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意義與侷限

飽受世界輿論注目的20個經濟強國倫敦高峰會議G20，意外順利地結束了。這是金融海嘯演變成經濟危機以來最受矚目的高峰會。由於這場金融海嘯的嚴重程度超過各界最初想像，各國普遍認識到，這已經不是任何國家可以單獨解決的問題，也不是傳統7個或8個富國（G7或G8）就可以克服的災難。這也不是泛泛之談就可以解決的危機，如同金融海嘯爆發之初，在美國舉行的第一次20國高峰會議那樣。這次要談的，包括建立國際金融監管制度、改革國際金融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以及世界銀行WB）、甚至考慮創設不受任何主權國家影響的國際儲備貨幣等等。預定討論的題材多元而深刻，難怪許多評論將之比擬為第二次布列頓森林（Bretton Woods）會議。1944年的布列頓森林會議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的世界金融體系，包括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以及世界關貿總協定（GATT，今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其重要性可以相比於聯合國的建立。G20的倫敦高峰會議被賦予第二次布列頓會議的想像，不難理解其受期待的程度。

但是正因為它廣受期待，各方的要求又不盡相同，人們在事前也普遍擔心共識不容易達成，結果可能不歡而散，或是空洞無物。特別是歐陸國家與美國對解決經濟危機的主要政策方向大異其趣，前者著重建立國際金融監管體制，後者則強調政府需要大力增加財政手段。另外，新興國家強烈要求富裕國家擴大援助受金融海嘯創傷的貧窮國家，金磚四國則力主改革國際金融體制，建立新的國際儲備貨幣等等。各方勢力各有盤算，因此事前不看好結果的大有人在。

結果卻是意外的順利，達成7點主要的共識。法、德兩國堅持的建立國際監管金融體制，包括對逃稅天堂國家的制裁都達到協議；美國所主張的富國政府大力加碼刺激經濟也獲得相當的支持。可以說，國際媒體事前擔憂的不和諧情況並未發生。

但是，這並非表示這場20國的高峰會議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曾經產生了許多歷史性的創舉，包括凱因斯創立總體經濟學、羅斯福實施新政，以及戰後促成國際金融體系出現等等。這次金融海嘯的嚴重程度，是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以來所僅見，但相比之下，倫敦高峰會議的決議並沒有這種歷史性的改革。新興國家要求改善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要求被擱置了，俄國與中國提議的建立非主權國際貨幣則完全被否決。因此，G20峰會基本上還是歐美強權主導，新興國家即使GDP的比重逼近歐美發達國家，但是在國際事務上還只是陪襯的角色。

?月2日倫敦的「20國集團」G20高峰會，美國對中國輕微的讓步，對前幾天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特別提款權SDR建議，以增幅至2千5百億美元為妥協，而取得中國重大承諾，圓滿地達成國際貨幣基金IMF增資與全球紓困方案，總額達1.1兆美元，勉強穩住了全球金融危機與經濟惡化，同時穩住了美元全球霸權。這是美國著力點，以中國為支點的槓桿，重新撐起了地球，以及籠罩地球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

之後緊接著的4月3、4日兩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在德、法兩國境內慶祝60週年誕辰，美國仍穩坐盟主之位，並且同時要求北約增兵阿富汗5千人，以支持美國將增兵至6萬人的新戰略。這是歐巴馬在中國支點槓桿撐起G20峰會的次日，又架構第二根槓桿，以G20為支點撐起北約的美國阿富汗戰略。

若沒有倫敦峰會所議決的1.1兆美元大挹注，就不會有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繼續運作，也就無法維繫它所供養的NATO繼續生存與發展。這是自去年11月5日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5個月來，以及他今年元月20日就任至今尚不滿百日，美國在全球金融經貿與軍事盟主地位的雙重大勝利。美國這個大勝利，是以中國最近連續承購美國債券總額至接近1兆美元，以及這次在G20峰會上對於IMF擴增規模的重大支持，這個雙重力挺為基礎，而迂迴完成的。

然而，美國經濟評論界的新泰斗、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卻在北約峰會首日撰文（台灣各大報次日譯載），說出「我們賣給他們詐欺性債券」、「跌入美元陷阱，中國應該好好面對」這樣的風涼話來。克魯曼並且惡言胡亂栽誣，說「周小川的提議其實形同懇求」。

克魯曼顯然有些記憶不清，忘記了兩年前中國僅有3、4千億美元的美國債券時，人民銀行微露口風準備拋售數百億，小布希總統就大為恐慌，急忙向中國放話說不可，「其實形同懇求」；今年2月中旬，美國新任國務卿希拉蕊訪華時，高言「不會讓中國人權問題，阻礙了中美合作」，返美臨行前殷切叮嚀再買美國債券，「其實形同懇求」。美國是個年輕民族與年輕霸主，年輕應該記憶好一點，免得再被罵「豬八戒」。 （社會評論者）

日前，筆者參加了一個社福團體舉辦的研討會，討論的主題是，在當前經濟惡化的局勢下，社福團體、機構應如何生存、發展？

據瞭解，社福界非常歡迎也迫切需要舉辦這類主題的研討會。事實上，在今日，社福界會舉辦這類主題的研討會，正反映了社福團體，以及廣義的NGO團體，非常不公平的窘境。

在台灣近年來經濟加速惡化的趨勢下，社會弱勢者乃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這些弱勢者，包括了身心障礙者、低收入單親婦女、原住民、基層勞工、低教育程度者等這些傳統習見的弱勢族群。但如今，隨著大環境的急速惡化，許多新貧族群，如中高齡失業者、文法科系的大學畢業者等，也不斷湧現在越來越廣大無助的弱勢者隊伍中。

這些弱勢者的社會安全支撐，在社會各階級中，是最脆弱的。隨著家中主要收入的斷絕，幾乎就即刻會將全家大小帶入經濟民生的險境中。以剛修正過的社會救助法來說，就是當一家平均消費支出低於當地的每家平均消費支出的6成時，就是低於當地的最低生活水平，政府需要依法出面救助。

然而，這些弱勢家庭不僅僅是經濟困境，這乃是生存的最低底線。他們還有更多基本需求，無助地等待社會資源的援助。例如，這些弱勢家庭裡正在念中小學的小孩，付不起學費、吃不起午餐、需要繁重課業的輔導等等。

更慘的是，若這些弱勢家庭有的特殊需求，如發育遲緩的幼孩、高齡中風的長輩、弱智的家庭成員等等，這就更需要高昂的資源來幫助他們。換言之，在這不景氣的時刻裡，社福團體面對的弱勢者的需求只會更多，而所承擔的社會公益責任只會更重。

但，另一方面，社福團體的收入卻同時呈現逐步減少的趨勢。這是可以想見的：由於民眾普遍收入縮水或就業前景不樂觀，由於自身難保，當然就會大幅降低公益捐款。而且，過去列為社福團體大宗的企業贊助，在如今環境下，企業將本求利，當然更精打細算地不輕易贊助公益活動了。據了解，最近半年來，一般小型的社福團體的公眾捐獻收入普遍下降了15％。簡單的說，社福團體是一根蠟燭兩頭燒：社會服務大量增加，而同時自身能提供的資源卻不斷流失中！

這當然不僅是社福團體自身的困境，而更是整個台灣社會的當前困境。如果台灣社會不能撐托最底層與接近底層的困苦、弱勢者，隨著大局勢的持續惡化，這些哀告無依的群眾 不是自殘、自我放棄，就是只會流離失所，造成不可收拾的社會問 題。

那麼，站在第一線救助的社福團體的解決之道何在？我們將繼續討論這問題。 （社會評論者）

勞委會終於把育嬰留職津貼這道炒了幾年的菜正式端上桌了，也算是完成了馬總統造福勞工的一個心願。

只是這政策，包括不久前擬取消勞工罷工限制的美意，卻弔詭地讓勞工陷入了一個自我否定與勞勞相爭的奇怪邏輯當中。先是否認自己會為了爭取享用該權利而賠上工作權；接著怪罪政府，推出此政策是讓既有工作相對穩定者與經濟優勢者享有比之前更多更好的福利，而真正需要被扶助的經濟弱勢勞工族群反而無法受益；又說發放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排擠了失業給付的財源，造成拿經濟弱勢者的錢去補貼經濟優勢者；更說此政策會造成雇主招募時將優先排除新婚或懷孕勞工等云云。

育嬰留職津貼政策本身並沒有太大的問題，說是幫助勞工減輕因為請休育嬰假而造成的家庭經濟壓力，或說是挽救台灣低靡的生育率都可謂其政策背後的主要動機。然而為何每每政府一推出與勞工相關的福利政策，勞工就或明或暗地否認自己應享的權利，深怕因為表示贊同或爭取福利而影響自己的工作權？老實說，我對問題的答案還不甚清楚，但很確定一件事，勞工自我矮化的作法與自我否認的想法，並不見得能扭轉其在公司裡的地位，可謂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但究竟是誰讓台灣的勞工成為政策的受害者？大家一起想想吧！

金融海嘯爆發以來，各國包括台灣政府無不卯足全力避免經濟情勢的持續惡化，造成難以挽回的執政危機。而各國所採取的補救措施，最受爭議的就是國有化政策的再登場，1980年代初期率領全球進入民營化風潮的英美，再一次引領全球走回國有化，因此就有人提及是否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遇到了瓶頸，迫使各國政府重新調整經濟走向，又是否政治鐘擺已開始從右擺回中間偏左，比如說美國左派的民主黨贏回政權。

台灣政府的情況又是如何？大多數的人應該不會反對國民黨是右派政黨的說法，在右派的思維底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其優先，社會主義及勞工政策等左派政策的推動，可視為是討好另一派選民的策略性選擇（partisan），那不是政黨最核心的理念與價值觀，普遍是為了選票所產生的一種非常規性的政治選擇行為。

可是從去年至今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國民黨政府在勞工政策上的著墨，可能超過過去幾任政府所做努力的總和。若據此判定國民黨開始轉型成為中間偏左派的政黨，當然難以令人信服。然而生活在政黨政治理念無一定左右標準底下的台灣勞工可就辛苦了，如果右派政府對於自己所推出的勞工政策是為特定政治目的，那麼台灣勞工出現自我否定的奇特現象，似乎也就不足為奇了。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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