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生素濫用問題引起關注，對幾乎所有抗生素都有抵抗能力的「超級細菌」種類越來越多，包括多重耐藥銅綠假單胞菌、多重耐藥結核桿菌等，以及最著名的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在中國，細菌整體的耐藥率高達45%，遠高於歐美國家水準，而在住院的感染病患者中，因抗藥菌感染的病死率為11.7%，比普通感染的病死率5.4%，整整高出一倍多。

雖然新的抗生素不斷研發，但是細菌發展抗藥性的速度也不亞於人們研發的速度，因此，有科學家甚至悲觀的表示，所有抗生素皆無效的「後抗生素時代」即將來臨。約6年前源於廣東的SARS殷鑑不遠，所以因中國濫用抗生素而產生的新菌種，沒有人敢掉以輕心。

不過西方國家片面譴責中國濫用抗生素，或譏笑中國人將抗生素當成家庭常備「消炎藥」，則有失厚道。1928年英國科學家Alexander Fleming意外發現盤尼西林後，德國默克藥廠即不斷欲將之量產，以取代當時普遍使用於消炎、殺菌的磺胺類藥物，並藉由調整其結構式而擴大應用範圍，使抗生素不僅用於醫療，也廣泛應用於農業、畜牧業和食品工業等，且作為「生長促進劑」的抗生素，反而成為大宗。故抗生素之「濫產」，即肇始於西方國家。同樣的，盤尼西林在亞洲國家的濫用，也是由於越戰期間美國大兵在亞洲四處嫖妓，感染淋病，為了治療和預防淋病才要求當時亞洲的性工作者大量使用盤尼西林，後來在1974年發生第一次變種，產生不怕盤尼西林的淋病雙球菌。

抗生素濫用的近因，是中國醫療體制的商品化，醫院也成了錙銖必較的營利單位，因此中國的醫院約有50%收入來自於藥品，而抗生素佔所有藥品的收入約25%，多開抗生素，就意味著廣開財路。中國每年生產抗生素原料約21萬噸，除去原料出口約3萬噸外，其餘18萬噸皆在當地使用，其中半數用於畜牧業，以縮短「商品」生產的時間，人均年消費量約138克，是美國人的10倍。

綜言之，中國抗生素的濫用，是社會主義國家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分工洪流中的結果，也是第三世界遭受帝國主義國家侵略的後遺症，絕非中國人民智未開、用藥知識不足的問題。抗生素濫用起因於外，造成的後果，也不可能限於中國，有可能再次波及全球。

在當前此種特大號金融、經濟危機之下，各家銀行滿手壞帳、互不信任，轉而各自擁抱現金、怯於借貸，造成嚴重信貸緊縮。另一方面，民間廠商亦深陷資產泡沫破裂後的泥淖，加以全球需求萎縮，使得民間亦缺乏借貸需求。對此，傳統的貨幣政策完全失去效力，利率已降到近乎零，仍無法刺激景氣。各國政府遂拋棄貨幣主義教條，由美國、中國帶頭，轉向規模不斷擴張的財政政策，日前的G20會議又再度加碼。

然而，在規模之外，這些財政政策的方向卻大有問題。絕大多數的方案內容都集中在公共基礎建設，其次則是減稅與消費補貼，主導的思維就是要讓經濟「回到常軌」。但所謂的常軌，不就是導致今日危機的制度根源嗎？各國的方案都希望維持先前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趨勢，即便在美國的方案中有不少投入所謂「綠色能源」的開發，但對於使用糧食作物生產生質能源的作法，卻沒有明確矯正，更不見任何改變大量肉食、違反環保的飲食生活模式的措施。中國等新興國家的財政方案甚至還希望將自身朝歐美的生活消費模式進行改造。令人不禁懷疑：這樣的財政支出究竟是福是禍？

政治人物總希望表現出有魄力、有實力的樣子，日前的G20會議也不例外，原先已經具相當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又再度加碼，天文數字的規模令人眼花撩亂。但，這真能有效刺激經濟的總需求嗎？

要知道，經濟危機固然改變了很多東西，但並未使過去數十年來的經濟學發展失去效力。對於財政政策，經濟學界早已明白，它很容易成為壞處大於好處的錯誤政策；貨幣政策仍是我們穩定經濟的最好工具。具體來說，針對美國歐巴馬政府的財政方案，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羅莫曾提出，每增加相當於GDP 1％的政府開支，就能造成GDP 1.6％的實際成長。然而許多學者卻以更詳盡的模型指出，每增加GDP 1％的政府開支，其實反而會排擠民間的投資，使GDP僅成長0.6％！世人在為財政政策辯護時，屢屢援引美國靠著羅斯福新政與二戰開之走出1930年待大蕭條的歷史。然而，學者的實證研究卻指出，即使是美國二次大戰時的政府開支，其乘數也未高於0.8。

如果1980年代曇花一現的「供給面經濟學」曾被譏為「巫毒經濟學」。此一稱號，或許更適合用來描述今天的「需求面經濟學」。

藝術語言沒有命題性（non-propositional），就像畫，你可以有某種心得感想，但不能說那畫「就是」在「主張」某個道理。1995年Emir Kusturica以《地下社會》獲坎城大獎，記者問該片欲傳達何種訊息，Kutsturica說：「我沒有任何訊息要傳達，若有的話，我應該是寫封信去郵局寄，而不是來拍電影。」但該片仍引來各方撻伐，說他美化塞爾維亞人並「暗藏」國家統一的思想毒素云云。Kusturica不堪其擾，宣佈從此不再拍片。還好英明的董事長立即寫了封公開信，發起全球連署，勸他別理那些半票觀眾，繼續拍片。

很多人也說Ari Folman的《與巴席爾跳華爾滋》美化以軍，淡化導演罪責，可是這問題理應不存在，除非你當它是一部宣傳片。我家過去開電影院，常接觸新聞局公文，說某片應予查禁或修剪，因片中違法者並無接受法律制裁恐敗壞善良風俗云云，逼得一些國片只好硬加橋段與旁白，荒唐透頂。黛絲姑娘最後被繩之以法，但萬一沒有呢？難道就變成一部爛小說？

藝術語言只有形而上美不美的問題，而沒有形而下對不對的問題。大島渚的《感官世界》劇中男女整天做愛，花樣百出，最後不但把男的勒死，還割下「小弟弟」在街上遊蕩。夠變態了吧？但它卻令人感動。這時你若說導演有美化性變態之嫌，我將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巴席爾》也一樣，藝術是一個人的聲音。小至口角，大至一場屠殺，全是一個人的戰爭，一個人的抉擇，一個人的哀樂。正如面對頭上三尺神明，維根斯坦說：「你不可能聽見上帝對別人講什麼，當上帝講話，只有你自己才聽得見。」齊克果也說：「世上沒有真理，除非它被我所認知。」世上不可能有真理語句，除非我在我和句子之間建立起一種關係。

同樣的曲子，同樣的句子，傳唱的人不同，意義便不一樣。自己永遠是一切故事的主角，即便描述別人的故事，說的仍是你自己的痛苦。一場戰爭也好，一個邪惡帝國也罷，終究得回到一個人身上，一個人獨特的經驗，一個人難以言說的悲歡；你終究得一個人面對它，自己跟自己打一場仗，決定要給它在心裏頭擺放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叱吒風雲的《大國民》臨死一刻，喃喃唸著一句難解之謎：rosebud（玫瑰花蕾）。一段驚天動地的時空，到頭來留存腦海的，仍只是一些純屬個人的破碎片段影像與聲音，而不是一種社會性敘述。因其破碎，故而完整，因為這一切破碎片段仍然隱隱指向一幅完整卻無從言說的風景。就像畫，它不帶命題意義；你沒辦法說它畫得對或錯；它與對錯無關，而只有美不美的問題。你可以說你不喜歡，但可別說它少了什麼觀點或懺悔；它沒有觀點可言，這畢竟不是在寫論文，也不是在跟牧師告解。

近日來我們的社會因為「農村再生條例草案」而沸沸揚揚，若僅是由土地利用計畫體系的觀點來審視條文，即可發現此條例草案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它嚴重忽視了計畫體系所需的整合面向。

我國的土地大抵分為二大類別，一為都市土地，另一為非都市土地，都市土地是受到「都市計畫法」的規範，非都市土地則是受到「區域計畫法」的規範，這兩部法律非常重要，也都有著相當豐富的條文，而其主管機關皆為內政部。現今送交立法院審查的條例草案，則是欲將非都市土地的「農村社區」部份取出，另交由農委會來負責規劃、開發及管理。由此可知，此條例草案的立法通過將會嚴重衝擊我國整體的土地利用計畫及管制體系，因此必須要有相關細膩的規定，以此來進行必要的分工及整合。

但是，此條例草案卻是採取相當模糊的立法方式來進行整合，例如，第24條第2項，指出「前項計畫所需活化農村社區發展之土地，得依法辦理使用分區或使用地變更」，此處所稱的「依法」，指的是區域計畫法，其主管機關為內政部；但是同條第3項卻又指出，「前二項農村再生發展區範圍內之土地容許使用項目、用地變更原則、認定基準、土地使用強度、建築風貌、管理監督方式、審核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此處所稱的「中央主管機關」乃是農委會。這是兩個非常不一樣的路徑，竟然匯集在同一個條文！此條例草案通過之後該如何來運作？不同計畫之間該如何來進行整合？內政部及農委會彼此之間又該如何來分工？第三項的規定就真能跳脫區域計畫法的限制嗎？未來會否造成主管機關之間的爭端？此條例草案並沒有清楚的規範。

行政院現今所提之草案，一方面似乎是要隱藏在區域計畫法體制之下，但另一方面卻又要脫離區域計畫法的管制，另設農村再生發展區，並由農委會擁有計畫區內實質的規劃決策權，這種遮遮掩掩的立法方式我們以為相當不可取，它不僅不負責任，也嚴重破壞現行土地利用計畫體制。於此，我們要特別強調，我們並不反對由農委會來主導農村社區的規劃與建設，但是，請務必同時考量我國土地利用計畫體系的法律整體性，而政府的立法也請要光明磊落，並走大路！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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