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世界矚目的20國（G20）倫敦高峰會議之後，金融海嘯與經濟危機是否可以克服？世界金融體系以及國際政治格局從此將有甚麼不同？這些後續發展深刻影響未來數十年的世界，值得認真對待。

首先，G20倫敦峰會基本上是以妥協告終。19個國家與歐盟對金融海嘯成因以及拯救方案的看法大異其趣，對未來世界經濟體制的想像更是各有算計，要達到真正高度共識是不可能的；如果想藉這個機會重塑國際經濟秩序，有如1944年布列頓森林會議建構國際貨幣基金會，困難度就要更高一層；倘若期望更進一步建立比較合理公平的國際經濟體系，就更像是緣木求魚。事實上，會議以和諧結束，並且能夠共同發表公告，主要是基於：這個會議不能失敗，失敗則世界經濟將更加雪上加霜；任何國家都承擔不起破壞會議的罪名。峰會的妥協結局並不令人意外，卻也冷酷地告訴人們，一個合理、公正的世界經濟體系並未出現。

雖然是妥協告終，但是仍有一些意義：其一，一些起碼的共識達到了，對克服經濟危機雖然力度不足，還是有其作用。例如，貿易保護主義在某些國家本來蠢蠢欲動，經過會議，至少被抑制了，避免重蹈1930年代的覆轍；又如，要求各國金融機構提供逃稅或洗錢的資訊，可以減少富人逃稅，各國不用因為富人資金外逃而競相減稅、削弱社會福利，造成貧富差距擴大。

其二，新興國家改革當今國際經濟體制的要求，包括建立與國家主權脫鉤的國際儲備貨幣，雖然被擱置，但是總算引起世界輿論的重視與討論。未來只要再有國際經濟危機出現，這樣的要求一定會不斷被提出；可以說，改進國際經濟制度的運動被啟動了。而且，這個被啟動的運動，將不斷在各種時機被拿出來討論，不會輕易就被遺忘，至少會經常提醒世界，當今的國際經濟體系是不合理不公正的，需要改進。

再次，美國的世界經濟體系霸權地位已經嚴重衰落。在會議中，美國總統的表現迴異於過去，這固然有歐巴馬的個人風格成分；但是，美國經濟實力的相對下滑、身為金融海嘯禍首，以及無力單獨解決危機，這些不爭的事實，影響美國總統的表現。正如侵略伊拉克戰爭動搖了美國的國際政治霸權，金融海嘯則動搖了美國的國際經濟霸權。國際經濟長期的單極體系告終，其意義絕不亞於國際政治單極體系的結束。未來將會產生複雜而多面向多層次的新國際經濟體系。世界將會不一樣了。

「肥貓」這個外來名詞，在短短的時間裡變成台灣媒體政客琅琅上口的名詞。問題是，「肥貓們」在台灣被當成市場遊戲規則老鼠屎的代名詞，窄化了、消費了「肥貓」原有對社會結構的批判意味。沒有深刻經濟危機認識的主流論述檢討起「肥貓」的存在，隨意地解讀成是經濟危機時期仍坐領高薪的人，他們對小股東與人民無知的掠奪，更是政府失能下的結果，好像沒有了「肥貓」，資本主義就基本健康。

但查查「肥貓」原本在美國文化裡的涵義，原本指的是透過政治投資和遊戲而取得或鞏固自己利益的生意人。那麼檯面上許多親扁、親馬或親共的大老闆，不都符合「肥貓」的定義嗎？媒體怎不給他們掛上「肥貓」的名號？何況肥貓還有更多的社會階層指涉，而非只是一種道德指控。

另一意涵其一就是擁有大筆資金的人，得以享受別人的辛苦工作的成果。那些在台灣關廠解雇員工，卻到中國、東南亞開更大工廠的雇主，更是符合這個網路上就找得到的定義！

肥貓們的存在，早在金融風暴發生前，只是過去大眾大聲控訴那套充滿特權的遊戲規則，無奈不受重視。媒體現在下來玩玩這個名詞，找幾個人當成資本主義危機的箭靶，老實說只是搶了老百姓的血淚控訴，把真正的矛盾移轉到幾個倒楣鬼去稀釋問題的嚴重性。

自從金融體系遭逢危機以來，憤怒的民眾開始發現原來肥貓滿街亂竄。讓人憤怒的肥貓都具備兩個共同特徵：第一，公司賠大錢，自己卻繼續領取高報酬，就算做不好而離開，也可以靠「合約保障」海撈一票再走人；第二個共同特徵，是在「貢獻」與「報酬」之間，草率界定到讓平民老百姓都知圖利。

已故經濟學家高伯瑞就憂心地指控，當代企業是建築在一股「自我圖利的失控龐大力量」之上的。理想上，經理人的薪水，取決於能為股東創造多少價值，但實際上，經理人的待遇往往是自己薪水也高得離譜的董事會互相照料下的特權。這些董事有時身兼其他公司經理人，薪水也是由其他高薪董事們所給。反正小股東無力可翻，基層員工管不著，這些被寵壞的公司高層當然樂得年復一年地相互圖利。

經理人之間如此，經理人與官員之間又何嘗不是？金管會最近說，要「啟動反肥貓條款」。但實際上會有效果嗎？獨立董事是誰挑選的？哪家公司的獨立董事，曾經公開跟主要股東唱反調而又能繼續留在董事會裡？換句話說，要與高伯瑞所憂心的「自我圖利的失控龐大力量」對抗，沒想像中容易。資本主義必須杜絕肥貓滋長，惟有投資者共同覺醒：哪家公司有肥貓，就別留戀期待；哪個政客縱容肥貓，更不要留情。

4月2日倫敦的「20國集團」G20高峰會，美國成為大贏家與各國皆大歡喜之下，其實是風雲詭譎暗潮洶湧。次日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對中國人民銀行銀長周小川的風涼話，幾天之後被「歐元之父」孟代爾在香港的新論否定。3位國際金融專家談的，都是特別提款權SDR的問題，孟代爾主張現有的SDR組成比重，人民幣應由0變成10％至15％，完全取代英鎊的11％，但歐元的34％不變。

孟代爾其實比克魯曼更為詭祕，他的建議是要把英鎊逐出SDR，使這個三度過氣而今氣若游絲的「前」金融霸主更為孤立無援，其實是布局使英鎊不得不加入歐元，而壯大歐元，來挑戰美元；實際上是要借人民幣再作一次金融爭霸的槓桿支點。美國利用北京手上的大批美元外匯存底為支點，玩了一次地球級的G20金融大槓桿遊戲，歐元立即起而效尤；中國經濟與金融實力，真的成了西方資本主義群魔眼中的唐僧肉了。

所以，G20峰會的1.1兆美元全球紓困，中國只認股了4百億美元，不當冤大頭。倫敦峰會之後8天，第4屆東亞高峰會（以及東協10加3、10加6會議）在泰國召開，被西方媒體形容為「東亞版」的G20峰會──中國金融實力將大顯身手另起爐灶。

這個峰會過去幾屆習慣都在冬季年尾舉行，這次提早達半年，就是以僅8天之距，要與倫敦G20峰會一較短長。然而因為曼谷紅衫軍政潮擴大，泰國政府無力維持秩序與各國政要安全，於是流會為延期2、3個月舉行。曼谷紅衫軍背後是流亡海外的前總理戴克辛，有深厚的西方背景關係，則這次泰國政潮使東亞峰會流會延期，是否又是西方另一根政治槓桿，就耐人尋味了。

然而北京早有萬全準備，12日當天紅衫軍狂潮湧進芭塔雅各國政要所住飯店之前一天，溫家寶已與日本、南韓兩國領導晤談商定大局，次日各自避難返國，到了北京機場，就由外長發表：原來準備在峰會上決定的議案，仍不改變照常進行。

不改變的是，明年中國與東協10國的自由貿易區協定，仍將如期落實。落實的手段是，中國出資百億美元作為「中國──東協投資合作基金」，另提供150億美元給東協作信用貸款；兩筆合計，與對G20的出資相比，是5比8，可以說是中國心目中對東協與G20的比重分配。

在今日的現代社會裡，所謂政府與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廣義的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NGO、NPO），扮演的社會角色越來越重要。

NGO既可以注重於社會公共議題的倡導，也可以努力於福利性質的社會服務工作，或兼而有之，這情形往往見之於社會服務性質的團體，即由這些社會服務團體的自身服務經驗裡，體認到特定公共政策的必要性，而投入部分力量在議題的倡導上。

由於在過去20年來的新自由主義趨勢下，政府已不斷將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工作，透過委託方式，轉移至長期耕耘與有專業經驗的社福團體上，這名之為「社會服務民營化」。換言之，相對於一般壟斷性的營利事業（如高鐵、銀行等）之BOT（即政府將公共資源與公共營利事業以招標議價方式轉移給私人企業來經營），這是另一種形態的社福BOT。

事實上，目前政府各種社會福利的服務專案，幾乎都是以招標議價方式來進行，即設定底標然後讓各相關同性質的社福團體彼此競爭喊出低價來競標！這樣一來，只有兩種結果出現。

其一，大家相互「比賤」，相互以不敷服務成本的輔助經費，來承接這些政府委託的服務專案。後果可想而知，就是這些原本要提供弱勢者迫切需求的社會專業服務，只能在客觀成本不足的限制下，被縮水打折（如教育遲緩兒的心智發展，需要一定成本來聘雇專業的教師、專業的教材等）。

其二，據筆者瞭解，絕大多數的社福團體都會以服務品質為首要目標，因此會自行募款、自立經營事業（如過去陽光基金會的加油站）獲取微薄利潤以籌足服務經費，來作好弱勢者的服務。

顯然，一般矢志於社會服務目標的社福團體，在這客觀局勢下，都會選擇第二條道路來繼續維繫自己的公益服務事業，即愛心募款與公益事業的經營獲利。由於愛心募款畢竟是看人臉色，操之於人，所以一般社福團體還須積極發展出自己的公益事業經營，以確保公益資源來持續穩定。

正是在這現實的脈絡下，所謂「社會企業」如今甚囂塵上，彷彿社福團體只要順利轉型，或擴充業務範圍到一般市場競爭下的企業組織與營運模式，就可一勞永逸。

然而，社會企業要成為社福團體，或廣義的 NGO團體，的新組織運作模式，無論在實質上與形式上都有極大的困難。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無論以經濟規模與專業經營能力來說，社福團體的人力與物質資源都遠非純利潤掛帥的私人企業對手。

簡言之，社福團體應學習轉型的，不是市場化的企業組織，而是公益性的部分企業管理方法而已。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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