總召說這只不過是行政當局的「斷尾求生術」，郭冠英本人也說這是「政治決定」，顯然都不認為一紙公務員考績法族以論斷是非，弭平爭端。

郭冠英事件發展至今，所謂公務員倫理的部分已經被公務員考績法所判定。然而，若是深入探究，考績法條文所規定的「言行不檢」以及「損害政府及公務員聲譽」等文字，其實都十分抽象，難以判準。真正能夠裁斷的，大概只有兩者：一是凶猛的輿論，二是長官的心證。然則，長官心證的形成，不免又繫於輿論的凶猛。而在台灣，我們都很清楚，所謂輿論，往往就是丟石頭比賽。

基督教《聖經》裡有一則故事：法利賽人抓住一個據稱是通姦的婦女，問耶穌是否該依據摩西的律法，用石頭把女人砸死。耶穌回答，你們當中誰是沒有罪的，就可以先用石頭開砸。結果，在場群眾只好一個個摸著鼻子離去。

這個故事的要義是：法利賽人心懷詭詐，意圖利用弱女子為工具來構陷耶穌，耶穌若說不能砸石頭，就違背了摩西律法；若說可以，又觸犯了羅馬帝國不得動用私刑的規定。這是一群偽君子運用權謀，以婦人為代罪羔羊，意欲讓耶穌陷入兩難處境，以達到加害的目的。

在當代民主政治中，言論自由與律法規範是另一種兩難。當然，律法雖然是對個人行為的制約，卻不必然是自由的對立面。就像自由主義開山祖洛克（Jhon Locke）所說的，「無法之處，即無自由」。但是，洛克也強調，法的要義，在於要能夠一體適用，要讓每一個人都很清楚行為所可能導致的法律後果。然而，從郭冠英事件來看，他的那些所謂「偏激文章」多發表於陳水扁當權時期，當時的族群動員與仇恨罄竹難書。法國思想家貢思當（Binjamin Constant）強調真正的「自由」，正是體現在公民不服從的可能性。任何公民、乃至公務員，對於不正當的政府以及類似獎勵告密、拒絕接納政治難民等非人道的法律，皆有反抗的權利。

今日對郭冠英窮追猛打的人，難道不是昔日民進黨官府粗暴言行瀰漫的助長附和者？奉勸諸君，在向郭冠英丟石頭的時候，何妨溫習一下法利賽人的聖經故事！

郭冠英文章引起了族群議題，但這其實是一個假議題，或頂多只是一個次要議題。

這次爭論反映的真正問題焦點，在於：為何台灣民眾至今仍無法在基本政治認同上，達成共識？這問題雖然與族群有關，但族群本身卻不是絕對因素，來決定這問題的討論方向。

也就是說，族群本身從來就不應是問題，即使台灣幾個主要族群之間有歷史、文化上的差異，以當前的主客觀條件來說，都可以做到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欣賞的多元價值的互動。另一方面，台灣本身的政治認同與兩岸關係，至今還未在關鍵癥結上釐清，以致於會不斷落入主觀的歷史情感包袱。

一旦這些問題落入了主觀情感網羅中，則本來是有正面意義的族群文化與情感，就會加深不必要的情感糾葛，而難以客觀的釐清自己承襲的情感、更難以掌握現實上的利益考慮。

其次，在各族群歷經戰後50年來的共同社會經驗，本來會有極佳的主客觀條件達成扎實的政治共識，但卻在大陸與台灣複雜而深厚的現實互動下，而難以進行理性討論。

在今日族群議題又被挑起之際，我們更應擺脫族群陰影，理性的面對兩岸關係與台灣政治前途，徹底探討台灣自己的政治共識。

近日新聞局駐加拿大官員郭冠英的匿名發表文章事件，引起了一個重要爭議話題：台灣內部是否有族群情結、族群歧視的問題？

如果從社會族群融合的各方因素來觀察，台灣主要的幾大族群的融合，早已不應是問題了。例如，阻礙族群相容的主要因素，如不同的宗教信仰、語言文化、乃至於歷史記憶的隔閡等，在今日的閩客與外省族群間，早已不是問題了。

在過去，如果由於台灣近百年來獨特的歷史命運，而造成戰後外省民眾與本土民眾有不同的歷史經驗與社會認同的話，但所謂外省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於第四代，早已有極高的比例與閩客籍通婚、一起求學、一起在職場上做同事、合組事業等等。台灣即使還有族群差異的話，基本上，乃是基於過去歷史殘餘因素，而衍生對當前台灣前途的政治認同上差異而已。

但這種政治傾向的差異，其實也不斷在縮小中。否則，這次馬政府也不可能會獲得高比例閩客籍民眾支持而掌握政權。

因此，這次郭冠英的言論挑起了完全不必要的族群爭議。但本來不應是問題的誇張論述，卻引起社會各方矚目與反彈，可見台灣社會深層，還是有族群陰影，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

國防部於上週表示有意實行「募兵制」，所引發的討論，重點幾乎都集中在兵源、訓練。在這個圖像下，募兵制似乎與「專業」劃上等號。不過，這樣的想像，卻恰恰是違反現實。

現代軍事對於「人員專業」的思考，與工廠生產線有類似的軌跡。軍人的作用是完成武器投射、摧毀目標，武器的發展越精良時，軍人就不需要有太多的戰技，而只是按鈕、發射武器的操作員；相對的，當武器的發展不足以達成目標時，戰士的專業、訓練就很重要。戰機飛行員的素質需求，就是這個模式的最佳說明。

這個概念是來自於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在作戰經驗、人員素質都不如德國、日本的狀況下，開始以「消耗戰」的概念來因應。美國軍方聘請大量的企管人才，從武器消耗量、人員傷亡等資料，計算軍方需要的武器數量，以及戰爭所需的資金。例如，美軍估算，擊斃一個敵人所需消耗的彈藥量，將近是德軍的10倍，因此，美國在戰爭中的各種行動，包括轟炸德國工業區，目的就是維持美國在軍火的生產力優勢。

在這個經驗下，作戰的關鍵是發展軍事科技，然後，再由少數幕僚從事計畫的制訂，讓軍人只負責執行工作。整個概念類似於現代企管對於生產線的規劃。這個作法從1940年代起，堪稱是運作有效，美國用豐沛的後勤壓垮德國、日本，以及韓戰的中國、北韓，冷戰期間的蘇聯也被龐大的軍費支出拖垮；如果只單純看軍事行動，美軍在越戰的戰績並不遜於北越。這些經驗使得近70年來的美軍運作核心，幾乎都是後勤、武器開發，而不是戰術、幕僚。

二次大戰前的戰爭，重點在戰術、戰技，德國是重要的典範；二次大戰後，戰爭的重點在工業實力，軍人的「專業」，將軍的臨場能力、士兵的戰技，反而不如計畫、後勤人員來得重要。

在這個模式下，募來的兵，其重點是快速融入軍隊文化的素質，人員越精簡，軍事資源才能挹注到武器的採購。就像是大量生產體制下的產業工人，重點不在於精良的手藝，而是服從領班指揮的人格特質；當工廠無法採購優良的機器、達成生產目標時，工人的「技術」才會成為焦點。

現代軍事需要大量的武器、後勤作為基礎，在此之下的募兵制，其實是要減少人員成本，將預算移轉到硬體採購。眾人以「專業」來思考實行募兵，而不討論軍方的計畫能力，無異於捨本逐末。以美國為例，真正的「專業」戰士，不在軍方，而是在「黑水」之類的外包傭兵公司。

生命來自愛情的結晶，更多來自無明；生衍不息其實非關莊嚴，然嬰兒啼聲使人不忍，學步學語使人鼓舞，長者不自覺有悲有喜，有期待，有責任；是養育，是教化。

然而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人生惶惑中摸索前進，大千世界的繽紛也不由分說的引發好奇，如果深信生命自有磨難，也自有出路，設校勸學乃如容器，盛也納也而已，為人師者，無非學伴而已，行政也者，協調及奔走資源罷了，一切唯期學子探索得宜。因為承擔，才會為生命的弔詭曲折而歎息；會對知識敬畏，才更有教學相長的動力。作為教師，貴在深知自己的有限與不足，在唯恐「所教有錯」中顫巍巍的前進，以至退休仍不能確信自己已忠人之事，是否帶領學生在以管窺天。

對多元價值、多元智能如有真正信仰，才會相信人間應是眾妙而非獨芳，從校園起就證明自己和別人都有生存的價值，超越市場論斤稱兩，不必任人品頭論足，尊重人權，但也深知實用和無用之用是兩個層次。人的成長，不在維持職場賣相，而是圓滿與挑戰自我。

上個世紀，我們服從台灣在產業分工中的位置，用挑選做升學的核心價值，讓中學生在看似公平的搏鬥中耗盡耐心與趣味，這個世紀開始前的幾年，我們才有機會從工具化中解脫出來，讓學生學好合作分享，並實踐人本身就是目的是否為真。這一條路要整整一代的人在實踐中辯證。

市場價值有其價值，但市場供需要砍倒的是最有競爭力的樹，要殺掉的是最有競爭力的鵝。今朝嫣紅，明朝翡翠，人能予之，必能取之，有用無用，俱是無常。每天每一個生產流程，都有人在想著節省成本，以求勝出，包括免除環境人權、勞動人權與稅務成本，卻忘記自己也在成本中──去年跟你大談退休理財風險控管的理專，今年已經離職，他的母公司也岌岌可危。

工會法草案上週已出勞委會大門。遇到公務員，恭喜他們可以組工會。公務員說「我不要工會，我只要被照顧」；問理財專員，恭喜有反制公司不當治理的空間（指議權），他說：「我不要爭議權，我只要競爭力。」教育當教導子弟停止膜拜英明與超級保母，能面對挫折，回到自覺與合作，體現普世價值。

回歸成己立人的價值，再小的學校都有保留的價值，再老的老師都算適任；要談競爭績效掛帥，則彼此都是對方籌碼，就大方承認都是一時逢合，不管公私，都是買辦。

美麗當然不是一種錯誤，辦學出色豈是罪惡，只是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不美矣。「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才見超越。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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