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台灣各界為了《農村再生條例》爭議不休之際，且看鄰國如何面對未來的農業問題。根據4月14日的國際訊息，南韓的「現代重工」斥資650萬美元買下俄羅斯農業管理公司柯羅澤諾（Khorol Zerno）67.6％的股份，準備在西伯利亞東方的柯羅斯基（Khorolski）地區開發1萬公頃的土地，大面積種植玉米和大豆。

現代重工是韓國現代集團的核心企業體之一，主業是造船和發動機的生產。那麼，何以工業界的龍頭竟然跨行涉足農業部門？據知，這是南韓朝野有志一同，為下一輪的全球糧食危機做準備。現代重工已決定在2012年之前還要追加投資9百萬美元，增購4萬公頃土地。這總共5萬公頃的土地，預計到2014年將可生產6萬噸的玉米和大豆，其目標是要取得一定程度的糧食自主權，讓南韓的畜牧業者免於受到國際市場急劇波動的衝擊。而柯羅斯基地區距離海參威港口僅有兩個半小時的車程，未來除了調節南韓內部飼料需求的功能之外，也方便對外出口或反向進入俄羅斯國內市場。

當然，大企業跨國收購耕地並不是從現在才開始。南韓的大宇集團在非洲馬達加斯加收購的土地甚至多達130萬公頃，幾乎占該國耕地的一半。沙烏地阿拉伯在印尼也有相當龐大的土地投資，近一年來，中國、日本、埃及也積極前往貧窮地區收購耕地。顯然，歷經2008年的糧食危機之後，許多國家都已積極在為未來的糧食供應問題未雨綢繆。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早已注意到這一趨勢，內部研究則對此現象抱持亦喜亦憂的態度。喜的是，龐大的資金投入加上企業文化的良好管理，可以為破敗不堪的窮國農村帶來生機活水；憂的是，企業化的大面積機械耕作，將使得無數在地的農民失去土地和工作，社會矛盾與衝突勢將無法避免。最近馬達加斯加的動亂，土地問題即是爆發點之一。

綜上所述，未來全球農業最主要的問題係來自於潛藏的糧食危機。為了因應糧食危機，各國無不努力於擴大生產面積，改變生產機制。然則，回頭來看台灣目前有關《農村再生條例》的爭議，卻主要是在社區營造和資源分配上大作文章，對於來勢洶洶的糧食危機問題，竟沒有任何因應的思維。台灣的企業界也只想到在用地取得和農地變更方面進一步鬆綁，以方便內部市場的地皮炒作，而完全沒有南韓企業未雨綢繆、回饋農業的企圖心。我們不必然贊同南韓全球化搜刮耕地的做法，但是，當別人用心於擴大再生產的時候，台灣社會卻是為了政府部門釋出的兩千億大餅而紛擾不休。那麼，在下一波全球性糧食危機到來的時候，政府豈能無愧於全民的肚皮！

在現階段，所謂公民社會的理想模式，是不可能完全跳脫出、或毀棄掉國家機制。

要解決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對立，前提之一，就在於：公民社會必須要有充分的資源與力量來自主管理與發展。

一旦公民社會的各種多元領域，都是由利害關係人所積極參與、民主管理與理性辯論等等，則過去國家霸權就會在這公民自主的過程中被稀釋與轉化。

以此來看，今日本屬於社會福利性質的社會服務，固然應由民間自主經營管理，並在這自主管理過程中，發展出這類公益團體的專業能力。

但，更重要的是，這種社會自主管理的社會服務之公共資源，卻不應由目前政治獨霸的國家政府來一手掌控，然後以施恩者的面貌來選擇發放給各民間團體──而且，往往是以競價淘汰的方式來選擇。

相反的，既然社會團體擁有了專業能力與經驗，就應由社會團體本身來進行公民社會的理性與專業評估，由民間社團自主決定整體服務資源的公義分配。也就是說，將政府的資源分配權利轉移至民間社團手中，由民間自主決定與管理公共資源。

若能如此，這才是真正是將政治權力與社會權利的結合之直接民主的公民社會。

近幾年來，在社會福利的提供上，政府的角色已不斷地由過去包山包海的大有為政府，轉換到擔負政策規劃，將執行層面委託民間專業、社團法人或服務機構的方式進行。

雖然政府仍主導著對民眾以及眾多弱勢者的社會福利、社會服務之公共政策，也掌握了最大的社會資源，但政府卻必須透過民間自主的公益服務力量來落實社會福利。

這種「社會服務民營化」的許多實際運作方法，雖有許多需要大加改進的空間，例如政府往往設定低標為服務專案的底價，讓各方社福團體彼此競爭議價，從而不僅降低了服務成本，更會縮減了社會福利的品質。

但，這種交由民間自主服務的趨勢，也在客觀上促進了政府與企業（或市場）之外的社會第三部門，即NGO團體力量的大幅發展。

台灣許多NGO團體，在過去10年來，正是透過政府委託經營的各種社會服務專案，發展出自己的專業能力、培訓出自己的人力資源，由過去單純的社會團體，逐步發展為專業服務的機構，或甚至在市場競爭中經營事業的社會企業。

以此來看，我們應歡迎社會服務民營化的趨勢，這顯然是走向真正公民社會的必要一步。

政府藉「蔣經國百年冥誕」的名義來紀念蔣經國，引發了一波歷史詮釋權爭奪。表面上看來，朝野各派都顧忌於「蔣經國」的文化光環、政治效應，因此，不論是反對或讚賞，都不得不在此活動上表態、沾光。然而，這種匯聚朝野各派的狀況，卻反映了，我們對台灣歷史的理解，在近20年內幾乎沒有進步。

我們對於蔣經國有很多誤解。科技產業、民主改革，往往被視為蔣經國主政期的最大成就。但是，從李國鼎、孫運璿等人所留下的資料，就可以發現，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成功」，可能是個偶然。當年政府規劃的四大策略性工業，僅有半導體存活下來，航太、生物科技幾乎以夭折收場。再對照南韓方面的資料，台灣對於半導體產業的「遠見」，其實不如南韓：李國鼎在1960年代前往東京機場「攔截」美國半導體業者來台灣投資的壯舉，比南韓還晚了一年左右，而且，思考的格局也不如南韓大膽。

至於政治上的表現，若以蔣介石在1958年的金門砲戰、1972年退出聯合國時期的國際政治操作，來比較蔣經國因應1979年的台美斷交、1980年代台灣民主化的作法，就可以看出，蔣經國對於政治操作的靈活度不如蔣介石。此外，蔣經國的性格問題，也存在太多的溢美之辭；王作榮、李國鼎等人的回憶錄，都記載了許多陰暗面。

朝野各界不可能對於這些公開的史料一無所知。然而，之所以關於台灣的政治、經濟史的詮釋焦點，一直都落在少數幾個政治人物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們重要，而是，大家都不用心。

長期以來，民進黨受到中共在內戰期間的文宣影響，一直都將國府（國民黨）視為依賴人際關係運作的烏合之眾。這是個解釋力很糟的觀點。它無法解釋，丟掉大陸的同一群人，來到台灣後卻可以開啟一個全新的時代。這使得在野黨只能將戰後的台灣發展，歸咎於美國扶植、開明專制的民主模式，為了將解釋簡化，蔣氏父子就成為體制的運作核心。

執政黨也有類似的問題。他們無法將政府在1949年之後的改變交代清楚，特別是，從1930年代開始，國民黨／政府就一直很焦慮的共識難以凝聚、政府與民意背離的議題，在歷經許多無效嘗試後，才透過蔣經國的「布爾什維克」在地版，取得新的運作動力。但是，承認蔣經國在此的開創性，就等於是否定國民黨與創黨理念的一致，於是，他們略過其中的關鍵不談，而只談蔣經國的個人形象。

也就是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得到的，是刻板印象的蔣經國。

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前天召開記者會，宣稱要「反對勞委會愚昧修改工會法同意教師籌組工會」，歸納其說詞與近年來反對教師工會的講法幾乎完全一樣，例如：組工會後，將使「勞工教師」與「專業教育人員」陷入角色混淆、發動罷教置學生權益於不顧、反對教師福利權力一把抓等。

雖然這些仇視教師工會的意見荒謬到近乎離譜，我們還是簡單回應如下：

首先，有關組工會就變成非專業人員的說法究竟從何而來？台灣的醫師早已組織工會，難道這些醫師組工會後就成為非專業的醫療人員嗎？教師的形象應建基於對教育專業的堅持與付出，校長協會硬把「勞工教師」與「專業教師」對立起來，不僅污辱了所有的受僱者，也絲毫無助於提升教師專業。

其次，為何組工會後會影響學生權益？姑不論罷工亦有其進步性，應該看到，作為一個重視教育的國家，以學生受教權為名來反對教師工會，確實是最為廉價有效的理由，問題是，這樣的說詞完全站不住腳，一來依目前規定，要發動罷工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二來台灣更缺乏理解、支持罷工的社會條件，很難想像，教師工會要如何發動一場未取得社會認同的罷工？更何況觀諸近年來侵犯學生受教權益者尤以錯誤教育政策為甚，未來教師組織取得協商權之後，當可有效減少此類錯誤政策發生的機率，職是，教師組工會反而是維護學生權益與教育專業的大利多。

再者，有關教師福利權力一把抓究竟所指為何？此說其實與組工會後原有權利會喪失一樣，都是之前教育部反對教師工會的標準說詞，沒想到現在連教育部都改口支持了，校長協會竟然還拿來說嘴。尤其說不過去的是，校長協會一方面莫須有地指責教師「趨利避責」，一方面卻又肯定國教法惡修方便讓校長提前轉任與屆齡延退，甚至積極遊說重談課稅配套以爭取自身利益，這究竟哪門子的標準？

毫無疑問，勞委會積極推動工會三法修法，不僅不愚昧，更是保障台灣人權的進步作法；相反地，校長協會選擇在國會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項重要人權公約及其施行法後不久，召開反對教師組工會的記者會，才是自暴其貧乏人權概念的不智之舉。

最後，建議已經無計可施的校長協會，為求能從根本瓦解教師工會，與其批評勞委會，不如再扯大一些，例如：一併譴責將開放教師工會列入政見的馬總統、譴責通過兩項國際公約的立法院、譴責要求教育部「應將兩公約納入各級學校課程」的法務部，或者直接譴責通過「世界人權宣言」與兩項國際公約的聯合國。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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