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09年4月1日國際愚人節，是個值得感慨與欣慰的節日。因為從4月2日的倫敦「20國集團」G20高峰會之後，地球上數十億被西方資本主義金融詭戲詐欺剝削的「愚人」們，將要開始逐步解放，不再被工業國家的「進步文明」愚弄；傾斜了很久的世界公理與全球經濟倫理，從此將一步步導正復位。

這幾天全球大量密集的關於倫敦峰會的會前報導中，提到「金磚四國」的國際地位被提升，其中特別強調印度在峰會中的安排席次地位，放在工業8國G8第8名俄羅斯之前。這件微不足道的事，可以解釋整個全球近百年來的金融紛爭，以至於今天金融大災難的來龍去脈。

各種報導與評論分析中，以這次峰會與1933年倫敦的全球經濟會議相提並論，也有提及1944年布列頓森林會議制定二戰後金融體系作為比較的。感慨與欣慰，就是這裡：50多年前與60多年前這兩次全球性國際金融會議，印度是沒有資格參加的，並不是被排斥，而是「在英國之內，已經參加了」──那兩回，印度都是英國殖民地。而英國之所以執世界經濟牛耳，直到1949年交給美國的原因，是因為英國長年殖民統治壓搾印度之所得。

壓搾「所得」的情況之一是：18、19世紀英國侵略、併吞而殖民統治印度時，曾經成百上千次勒索全印度各土邦獻出黃金，每次以噸計，如有不遂就血腥屠殺，百餘年間，把富裕了兩千年、曾是哥倫布夢寐尋求的黃金國度印度，壓搾殆盡。英鎊在整個19世紀直到20世紀一戰時的全球金融霸權，主要是建立在這樣的血腥慘無人道的掠奪黃金基礎之上，工業革命之功居次。最近大半年全球金融災難與經濟危機之中，西方多次爭論的凱因斯充分就業、刺激消費理論，當初在一戰後到二戰末期初提出來時，都是把根本無所謂就業而全體被殖民壓搾的第三世界排除在外；所以這些理論，在殖民地都解放了的今天，毫無效用。

二戰後，英國衰落，世界金融霸權轉移落入美國手中的原因，是兩次大戰毀掉整個歐洲與部分亞洲，卻打不到美國本土，並且可以大賣武器與戰略物資，把歐洲列強的貨幣吸盡之後再繼之以黃金大量流入美國。這兩個大戰時代的血流成海屍積如山，因為有德、奧納粹侵略的罪證，使美國沒有道德負擔，而且還扮演了「拯救者」角色，其實是趁人之危。

這兩個世紀英、美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都並不是基督斯教倫理的「勤奮工作賺錢來榮耀上帝」；都有很大部分，是地球上另外大多數人的不幸與悲慘命運，造就了這兩次金融帝國的倖致。「來的容易，去得快」（easy come, easy go），而倖致就形成信念，最近6、7年美國企業菁英詐騙成風、第一級會計公司作假帳、葛林斯潘帶頭為衍生性金融商品騙術背書……以及直到今天全球經濟已崩潰了3分之2，還要再哄騙第三世界、還要再濫印美元來舉債紓困，抵死不覺悟認錯。

中國可以擁兩兆美元外匯存底、印度可以在倫敦峰會上位居俄羅斯之上、第三世界多國可以與G7工業國平起平坐，是因為佔地球人口大多數的這些國家人民，長年以西方所不屑的極低工資「勤奮工作賺錢」的結果。倫敦峰會首要之務，是西方應該懺悔贖罪。

在中國揭幕的「世界佛教論壇」與「西藏抗暴50週年」紀念活動同步，當然是高度政治性，台灣和尚星雲呼籲達賴「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的政治喊話，並不令人意外，反倒是喃喃堅持「宗教歸宗教，政治歸政治」的原則，顯得空洞而不切實際。中國內部要求民主化的聲音，不自藏人始，也不以宗教為主力，而是近來四處民主聲浪漸漲，不得不殺雞儆猴，強力鎮壓。

中國的民主需求，動力來自內需市場的發展，環視所有外銷導向的第三波民主化國家，毫無例外的全部走樣，最後皆成了民粹強人政治，不若歐美國家的民主之路順暢。由於外銷造就買辦資產階級，對內必須高度壓榨剝削，公平、正義絕非首要考量，民粹強人或獨裁高壓政治於焉誕生。反之，以內需市場為首的資本主義之路，扶植民族資產階級壯大，對內即會要求至少能滿足市場機制的「公平與正義」，所謂「民主」自此而來。

因此，中國發展內需市場的同時，要求民主化的聲音勢必伴隨而起，傾全力在宗教、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安撫與鎮壓，亦是一黨專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面對的挑戰。星雲事件的重點並非宗教與政治的分際，而是反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迫切的問題。

名為「世界佛教論壇」的活動，在中國無錫開幕後，以兩岸包機的方式移往台灣台北續辦，這個號稱兩岸首度共同舉辦，約集1千7百位各國高僧與會的宗教盛事，近來卻因為台灣星雲法師的個人言論，混淆了「政治歸政治、宗教歸宗教」的分際，使得即將舉行為世界和平祈福的法會，無端惹上「中國統戰」的塵埃，所有慈悲為懷的修行者似應以蒼生為念，勿將世間我執引入佛門清靜地，致令虔誠信眾無所適從，讓宗教淪為政治的工具。

然而，星雲向來有「政治和尚」的形象，台灣歷來選舉的各方候選人，皆極力爭取其支持。不過星雲作為宗教領袖仍堅持保留個人表達政治意見的權利，本是無可厚非，信眾願意在政治上追隨大師的判斷，亦無人可置一詞。問題是，本次世界佛教論壇刻意與西藏抗暴活動同時進行，政治意味即已濃厚，星雲又刻意挑起敏感的西藏議題，干預另一位大師──達賴表達個人意見的自由，則明顯逾越分際，有失其宗教領袖的身分，令台灣佛教界蒙羞。

中國以政治干預宗教的惡例比比皆是，打壓法輪功、扶植班禪，盡為世上各國家所詬病，星雲卻仍甘淪為中國以政治干預宗教的打手，實在可悲。

10年前，大規模的反全球化抗議行動，迫使20大集團財長宣布，他們將讓全球化更具包容性；10年後，看起來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卻引發金融危機這個驚人的成本，導致失業率、房屋遭查封案件升高，以及世界性的經濟衰退。各國民眾感到憤怒和恐懼，憤怒他們的政府讓全球金融失去控制，恐懼他們的政府無能處理後果，各國領袖必須展現他們有意願和能力採取措施，緩和國內和國際這波金融危機的嚴重後果。這項工作沒那麼輕鬆，以下幾點是各國因應全球危機，必須採取回應的核心要素，但每個要素都隱含了困境。

首先是，提出新政，各國政府必須直接介入經濟。各國政府已承諾運用貨幣政策來穩定金融體系，運用財政政策來刺激需求，儘管這些政策在政治上確屬必要，對各國政府而言，卻是一個未知的領域，他們必須快速學習。各國政府還要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創造就業而不會掀起貿易保護主義。1930年代美國推出的新政（New Deal），引發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今日任何國家都不希望出口部門受到貿易保護主義影響，當各國政府大力投資疲弱的經濟，卻同時補貼自己的企業，對其他國家企業訂定諸多不利條件，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很難與各國極需的社會保障區分，在全球金融方面，遭到危機重創的國家似乎愈來愈傾向於資本控制，主要原因在於，這場金融危機就是起源於金融體系已不受各國政府管制或影響。

其次是，加強全球金融管制。對金融進行新而嚴格的全球管制顯然有必要，但也面臨嚴峻挑戰。在先前的危機後，各國政府已承諾管制全球金融，但當民眾不再注意，各國政府就不再積極致定嚴格規範。美國和英國形成共識很重要，但兩國龐大的金融部門總是反對管制，一旦新規範出爐，金融部門將遭到嚴格監督，而且得在全球層次上執行，因此，這些規範若要有強制力，必須設立新的架構。

第三是，大力金援貧窮國家。各國必須確保在這波金融危機中，開發中國家不會成為孤兒。必須讓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等發揮充分潛能，讓這這些機構辛苦工作卻有必要，在先前的經濟衰退中，貧窮國家的援助急遽減少，這些國家又很難因應這種轉變。反對擴大世界銀行等機構職權的論點在於，擔心這些機構會過度擴權，但過度擴權的風險只是會影響富有國家。

第四是，建立全球基金對抗金融危機。目前國際貨幣基金手頭的資金低於若干中型新興經濟體，各國領袖應同意提供更多經費，讓世界各國使用來對抗金融危機，對此，國際貨幣基金已草擬了條文。藉由同意加重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各國領袖可以向世人證明，他們準備集體行動，對世界各國提供更多可得資源，他們因而能設立數兆美元的儲備資金，可分配給國際貨幣基金各會員國，唯一的障礙在於政治──美國的分配額度約2千7百億美元，需要國會的同意，美國民眾成為解決此一問題的關鍵。

最後是，改革國際機構。國際機構的改革過去一直沒有完成，過去建立的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主要反映的是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債權人（現在美國已成為最大的債務人），歐洲和美國能夠聯合維持全球經濟，如今他們發現，若無全球金融機構協調，將很難與新的成長引擎──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範圍進行合作。對開發中國家而言，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似乎不像公正無私的執法者，這些國際機構的權利必須重分配，讓他們可以整合全球行動。要展開這個過程可透過：重新分配投票權，確保這些國際機構的負責人是經過全球同意的，工作人員須充分代表會員國，建立一個代表世界主要區域的策略性決策理事會。

未來幾個月將讓各國領袖繃緊神經，就像這場危機已讓他們的人民繃緊神經一樣，如果他們能整合國內的行動，配合全球的行動，他們將大有可為。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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