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大安區立法委員補選的結果一點兒都不令人驚奇，國民黨候選人當選，民進黨和新黨推薦的候選人分居二、三，小黨得票率依舊遠低於5％。大安區號稱是選民素質最高、最會獨立思考，最符合「民主制度」選民想像的文教區，但是投票行為卻歷來未變，絲毫不因政見或候選人而有所不同。

其實強調一人一票、票票等值，鼓勵獨立、自主且自足的原子化個人主義意識形態，不只是滿足民主制度的需要，更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為了擴大市場、刺激消費，多人同居共住的生活方式必須改變，因為共享共用生活中的消費品會侷限了市場，唯有一人一套電視、冰箱、沙發、汽車、住宅……不與他人共享，才能突破市場原本的界線。甚至，由於社會關係斷裂而令許多人無法自我定位、自我認同，只能以消費來肯定和認識自己，從而又出現了五花八門的個性商品，「You are what you buy」（消費決定身分）成為這個時代的金科玉律。

不過原子化個人主義盛行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的毒藥，打碎所有前資本主義、非市場化的社會關係，那麼資本主義自身亦不復安然的存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向來是以剝削或壓榨各種非市場化的社會關係為前提，例如台灣歷史上曾出現的「以農養工」；或者是至今仍舉目皆是的「三代同堂」（即使不是真的同居一堂，也是將子女交給父母隔代教養，免費或廉價使用上一代的勞動力）；還有各式各樣非市場化的社會關係在支撐著市場中的消費力，沒有這些「看不見的代價」，市場中的有效需求將大幅縮水，資本主義的危機也就隨之而來。

因此，這次大安區立委補選的結果不出人意料，表示投票絕非個人獨立的行為，而是諸多社會關係牽連而成的結果。就此而論，與資本主義相呼應的原子化個人主義尚未成真，沒能撼動既有社會關係下的投票行為。

不過投票率低於5成，倒是值得注意的警訊。若說投票是各種社會關係牽引的結果，那麼不參與投票的人，可能就是相對脫離這些社會關係而較獨善其身者，是資本主義滲透入裡，發展較為成熟的地區。是故，不參與投票者反而最符合「民主」的選民想像，也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最發揚之處，這才是這次選舉為我們勾勒出的社會圖像。

近年來，拉丁美洲打著各式各樣社會主義、或至少是反新自由主義招牌的中左翼政權紛紛興起，十分引人注目。然而，在本次全球經濟危機中，這些國家依然受創頗深，何以致之？

事實上，這些透過和平選舉上台的中左翼政權，除了委內瑞拉在國有化與社會支出方面著墨更多之外，基本上皆沒有改變國內的勞資、地佃關係。對外依然高度依賴原材料出口，先前原物料價格暴漲時雖賺進了大筆收益，但由於並未進行國內市場與人力的投資以改變出口導向的經濟結構，而是把錢用於償還外債、建立儲備、維持財政紀律，以更好地吸引外資投資，因此現在便缺乏國內市場來應對外部貿易的衰退，社會福利的粉紅色面紗是否還能維持，也令人擔憂。

更嚴重的是，由於並未改變新自由主義式的金融部門，如今面對股市暴跌、貨幣貶值、外資撤離，出口累積下來的儲備正在逐漸耗盡。而南方共同市場等區域整合計畫，也在危機加劇後，隨著阿根廷採取保護主義措施而面臨瓦解。

經濟危機致使改良主義破綻百出，未來的拉美，將面臨更高層次的向左、或向右轉的抉擇。

全球金融危機擴大為經濟危機，給世界的政治經濟局勢帶來巨大的變化。其中最深層的變化可能是政治座標的重新改寫。

在北方，歐美國家紛紛祭出規模宏大的紓困、注資方案，許多金融機構早已由國家實際掌控，掌握絕大多數股份，即便不一定有國有化之名，但早已具備國有化之實。而目前的討論更進一步往更嚴格地管制市場的方向發展，使得原本以自由市場的強弱為分野的左右政治座標失去意義。

而在南方，自從反全球化運動興起以來，拉丁美洲一直是世人矚目的焦點，因為從委內瑞拉到巴西、從阿根廷到尼加拉瓜，一系列新政權紛紛打著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旗號而上台。守舊者往往誤以為是社會主義的復興，殊不知官僚化、鎖國式的社會主義早已失去吸引力，這些政權一方面依社會主義理念保障民眾權利、發展參與式民主，一方面又高度參與國際商品與金融市場，實為前所未有的新模式。

這些國家儘管也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而必須做出調整，但可以確定的是，在今天的趨勢下，要它們走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回頭路，都是不可能的了。

和信醫院謝炎堯副院長於媒體指稱，許多人對台灣文化亂象多所不滿，只是缺乏范蘭欽之文采膽識，故不敢批評，據此肯定其言論乃「當頭棒喝」之「逆耳忠言」，更讚賞其「文人烈士氣質」可比文天祥。可是，好漢敢做敢當，不該白天史豔文晚上千心魔，四下無人說一套，太陽底下又說另一套，有這樣的文天祥嗎？

一種言行是否歧視，不在字面，而藏諸字裏行間。柏楊寫《醜陋的中國人》用字強烈，但稍具閱讀能力者不會罵他歧視同胞；而自命不凡的「范蘭欽們」往往言行優雅，罵人不吐髒字，其歧視心態卻昭然若揭。態度雖不可見，卻真實存在。除態度外，整體氛圍與深層意識品味更是「范蘭欽們」的精神病理根源。30年前北上唸高中，常講台語，羞辱不斷，多次被公車上或路過的「范蘭欽們」當眾掀領辱罵，抄下學號向學校檢舉，說我令高尚名校「蒙羞」。至於都會男女，言談則刻意夾雜英文，以示高人一等，若能當街和洋人擁吻，更是眾人欽羨。

究竟文化差異僅具相對價值或真有優劣之分，人言言殊，但自以為高級者往往缺乏一種「想像與自己不一樣」的人事物之能力。例如英國食物以難吃聞名，但有人做了個實驗，當異國食物驟然端到英人眼前時，其立即反應往往負面且誇張，有的看到咖哩燴飯竟噗嗤一笑，笑說黃黃的像屎，豈是人類食物？有的看到碗粿竟做嘔吐狀以表不屑。殊不知在世人眼裏，英國食物才是難吃的代名詞，但無知者依舊傲慢，不知天高地厚。

謝醫師藉題范蘭欽批評中醫亦是一例。謝說西醫是飛彈，而中醫像弓箭，乃原始產物，再怎麼改良仍是弓箭，有啥好研究？當然更不可能中西醫合作。但兩者能否合作，不在於誰優誰劣，而在於這兩套知識是否「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是否就像豆花跟牽牛花之無法共量，雖然都有個花字。但豆花並不比牽牛花高級，兩者根本無法比較。中西醫是否具有「範疇差異」（categorical difference）暫且不論，但若說中醫原始到根本不值得研究，那也未免誇張。早在30年前當華人世界恥笑針灸時，世衛組織卻肯定其臨床價值，美加等國更逐步納入保險給付。謝醫師鼓吹科學與理性，但其諸多理解與評價卻與之背道而馳，充斥傲慢與偏見，而這似乎也是「范蘭欽們」的一個共同病因。

范蘭欽誕生於二二八，茁壯於「大中華兒女」的年代，於今尤烈，只是換個口號，從愛中華到愛台灣，表面相斥，實則異卵雙生。政客操弄之以獲選票，食髓知味，范蘭欽家族早已族繁不及備載。相較於郭冠英，綠營政客才是天字第一號挑撥族群仇恨者，全面性醜化華人。政客從中得利，受害的卻是整個社會。

在電視上常可看到這樣的畫面：一群人在餐廳或舞廳裡吃吃喝喝，在震耳欲聾的音樂聲中律動著身體，臉上洋溢著滿是歡樂、無憂無慮的笑容，餐桌上則是杯盤狼藉。雖然，歡樂，應是每個人的權利，而這種典型的美國夢，在物質生活水準不低的台灣，也早已出現在許多人的現實生活中，但是，這樣的場景，最近卻常讓我感到不安，暗自以為他們不該去享受這樣的福氣。捫心自問，我是在嫉妒他們的快樂，要他們不能唱歌跳舞嗎？

並不是的。因為，當這樣的歡樂，這樣的笑容，轉移到其他的場景，如原民社會的豐年祭，或者，許多人在田野裡奔跑跳躍渡過的童年生活，那份不安就不見了。問題不在於他們的歡樂，而在於他們活動時所使用的場所設施與消耗的物質與能源：那種豪華奢侈，令人聯想到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的生活使用了來自全球各地的物質，藉著物質的全球流動，全球每個人的生命因而相連。由於這些物質的取得，不僅通常未顧及未來世代的需求，更常常是用不公義的手段：許多住在自然資源豐富國家的人民，因為跨國公司的生產需求，在政商的掛勾下，而被迫離開家園，或失去生計，甚至因此成為其廉價勞工。全球60幾億的人口中，就有20幾億人生活在每天不到2美元的貧窮線下，其中許多人是這全球經濟的受害者，因此我們的物質幸福等於是建基在無數人的痛苦上，若思及此，我們是否捨得胡亂消費呢？

其實，物質的富裕，並不是幸福生活的必備條件，心靈的安定才是。然而，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人們常常藉著追求財富，來避免心中對未來的不安，並餵養身心的慾望，而較少走另一條最「經濟」的道路：直接追求身心的安定。記得幾年前曾看過一則報導，一名15歲的尼泊爾少年，在樹下靜坐禪定半年；可見人是能以極少的物質需求，達到幸福的狀態。

當然，尼泊爾少年的修為，不適合拿來苛責我們這些平凡人，然而，我們若要在資源有限的地球上追求永續的發展，唯有不把福祉與物質追求掛勾，才有希望，否則一切只是口號。政府在這當中負擔著重要角色，比如不再把只能反映經濟活動強度的GDP當作經濟重要指標，而是注重經濟活動品質的提升，引導民眾以最節省資源的方式追求幸福；嚴格把守生態限制，不使經濟活動超過環境生態負荷，而非藉輔導廠商之名，盲目鼓勵或協助廠商不當逐利；重視社會公平正義，矯正資本主義下「有效」卻不公平的資源分配。

發展，應是人類全體變得更好，更幸福，而不見得金錢要變得更多。一千多年前杜甫所看到的場景，仍然顯著存在於這個全球化社會裡。我們真的有在發展嗎？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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